文 | 姜建强
▍（一）昭和与平成，上流与下流
这是最近的一个话题。
明仁天皇的即将退位，日本的平成时代行将打上休止符。平成时代的开启正好重叠了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在1989年年末拉开“失去20年”的大幕一直到今天。为此有中国学者不无乐观地提出了“失去30年”的新概念。显然，如何评价这平成30年是今后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送走昭和时代的时候，日本一群高中生在皇宫前嘻嘻哈哈地说弥留之际的昭和天皇也“卡瓦伊”。显然，这是一种心情，一种当时的国民心情。
30年过去了。想来戏说天皇也“卡瓦伊”的这批高中生们也人生过半了。从昭和到平成，如果用你认为最到位的语言来概括这二个时代精神的话，那你会选用怎样的词语？笔者用四个字来定位：“上流”与“下流”。
战后的昭和是“上流”社会，改朝不换代的平成是“下流”社会。感觉上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往“上”的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过美国人均DG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了4044亿美元。中国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2015年，立教大学特任教授福岛清彦更为冲击性的发言称：从GDP的价值观来看的话，2013年薪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超越日本。从今后经济成长率和外汇兑换来看，韩国和中国台湾超越日本应该为时不远。
这就是上与下的历史性的错位。但这个历史性的错位引出了一个话题是：日本真得是我们所说的失去的30年？停滞的30年？对此笔者是存有疑问的。实际上从转换角度来看，这30年恰恰是日本变革生存模式的30年，是草创后现代人生活样态的30年。
记得在日本被中国超越成为全球老三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经济大臣与谢野馨，虽酸溜溜但也不无前瞻地宣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的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令人想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说过，不丹王国很早以前就提出用全民幸福代替GDP，日本应该向不丹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幸福吗？
这里，笔者想起了“小确幸”这个新词。这是村上春树在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里的造语。何谓小确幸？村上的解释是虽小但确实的幸福感（小さいけれども、確かな幸福）。这就像是耐着性子激烈运动后，来杯冰凉啤酒的感觉。这就像把自己的内裤叠放得整整齐齐放入抽屉的感觉。这就像摸摸口袋，居然还有两个硬币的感觉。这就像电话响了，拿起话筒听出是刚才想念的人。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在三秒到一整天不等。
村上还熟练地念起鸡汤经，说要是少了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庄子说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感悟生活中有小美。这个小美是否就是小确幸？这个小确幸与经济的零增长有什么关系？
▍（二）
人最终喜爱的是什么？
日本拥有世界前八的人口数，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只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统计），自1949年以来首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厅认为，死亡人数的减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自动刹车灯车辆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视野的道路改造，安装能见度更好的LED信号灯等所产生的结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20年将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数减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标。显然这是技术与人的素质综合的一个结果。相对交通死亡率高的中国，日本人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少的交通死亡数，不感到一种绽开笑颜的小确幸吗？
日本为癌症立法，2016年12月9日国会通过了新《癌症对策基本法》。日本人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患上癌症的时代。但随着日本医疗的进步，5年生存率已超过60%，不住院治疗已成为可能。
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为了能让患者在被确认后保持生活稳定，法律要求企业方面给与相应支援，使其能继续工作或就业。而对于儿童癌症患者，则要求创造条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疗外，还将在学校推进与癌症相关的教育。
日本为癌症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令我们无语。因为我们只听到环保部门的发布会这样说：没有数据显示雾霾与肺癌高发有关联。那么，你说，小确幸的天平翘起在哪一边？
在2016年11月29日公布的《东京米其林2017年》，日本有12家餐厅上榜三星，其中有4家连续十年获得三星，54家餐厅上榜二星，161家上榜一星。还有48家人均消费5000日元以下，被誉为物美价廉的“超值餐厅”得到了特别推荐，共计上榜315家。有这么多的餐厅上榜星级，其背后需要有什么理念来支撑？
笔者以为最为核心的有二点：第一点是食品安全，提供给食客的食材不能有假货或以次充好，当然更不能有任何的污染。第二点是鲜美的口味，这里的难点在于厨师的艺术匠心是如何做到“漫画会比长诗更深入人心”的。
毫无疑问，这二点日本人都做到了，所以，他们用他们的小确幸宣布：这个世界上的美食，我们的学生都能品尝到。这就是日本学校的给食安全总是被安置在一个相当高度的逻辑前提。
每年1月，日本的第一生命保险公司会对小学6年级以下的儿童实施“长大后最想成为什么？”的调查。男孩最理想的职业是足球选手；女孩最理想的职业则是蝉联20年的“餐饮点心店主”，第二位最受欢迎的是“保育园·幼儿园老师”。没有好高骛远，没有政治正确，一切从最喜欢出发，一切从小确幸出发，一切从人性最深处的感触出发。
显然这就是“日本梦”总是能得以实现的一个视角，而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网上的一个调侃是这样表述的：“小明说：老师，我的梦想是踢足球。老师说：叫你父母下午来学校一趟。”这既是对当今中国足球烂泥扶不上墙的讽刺，也是对“你这孩子太傻了，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惊讶表现。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男性80.5岁，女性86.8岁（2015年的统计）。有一半日本女性活过了90岁，确实到了生物学上的界限。但留下的一个现实课题是“健康寿命”和“生活质量”。也就是说无大病痛，并能独自照顾自己起居生活，是如何可能的？超高龄社会，除了医疗和介护之外，传统的住宅、交通和流通等应该作怎样的根本性变革？
这需要技术更需要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如何设定老人的天堂：人最终喜爱的是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尼采曾经怀着几近癫狂的意识说的。而要做到这点，与经济增长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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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致主义成了揪心的白日梦
时隔4年，村上春树将在2月24日有新小说问世。但在问世前的1月10日，日本各大媒体首先曝光了书名：《杀死骑士团长》，有不少读者去书店预约这部上下两卷的小说。当然可以理解为是村上的粉丝，但粉丝的养成又与什么有关呢？不就是与人的心境平和与精神趣味有关吗？这也表明修养在这个国家是绝对的奢侈品，而且花钱也买不到。
日本喜剧歌手Pico太郎（ピコ太郎）创作的神曲《Pen-Pineapple-Apple-Pen》，简称“PPAP”。一经推出，引起日本网友疯狂转发，甚至在全世界引发热潮。有深刻内容吗？没有。有正能量吗？也看不出来。但就是喜欢看喜欢听，就是超热再超热。
看来这就是后现代的一个“惰性”：一切意义将被重估；日本“待机儿童”多，入托难也是个老问题。有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在网上骂了一句“上不了保育园的日本去死吧”（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想不到的是这句话被评上了2016年日本流行语，政坛人物还上台领奖。“日本去死吧”显然是骂政府骂执政党的，但执政党非但没有光火没有封杀没有批判，反而把这句话当作了工作的动力，向国民发誓要彻底解决“待机儿童”问题，来个“一亿总活跃”。
如果要问何为幸福指数？“日本去死”就是幸福指数；2016年来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比上年增长22%，达到了2403.9万人次，并首次突破2000万人。低层次的爆买虽然结束，但深层次的爆买仍在继续。日本的观光立国，第一次有了更为坚实的展开。游客到底喜欢日本的什么呢？是否也是想用仅有的10天时间体验日本人的小确幸？
收纳专家山下英子首提 “断舍离”概念，本质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种新的整理术，而是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样态。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东西，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用百元店和便利店解决生活问题已趋日常化。远离百货店，远离名牌，远离一切不需要的东西成了一种时兴。迂腐、敷衍和挪揄那种增长的名牌志向，让精致主义和贵族气质成了一种揪心的白日梦。
多少年前德国作家的一句名言是：所谓富裕就是需要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场所能够立即到手。显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者。现在日本全国共有53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为止），20米的距离必定有一家便利店进入你的视野。
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能在20多年前成为畅销书，就是日本人对破执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鸭先知。
回归本心，亲近自然，摆脱物欲对心灵的统治。尽量降低对于自己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追求，用一种风雅之道关注生活本身的美好。所以，清贫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困。清贫即是选择最简单朴素的生活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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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确实成了中国有钱人的“后花园”
日本是向内与收缩的王者，当然也是微观经济的王者。
从暗处，从细节，从式微处来控制世界，化整为零的典型就是我们面临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本土日本，一个是海外日本。当我们谈论失去与停滞的日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忘记了海外的日本。而日本人则高兴与希望我们忘记还有一个海外日本的存在。因为只有忘记了，他们才可以“知其雄，守其雌”。
“知强守弱”恰恰是日本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日本人在创新方面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高达70%-90%，如美国移动电话配件的九成是日本造，50%的飞机零件只能是日本制造，日本工业单位GDP能耗相当于中国的1/7。
实际上，日本早在2002年就全面启动了一项国家战略：强化知识产权。何谓强化知识产权？形象的说就是用你这个国家的品牌包装日本的零配件。而当你全力推销自己国家品牌的时候，当你推销的品牌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也就是对日本零配件依赖性越来越大。你对自己的品牌越有自豪感，日本人也就越高兴，因为你这个自豪少不了我的技术与创新。
虽然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但日本人喜欢这样的暗处。所以当蒋介石说中日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的时候，已经看出了日本人内核精神与阳明心学的关系。看来正是内、缩、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这个结果就是到2015年为止，日本超过150年的企业有21666家，而中国不足100家。
“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道元禅师的诗句道出了日本人按照自然的节韵生活着的那种然澄澈明。从这点看，日本真是个幸运的民族。没有经历过皇室的改朝换代，没有外族的侵略，因此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不会被颠覆和断代的幸福价值观。如20年前被边缘化的御宅族文化，如今却成了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成了“COOL-JAPAN”文化输出的“OS”。巴西奥运会闭幕式的“东京八分钟”，安倍扮演超级马里奥登场。这绝不是政治收编，而是“失去30年”的一个附产品——零增长的公共无意识，还原成了一种民粹，一种未来志向的民粹。
这个“民粹”的一个最终结果，就是日本确实成了中国有钱人度假过节的“后花园”。地理上近是个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提供了后现代人生活的一种范型：环境—安全—健康。这绝对是个不断向上的良性互动的组合。
当然，泛泛而论“日本技术中国市场”固然也不失逻辑性，但这个市场如果总是与政治绑定，如果总是受不确定因素干扰，如果总是利益率上不去的话，那么“脱中国”又如何？“脱中国”是否就一定不可行？实际上日本在近10年一个最大的让他们略感得意的就是一个“脱中国”的后现代生活模式在日本已初具模型。安陪在政治外交的运作上之所以还有底气，也是与这个初具模型有关。
相互依赖，当然是中日经济的一个特点和看点。但从依赖的比重上看，很难说是日本高于中国。这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元重在最新出版的《经济大变动》（PHP出版，2017年）一书中说：“中国要维持安定的经济增长率，把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出口扩大路线转换为服务业为中心的内需扩大路线，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让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显然这里说的就是经济依赖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