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之所以说“郑和七下西洋”之举于当时只是一次试错，是因为这场前后延续28年的（1405年—1433年）远洋行动，在郑和身死之后便戛然而止。相比之下，比大明王朝晚了十几年开启海外探险之旅，且起点和规模要低得多的葡萄牙，不仅没有因开拓者恩里克王子的身故（公元1460年）而止步，反而一步一个脚印的构筑起了全球化的“葡萄牙帝国”。
葡萄牙帝国
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概因为“海洋”对二者的意义完全不同。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并且在综合实力独霸于东亚的中央之国来说，海洋所带来的商业之利只是用来锦上添花的。甚至这个“花”添与不添，亦不取决于是否有经济价值，更要看有没有可能影响王朝内部的集权度及稳定性。所谓“凡士农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清.雍正）之语，便是这一观点的最好总结。
反观葡萄牙，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土地狭小而贫瘠，人口不过百万（15世纪），甚至一直笼罩在强大近邻“西班牙”的阴影之下。海外扩张成为了其唯一改变国运的救命稻草。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率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今天我们是没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看到葡萄牙的。普通民众，将更多通过本菲卡或者波尔图这样的葡萄牙足球队了解到葡萄牙人想一直渴望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就像巴塞罗纳俱乐部和毕尔巴鄂竞技队，成为巴塞罗纳人、巴斯克人表达独立情绪的窗口一样。
巴塞罗那球迷
以“农本思维”来看，控制一片土地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然而郑和下西洋之举并没有肩负这样的战略任务。让更多的海外国家进入朝贡体系，以彰显新王朝的强大，是其最主要的目的。至于由此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包括航路的开拓，反而只是可有可无的副产品了。
上述思维并非只存在于明朝和朱棣的脑中，而是华夏文明一直以来的思维方式。在华夏文明的“天下”（世界）观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一是“王者无外”，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已知的世界，都应该臣服于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二是“华夷之辩”。这一观点在将“华夏”定位为文明中心的同时，同时承认华夏文明无法覆盖的“天下”，所谓“蛮夷”是客观存在且无法融合的。
以地缘视角来说，带有鲜明温带农业区特征的华夏文明自身的局限性，造就了“华夷之辩”。难以为华夏文明所融合的即包括蒙古高原这种游牧之地；也包括热带地区这种，虽然可以开展大规模农业，但却因气候差异巨大、距离过远而无法有效统治的区域。在“华”——“夷”有别，但却又在理论上必须同奉一个“共主”的逻辑下，统治之下华夏文明覆盖之下的土地，被定位为“内服”地区（核心区），纳入王朝的直接管控范围；以外的区域则属“外服”地区，被允许以羁縻、朝贡的方式存在于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中。
应该说这一观点本身，带着鄙视其它地区和文明的成分，甚至因此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后，而一时无法适应，但其正视地缘差异的思辩方式，却也算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反观一神教思维主导下的“西方”世界，却是认定可以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模式统一世界。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无论是狂热天主教徒、穆斯林所引发的圣战，还是美国极力在全球范围推广普世价值观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可以这样说，抛开“华夷之辩”中的盲目自大的成分，中国人在当下接受“多元世界”这点上，要容易的多。若是理解了这一点，忧心现实的中国，会希望崛起为一个全球制霸国家的想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既然在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央帝国并没有在海外扩张的动能，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去做什么战略性的计划，尤其是在海外“再造中华”这种事了。事实上，帝国中央不仅没有给予郑和船队 “殖民”海外任务，反而使之成为了一次召回外流之民的威慑之旅。那些被视为背祖忘宗，且带有浓厚了商业色彩的海外华人，被视为流民，甚至“天朝弃民”，回归故土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此，明朝给予这些海外华人的政策是：给予“大赦”（意思是移民行为有原罪）。听闻招谕归国者，可既往不咎、还复本业。带头回流的移民领袖，甚至可以得到厚赐。反之则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点，在明成祖（朱棣）所颁发的诏书中有明确记载：“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明成祖 朱棣
召回海外“流民”政策实施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技术落后的古代，“人口”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应对战争，都需要大量人口。同时，“人头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人口大量流失海外，不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即使不直接威胁中央之国的安全（比如做海盗），也会导致经济上的损失。
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试图在三佛齐故地立国的梁道明、陈祖义两人，成为了正、反两种选择的典型。前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听从了使者的劝说即刻回国（公元1405年），并受到了帝国中央的嘉奖。大量迁居三佛齐的中国移民，也随之回流；后者则因率众割据旧港、拒绝归国，而与他的“海盗集团”一起，被回程的郑和船队所剿灭（公元1407年）。
剿灭陈祖义的直接理由，是其聚众为盗、为害南洋，并阴谋袭击郑和船队（抢夺财物）。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海盗”也并非不能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后来的大英帝国最有发言权。从16后期的伊丽莎白时代起，英国人就开始为亦商亦盗的武装民船，颁发“私掠许可证”，以从战略上打击西班牙等竞争对手。这股被称之为“皇家海盗”的民间武装力量，在商业和军事两条线上，都为“日不落帝国”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陈祖义所代表的“海盗”，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皇家海盗”。然而无论从中央之国的文化属性，还是明朝的政治结构来看，却都是绝对不可能容许这种秩序破坏者的存在的（更别说“奉旨为盗”了）。为了避免海外华人的移民、商业行为，对国内之民造成不好的示范，王朝更愿意采取一刀切式的“闭关锁国”之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闭关锁国之策，使得本可依托母国，从正常贸易中获利的海外移民，只能通过海盗、走私等行为，获取生存空间；这些行为反过来又更加刺激朝廷坚持海禁。
很显然，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无助于中央之国的海外扩张，更会一次次的消磨掉，中国社会自发而生的海外迁徙热情。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后期，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同时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导致内部人地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方才有所改观。回到“大航海时代”，中央之国的固有文明属性，与海外商业、人口扩张的天然冲动之间，有的只能是互相消耗。
如果说明朝最强大时，上述矛盾尚没有凸显。陈祖义的授首，也无非是又一次彰显了中央帝国的强大。那么明朝后期为祸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之乱，就堪称这一结构性矛盾，所触发的一次战略级的事件了。讽刺的是，在明朝将亡之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的民间海商（盗）力量，竟然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尽管这根稻草最终未能挽救明朝的国运，但却在地缘层面将台湾这个化外之地，变身成为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巧合的是，这股海上势力的代言人也姓“郑”（虽然郑和的“郑”是赐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