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读《思考，快与慢》系列的第三篇
目标与启发性问题形影不离
对于有难度的问题，我们总是很难快速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此时系统1就会找到一个相关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原来的问题更容易作答。我们把这种回答一个问题而绕开另一个问题的做法叫做“启发”。
思维的发散性可以使懒惰的系统2摆脱很多繁重的工作，快速找到难题的答案。“启发式问题”相对于“目标问题”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作出回答。
但是，一个懒惰的系统2往往会遵循最省力法则，不经检验就认可某个启发式答案。你不会被难倒，也不必非常努力，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其实答非所问。此外，你也许都注意不到目标问题很难，因为你的头脑中会很迅速的闪出一个直觉性答案。
第三部分，为你介绍启发法造成的几个大坑，你不得不防。
大数法则与小数定律
即使是对统计学一无所知的人也听说过大数法则，但是知道并非等于选择，我们很难理解下面两句话是一回事：
1 大样本比小样本更精确
2 小样本比大样本产生极端结果的概率大
设想一下我们在池子里取球，黑球和白球各占一半，我们假设取出球再放回去，不停的做记录，最终发现出现“2黑2白”的次数会是“4黑4白”的次数的6倍。
某县的癌症发病率高出全国平均值好多，人们很容易推断出，乡村生活贫苦——医疗条件差、酗酒、吸烟、喜欢吃某种食物等。如果反过来发病率低于平均值很多呢？人们又可以解释为，没有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食品纯天然，生活作息规律等。其实，真实的原因只是观察方法依赖于调查方法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案例中主要依赖调查样本大小。用统计学理论可以做出如下解释：相比大样本，小样本更容易出现极端性（高发病率和低发病率），这样的解释并不存在如上所说的那些因果联系。
即使是科学家也很容易犯最基本的统计错误，很多心理学家选择的样本都很小，致使他们有50%的风险不能证实其正确的假设。他们低估了样本变小范围会出错的概率，靠直觉印象而不是计算来做决定。
很多社会调查同样是建立在小样本的基础上的，但人们更相信小样本能反应调查对象的整体情况，这一强烈偏见也是一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即我们常夸大所见事物的相容性和连贯性。调查者过于相信通过有限的几次观察得出的结果，这一现象与光环效应紧密相连。我们常会觉得自己对某个人很熟悉，但事实上我们对他所知甚少。
对随机事件作出因果解释必然是错的
篮球运动中有时某位运动员“顺手”被当成事实被运动员和教练普遍接受，如果一个运动员连续进了三四个球，队友就会更多的传球给他，对方球队则会对他加强防守。然而对上千个投篮动作的分析结果十分让人失望，根本没有“投篮顺手”这件事。
如果你听从自己的直觉，就常常会因为把随机事件看成是有规律的事件而犯错，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生活中大多数事情并不是随机的。
统计学家的很多观察研究都可归结到因果关系的解释上，但他们不承认如此，许多事实其实只是巧合，包括事件的采样。对偶发事件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必然错误的，它是启发法的另一个大坑。
锚定效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会发生一种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锚定效应。人们的判断明显受到没有任何信息价值的数字的影响。
一个实验中，一些任职经历平均15年的德国法官先是读了一份案例，讲到一个妇女在商店顺手牵羊被捉住，然后开始掷骰子，这个骰子被做过手脚，只能掷出3或9，骰子一停，实验人员就问那些法官那位妇女服刑时间应该比骰子上的数字大还是小，最后，实验人员问这些法官，他们给判的服刑期到底是多少。平均来看，那些掷了9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8个月，而掷了3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5个月。
如果问：甘地去世时比144岁大还是小？甘地去世多少岁？大多数人估测的年龄会比实际去世年龄（35岁）大很多。
你在考虑买房花多少钱的时候，也会受到要价的影响，同样的房子，如果市场价格高，它就显得比市场价格低时更有价值，即使你决心抵制价格的影响也没有用。
我们对锚定值的调整往往是不足的
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产生了锚定效应，系统1的启发效应会产生锚定，系统2也会产生锚定，这是它在进行刻意调整时发生的。
孩子在房间里喜欢把音乐开的很大，父母却很恼火，两代人的关系紧张，其原因是调整不足。家长让孩子调到“适当”音量，但听着特别大声音的孩子即使想这么做也很难，还认为家长忽视了他们的真心让步，这是他们无法从高锚定值中调整过来造成的。
锚定效应何时使用，何时不适用?
你已经知道锚定效应无处不在，有时是由于启发效应，有时则是因为调整不足，产生锚定效应的心理机制使我们比自己预想的更容易受影响。
在谈判中，《思考，快与慢》作者卡尼曼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认为是对方做出了无理的提议，你就不应该提出同样无理的提议，因为两者之间有距离会使商谈难以进行。你应该大吵大闹，夺门而出，或者威胁对方说自己也会这样做，要让对方明白以这个数字为基准的话，谈判将难以为继。
心理学家亚当·佳林斯基和托马斯·慕斯魏勒提出，在商谈中要集中注意力搜寻大脑记忆来抵制锚定效应，激活系统2的做法会很奏效。例如，在第二个提议人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或无法接受的价格时，锚定效应就会减弱或消除。简而言之，有意的“为对方着想”的策略也许是抵制锚定效应的好方法，因为它否定了能产生这些效应的带有偏见的想法。
科学的利用可得性启发法
与其他判断启发法一样，可得性启发法就是用一个问题替代另一个问题，不直接说出事件发生的频率，而是列举那些使你轻松想起相关事例的因素，其中每个因素都会成为偏见的潜在来源。比如：
你可以很轻松回想起自己注意的突出事件，娱乐明星离婚率和名人的性丑闻格外引人注目，你很容易认为那些明星和名人私生活都很乱。
一个大事件足以提高此类事件的可得性，911后美国人在高速公路上的死亡率直线上升，因为大家在电视上亲眼看到飞机事故，于是大家都改变了出行方式。而事实上公路死亡率比飞机出行要高得多。
一个与你利益相关的判决错误会迅速削弱你对司法制度的信任度，其影响程度比你在网络上看到的类似事件影响程度深远得多。
意识到自己的偏见有利于团队关系融洽
实验证明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可以使夫妻关系更和谐，研究者问夫妻对保持清洁做出的贡献，两个人回答的贡献率加起来会大于100%，这是简单的可得性偏见：夫妻二人都更容易记住自己为保持清洁做出的努力，导致对概率判断不同，偏见未必都是自私的，其实把清洁问题换成争执问题，同样夫妻二人也都会高估自己引起争执的概率。
同样，一个团队内，很多人都会同时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同，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的的努力超过100%。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牢记一点，你做的事偶尔会超出你分内的事，但是你应该知道，其实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在此时有着相同的感受。
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
中风致死的数量几乎是所有意外致死总数的 2倍，但 80%的受试者却判断意外事故致死可能性更大。
人们认为被闪电击中致死的概率比食物中毒要小，不过，前者致死率却是后者的 52倍。
得病致死是意外死亡的 18倍，但两者却被认为概率相等。
意外死亡被认为是糖尿病致死率的 300倍，但真正的比率却是 1:4。
道理很简单，对死亡的原因估测因媒体报道而有所改变。媒体更关注新鲜和尖锐的事，媒体不但影响公众兴趣，也收到公众兴趣的影响，编辑们不能忽略公众需求，不同寻常的事更会引人注目。
正是因为这种启发作用，效用叠加发生了，效用叠加是一连串自持事件，它可能开始于相对次要的事件被媒体报道，然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和政府行动，媒体跟进，民众恐慌，危机升级，这个循环会因有意操纵民意的个人或组织所加速，任何怀疑问题严重性的人都有“欲盖弥彰”的嫌疑，以至于夸大危机。这时候，政治体系的回应也会受公众情感强烈程度的影响，效用叠加使整个社会重新设定优先考虑事件，其他风险和关乎公众利益的资源利用方式都显得不重要了。
民主难免无秩序，其中部分原因是引导民主信仰和态度的可得性及情绪启发作用难免有失偏颇，即使这些因素都指向正确的方向也难以达成完美结局，心理学应该助风险政策的设计一臂之力，使之集专家知识、公众情感及直觉于一身。
作者：天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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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毅，关注海外投资，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本着去伪存真的目的，分享亲历海外考察的投资见闻和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