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中华文化要张开双臂拥抱伊斯兰文化，以带来新一次的“增长元气，别开生面”。也许很多人会质疑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一个政治排他性极强的文化，不可能与其他文化共生共荣。
但只要回头看看历史，这种交流是有极大可能发生。佛教文化的传入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流过程，最初，外来文化进入，波澜不惊，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传统的本土文化产生碰撞，纷争不断，之后双方遵循和同不同原则，主动或者被动地互相学习，互相适应，共生发展。中国成功地塑造了汉传佛教，将佛教从一个苦修的秘密教派，变成了世俗接受的宗教，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
乐观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接触伊始冲突不可避免，“三武灭佛”，一次比一次惨烈，但恰恰是冲突，使得双方反思，加快了融合调整的步伐。今天，部分维吾尔人与主体社会之间的对立，时有发生的流血冲突、暴恐袭击，也将加快这一进程。中国人理应正视现实，理性思考两种文化的未来，第一步就是要抛弃伊斯兰恐惧症，因为
恐惧容易导致偏见，让人们远离真理。
恐惧是政客最擅长使用的工具，政客千方百计地散播各种恐惧，让人们相信他所描述的景象，当人们开始恐慌，就会失去判断力，陷入盲从之中。
近年来，伊斯兰恐惧症已成为西方大众的流行病，并传入中国。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历史记忆，伊斯兰恐惧症虽开始传播但仍没有感染太多中国人，中国大众中最流行的是另一种恐惧症。
苏联民主了，苏联解体了，国力衰退，从超级大国降为地区大国，还时不时被美国欺负。东欧民主了，华沙、布达佩斯比上海“至少落后十年”（《中国震撼》张维为著）。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印度民主了，教派冲突不断，基础设施陈旧，经济落后，人民始终没有摆脱贫困。东南亚的菲律宾民主了，政治黑暗，腐败横行，清廉排名在中国之后。血浓于水的台湾也民主了，枪击、黑金政治、立法院打架、行政效率低下。
从东欧到东亚，还有非洲，南美，国内媒体向民众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照西方民主转型的国家哀鸿一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用某媒体的话说：
“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
古代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天地君亲师，长幼有序，中华文化注重伦理纲常，中国民众崇尚秩序。当追求秩序的中国人总是看见这些景象，西式民主破坏秩序使转型国家陷入混乱，心里不由对所谓西式“民主”感到困惑，对它们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感到恐慌。媒体不厌其烦地报道，使大众产生一种感觉，如果西式“民主”了，中国将步失败国家后尘，再次衰败。于是，近代痛苦的历史记忆浮上脑海，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国力衰弱备受外敌欺辱，失地赔款，人民流离失所。中国人害怕重新沦为失败国家，于是恐惧油然而生。
与失败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共的“协商民主”制度下，中国社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九四九年后中国重新在国际上确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到了世纪末又确立了经济大国地位。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以一个强国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与海峡对岸的台湾比较，大陆经济总量、国际地位高出好几个数量级。有人说两岸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相差太大，不一样不具备可比性，那么剔除这些指标，台湾社会充斥着省籍之争，族群之争，街头运动，中共的老对手中国国民党失去政权，党纪涣散。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共一直保持成功者的姿态，中国国民党被贴上失败者标签。
成功者总是被推崇，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世间罕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哀鸿一片，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中国模式”受到多方推崇。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强力干预，这种干预是由一只有效率的官员队伍执行的。这揭示了国家成功的秘密，那就是必须拥有一个有着高度执行力、办事有效率的政府。中共是一个列宁式政党，奉行“民主集中原则”，保证了党中央的决策在全党内的高效执行。中共以党治国，共产党员构成了政府主体，确保了政府的高效率、高执行力
“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中共，而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高效率的以中共官员为绝对主体的政府。
作为有效率的政府，中共并不是历史上的首创者。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王朝的缔造者通常通过军事手段取得政权，军事组织讲究执行力，随后建立的官僚政府保持了这种效率，于是在王朝建立后三代以内通常会迎来一个盛世，当官僚政府效率变得低下，执行力下降后，王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战争，血腥的王朝更迭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有效率的官僚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