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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定｜文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家陈时伟教授的死，竟是一个谜团和传说。
这照张片来自兰大文库网站学人风采栏目，是迄今网上能查到陈时伟先生为数极少的几张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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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知道陈时伟这个名字，是读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在书中曾写道：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同一小队两个右派的妻子，《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鸣；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杞（兰大化学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夹边沟农场。和凤鸣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高尔泰与陈时伟同为夹边沟受难人，加之高尔泰平反后又到兰州大学哲学系工作，对兰大的事情或许熟悉。因此，我一直以为高尔泰书中所言不虚。我后来写《万古长夜闪星火》一文时，在文前按语中还说“我在兰大工作10年，但长期不知道有位叫陈时伟的副校长死在夹边沟。”
但今年读了一些史料，发现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有些事实方面的差错，左宗杞女士的确被打成右派，但当时留在兰州大学“监督使用”，侥幸未遭流放；而且现在看到的材料，陈时伟被打成右派，流放夹边沟，这是确切的，但后来的命运，尤其有关陈时伟先生去逝的时间、地点，乃至原因，竟然有多种说法，高尔泰先生文中所写，应该不确。
高尔泰先生在兰大哲学系前后6年时间，但中间有三年多被中国社科院借调，客居京华，兰大的前尘往事，他可能所知不详，更何况高尔泰先生写作《寻找家园》时，已经人在美国，查询资料殊为不易，因此，书中出现一些事实性差错，想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关于陈时伟之死，另一外说法来自向承鉴先生的回忆录《炼狱归魂》，向承鉴先生是兰州大学化学系56级的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改造，正是劳改期间，他和其他几位一起被下放的同学目睹了大饥荒中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义无反顾创办《星火》杂志，代民立言，控诉暴政，最后酿成著名的“兰大反革命集团案”，被判重刑，获释平反后，写成回忆录《炼狱归魂》。
这是一部未刊书稿，熊景明老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时，收藏了这部书稿，并放在该中心的网站上，一些研究者得以看到这部心血之作。
向承鉴是化学系学生，与陈时伟夫妇有直接师生关系，因此，书中对陈时伟夫妇的遭遇多有记述：
五八年我离校不久，江隆基从北大调任兰大校长。这位资历深厚、党内难得的教育家，……为人正直，廉洁俭朴，克己奉公。……据说，陈时伟先生就是他三番五次向省委打报告，从夹边沟拉回学校的。
陈时伟副校长五八年受‘双开’处分后遣送夹边沟改造。夹边沟是‘有去无回’的鬼地。由于得到其妻左先生的全力救济，才逃过饿死的厄运。陈先生虽暂时躲过饿死的厄运，终究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浩劫。他的女儿五八年高考甘肃理科状元，没有大学接收她，一直漂泊好多年，‘文革’中了无声息地被‘滚滚革命洪流’吞噬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如花似玉、天资聪慧的姑娘，生命的奇葩没有绽放便凋谢了。
一九七八年根据（55#）文件，兰大开始为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一些以‘革命派’自居的人，设置种种障碍，就是不给陈先生改正。陈先生不只是兰大也是全省最大的‘右派’，给他纠正了，无异于给兰大、全省的‘反右’运动全盘否定、一锅端了。这是当时某些省上和兰大要员不能‘容忍’的。最后，官司打到中共中央，打到中共组织部长、主持平反纠正冤假错案的胡耀邦那儿。据说上报陈先生的材料上列举许多‘罪状’，以证不能改正理由。胡耀邦大笔一挥，批道：“中央认为，凡是解放初期回国的专家、学者，起码都是爱国的。”没有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以高屋建瓴之势、无可争辩之理，把小人设计的‘小鞋’全击碎了。（胡耀邦不愧真伟人，功垂史册！）喜刚到，悲就至。
陈先生此时已是六十有几的老人，承受不了‘改正’的强刺激，他期盼得太久了，‘喜’来得太突然，由于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溘然逝世。
前辈向承鉴书稿中这几段，信息量蛮大：1、因江隆基校长挺身相救，陈时伟在流放夹边沟后重新回到兰大；2、陈时伟先生去逝，是在获得平反之后；3、陈时伟获得平反的道路也不平坦，甘肃省和兰州大学都有人试图从中作梗。
向承鉴先生是在1979年底，赶回兰大“落实政策”，为自己寻求平反的，在此期间，他见到不少同学故旧，但是“落实政策”之路颇为坎坷，他书中写了许多与化学系及学校当时负责落实政策一些人的交锋争博弈过程，右派问题解决后，他又奔赴几百里之外的天水，申诉要求平反让他入狱18年的“兰大反革命集团案”。
在这种情境下，他自顾不暇，虽耳闻许多陈时伟夫妇的事情，但未必有时间仔细求证，他书中的确也没有写到他有面见陈时伟或陈夫人左宗杞的事情。所以，他书中所讲是否准确，也待考证。
2015年6月，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王戈、王作人的著作《江隆基的最后14年》，书中一些章节，可与向承鉴先生提到的一些事情相互印证,证明陈时伟的确是在命悬一线时，经江隆基全力争取，侥幸逃离地狱般的夹边沟。
根据这本书所写，江隆基是在历史学家、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女儿登山中不幸遇难后，江隆基四处斡旋,最后找到甘肃省政法委负责人，据理力争，要求从劳改农场释放赵俪生和陈时伟。书中说：
江隆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磨破嘴皮子说了半天，总算说服了政法委书记，从死亡的边缘上一举解救了两个教授：陈时伟和赵俪生。
这本书中没有交待江找省政法委书记理论的时间,但根据赵俪生教授女儿赵絪《在苦难中磨砺——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一文中回忆，这是1961年2月的事情。
当然，赵俪生教授劳改地点，并不在夹边沟，而是在河西走廊上的另一个劳改农场——山丹劳改劳场。
在写作《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时，两位作者还采访了80年代曾任兰州大学校的化学家胡之德先生，胡之德是兰大化学系52级学生，56年毕业时留校并做了陈时伟夫人左宗杞教授的研究生，他向两位作者介绍了陈时伟从夹边沟回来时的情况,书中写道:
陈时伟教授是他从火车站接回来的，左宗杞找他商量怎么接，估计身体很差，他借了一辆架子车，铺上棉被，准备拉。果然，陈时伟骨瘦如柴，面色如土，虚弱得下不了火车，是他背下来的。他拉车，左宗杞远远跟着，怕人看见。到了家属院门口，他叫左先生先回去开门，随后拉被子将陈盖严，自己也拉帽子遮住脸面，低头穿楼而行。
如果按书中所说，陈时伟是与赵俪生同时返回兰大，那这也应该是1961年的事情。但是，《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中又说1959年8月12日，兰大召开为前校长林迪生为首的所谓“林任康反党集团”平反和为“白旗”“白专”摘帽平反的大会，“陈时伟、左宗杞、朱子清、赵俪生、郑国锠这几位老教授是专门派车去接的”，如果这一天陈时伟和赵俪生真的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就1959年时，陈时伟和赵俪生已经从流放地回到兰大，但这显然和赵俪生女儿的回忆有矛盾之处。
《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两位作者王戈和王作人都是作家，写作似乎不太重视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与交待，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瑕疵。
此书有一段还提到陈时伟先生从夹边沟回后来的情况：
像陈时伟、赵俪生、这样的“极右分子”暂时还不具备摘帽的条件，不摘帽按规定是不能登讲台的，但江隆基为他们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陈时伟身体太差，就安排他在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兼给学生上点实验课。
此后，本书中没有再出现陈时伟先生的名字，他是不是真像向承鉴先生听到的那样，熬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但在平反昭雪后，“由于过度兴奋，突发脑溢血（？）溘然逝世。”我们仍没有找到答案。
此外，除了以上记述，关于陈时伟先生的死亡，有一本叫《夹边沟诗祭》的书，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麦收以后不久，陈时伟校长便被保护性地从夹边沟调到酒泉农机厂继续劳动。到了秋天，农场的西瓜下来拉到酒泉上市，关武强还顺便到农机场给陈校长送过西瓜。1960年底，夹右幸存者在明水滩被解救时，陈时伟也从农机厂回到兰大。据说后来官复原职。关武强还想让陈校长兑现题诗、译诗的诺言，出差到兰州时去过兰州大学多次，但均未到得见陈校长。
《夹边沟诗祭》是甘肃两位作者谭增任、张中式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发表在网络论坛上，据作者谭增任先生说，之所以叫“历史小说”，是因为“是因为受访者在一些时间上的记忆不是很准确，或者也对某些事件所涉及到的具体夹右名字较模糊，故称为小说。”
书中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关武强（化名，13岁跟随革命，16岁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在甘肃省张掖专署水利局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2月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是送到夹边沟的第一批48名右派之一。）是夹边沟幸存者，在农场后期，饿殍横陈，死亡相继，他带着若干人负责埋葬死者，掩埋前他往往在死者被褥下、衣襟里发现遗留诗作，他就一一收起，直到近年方向作者出示。这些遗诗成为本作的一条主线，情节随之展开，并集成《夹右诗抄》收录于正文之后。”
《夹边沟诗祭》专门有一章，写陈时伟先生在夹边沟参加劳动的情景，甚至写提到陈时伟写的一道打油诗。总之，这位“关武强”先生的回忆里的陈时伟先生是一位体态微胖，风趣幽默的中年人，平时在劳动中，还受到很多照顾。这段近4000字，是现在能看到的唯一一篇描写陈时伟在夹边沟流放生活的文字。
当然，这位“关武器”先生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史实，多大程度上想象，就很难考证了。比如这本书中说：
关武强在场里认识人是很多的，当然也认得陈校长，而在一次陈校长搭乘他的皮车到酒泉寄一份挂号邮件的路上，两个人更加稔熟起来。那一次陈校长是邮一份材料给他的密歇根母校，大信封上中英文对照写着地址和收件人。关武强对这邮件上的中文和英文发出感慨：“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语言和文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像心电图似的英文和方块块似的中文又怎么能互相翻译呢？”陈校长大概认为他的问题不值得回答，就打哈哈说：“英文也是孔夫子发明的，所以英文和中文并没有天壤之别。”
这一段写得生动有趣，但是，我蛮怀疑其可靠性，第一，夹边沟农场是不叫监狱的监狱，被劳改的右派，属没有刑期的囚犯，没有行动自由，俩人能自由自地驾着“皮车”跑到酒泉去寄邮件吗？至少这和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所写大相径庭，更何况已经沦为政治贱民的陈时伟校长，这个时候，还会很张扬地与美国的母校写英文信件联系，这有点像天方夜谭，而且据现在的资料，陈时伟夫妇在美国，是在伊利诺依访学，所以，他的母校也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
上文所引，说在1958年“麦收后，陈时伟便被保护性地从夹边沟调到酒泉农机厂继续劳动。1960年底，夹右幸存者在明水滩被解救时，陈时伟也从农机厂回到兰大。据说后来官复原职。”说陈时伟回兰大后官复原职，当然是误传，但这里他说陈时伟回兰大的时间是1960年底，这我们从《江隆基的最后14年》一书中推算出来“1961年2月”，相去不远。
另外，网络上还有一位网名叫“负能量之王”的网友，根据网上的资料，整理了一篇题为《追寻陈时伟先生》的文章，认为《夹边沟诗祭》的说法不准确，他提供的一个说法：
“比较可信的事实是，陈时伟先生离开夹边沟后，最终饿死在甘肃武威黄羊河农场。在1960年底前，甘肃省委政府开始解救夹边沟右派分子。比较可能的是后来陈先生离开就全农机厂到了武威羊河农场，最终在这场饥荒中饿死。”
这位“负能量之王”，没有交待他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他的说法，也只能聊备一说。
这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就在快要收尾时，我无意中打开兰州大学的网页，发现兰大图书馆开通的兰大文库网站，在学人风采中，有一个陈时伟先生的简介：
陈时伟(1907—1973)，湖北省英山人。1931年毕业于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访问教授兼研究员。专长理论化学。1947年任兰州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兼理学院院长，1951年4月任兰州大学副校长。
简介旁，还配发了一张陈时伟先生的头像，照片上的陈时伟着西装，面容儒雅。这段简短的文字，迄今为止，是我看到兰州大学校对陈时伟唯一正式的介绍。
虽寥寥数语，而且对陈先生反右中的遭遇不着一字，但提供了陈时伟先生的生卒年代，按这个简介，陈时伟先生殁于1973，所以，可以判断他侥幸没有罹难夹边沟。但看来，他也没有熬过文革，没有如向承鉴先生书稿中所说那样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文革的疯狂岁月里，在江隆基校长惨死之后，九死一生的陈时伟先生有过什么样的遭遇，到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多详细的史料。只知道他的女儿陈绪明，在文革开始后，被几次揪斗后下落不明……
不过甘肃作家赵旭所著《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一书中，一位叫刘而森的幸存者讲了这么一段话：
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在夹边沟农场场部专门制造细菌肥料,我认识他。他从夹边沟回来后,我们单位去了夹边沟农场周怀义的儿子在兰州大学念书,陈时伟将自己的一间房子空出让这个学生住，据周怀义的儿子说，因1973年文革时，陈时伟美国的同学要来兰州大学看他，兰州大学就给陈时伟安排了一间阔气的房子，陈时伟因同学要来一时高兴和了心肌梗塞去逝了。
这段材料中提到陈时伟先生去逝时间与兰大官方文库网站提供的恰好吻合，文中说到陈先生死亡原因，与向承鉴所说又略为相近，对历经苦难的陈时伟先生来说，在那个非人的岁月里，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刻，如果真遇到一件让他欣喜激动的事情，想来也算是一件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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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来自兰州大学档案馆网站，图片说明是“1956年，陈时伟副校长正在进行科学研究”，照片模糊，应该是从报刊中翻拍的。一年之后，陈时伟出现在报纸上，就是兰大的第一号大右派了。
其实，我相信，对于兰州大学校方来说，陈时伟先生去逝的时间、地点、原因，并不是一个难解的迷团，档案中应该有清楚完整的记载，但面对民间长期以来版本众多的传说，也不见有人出面做一澄清。
想起陈时伟，心中难免有很多感慨，他们夫妇40年代末，放弃在美国安静的书斋与实验室，回到兵荒马乱的中国，在荒凉的西北兰州白手创业，一腔抱国之志，却在学术生命的盛年与政治洪流迎面相遇，落入万丈深渊。
陈时伟赍志以殁，花季的女儿下落不明，陈夫人左宗杞在文革后远走美国，终老他乡……他们夫妇创立的兰大化学系享誉全国，至今仍是兰州大学的名片，但在兰州大学，知道陈时伟夫妇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天涯犹在，谁诉凉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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