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
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蠢动。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此处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