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蜂鸟》的开头，14岁的恩熙走错了家门。发现久久没人应门，恩熙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她用力地拽动着门把手，近乎疯狂地呼喊着母亲，但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这个镜头似乎是整个影片的一个缩影：在电影中，恩熙和父母、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她渴望父母的关心，也寻觅着未至的爱情，一切关系都漂浮不定。恩熙只能像只小小的蜂鸟一般，用力挥动翅膀，独自寻找着未来的方向。
这种感觉也是导演金宝拉的童年写照。金宝拉如今生活在美国，她在视频电话里告诉我，刚从韩国来纽约读硕士的时候，她经常做噩梦。在梦里，她的胳膊上有一道伤疤，妈妈会为她涂抹药膏。但有一刻，她开始担心，万一妈妈明天不再这样做了怎么办？
金宝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有一阵，她研究自己在梦里的感觉，并写下那些发生在中学时代的事情。许多生动的记忆开始浮出水面。她想起来，考上首尔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根据成绩，学生们会被分为A班和B班，A班的孩子有崭新的空调，B班的孩子只能在酷暑中默默忍耐。她还记得，班里的一个女生被选为了班长，但老师对她说，班长得是个男孩子，“你还是做副班长吧”。
初中时的金宝拉，好奇而敏感。虽不是个完全的反叛者，但她相信总有比考上首尔大学更重要的事情。她也为自己内向的性格感到尴尬，努力表现得合群。但在内心深处，她不确定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只能在生活中一点一点地探索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对于这些想法，金宝拉无人能谈。她有一起去吃炒年糕的朋友们，但她从未和任何人分享过自己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还是孩子，甚至都没法清晰地表达自己”。
那个时候，读书是她逃跑的方式。父母往家里买了很多韩国古典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金宝拉通通拿来读。虽然不能全部读懂，但她隐约感觉到，这些书带来的信息和她在生活中被告知的不太一样。读到《红与黑》时，她找到了一种共鸣：主人公于连的脑袋里也有很多想法，也为自己过多的想法感到尴尬。“如果你有太多想法，那你是去不了首尔大学的。大人们对我的期待是，只需要天天学习就行了，不用质疑任何事情。”但和于连在书中的相遇让她感到宽慰。
在纽约的留学生活也让她第一次与生长地保持了一种“健康的距离”，从而重新审视自己在韩国的生活、与家人的关系，以及那些在社会高速发展中被忽视的创伤。她意识到，父母和祖父母们各自承受着伤痛，却因忙于生计而彼此疏离。他们不懂如何疗愈，只是将伤口藏起来，继续埋头工作。而这些未曾愈合的创伤，最终沉淀在后代的身体与感知之中。
在韩国，人们常常用“八年级综合征”来取笑行为举止像初中生一样的成年人。但金宝拉想严肃地对待这个阶段，“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时期，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留下的创伤是清晰可辨的”。如果没有认真对待，那些被压抑着的记忆最终会像税单一样找上门来。而作为导演，她希望“为没有声音的人保留一些声音”。
金宝拉决定为这些碎片般的记忆制作一部影片。但她并不想只盯着自己的伤口，自怜，自哀。她更喜欢用一种类似人类学家或者医生的视角去回顾自己的经历，于痛苦的经历中保持冷静，进而采取行动。
为此，她和家人、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回忆了过去，也和同龄的朋友们谈了很多，问他们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长大的成年人，成长意味着什么。她惊讶地发现，很多人小时候也害怕父母会抛弃自己，而这种恐惧以各种疯狂的方式存在。于是，她在电影中把恩熙走错家门的场景设计成了开场戏。很多人都有关于父母争吵的记忆，孩子们原本以为父母会离婚，但他们总是在隔天奇迹般地重归于好。在剧本中，金宝拉也设计了这样的情节，争吵后的第二天，恩熙的父母又像往常一样，一起坐在沙发上有说有笑地看电视，沙发底下还散落着前一天晚上被打破的台灯碎片。
她也再次翻看了自己那时的日记。那个14岁的女孩令人吃惊地表达了内心的孤独，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吗？”这种少女所体会到的孤独感充斥着影片：失意的舅舅拜访恩熙一家，全家人目送舅舅离开之后，卧室的门一间接一间地关上，只剩下空荡荡的走廊；恩熙家经营着一家年糕店，店里忙时，无论是作为大家长的爸爸、正在经历婚姻危机的妈妈，还是叛逆的姐姐和经常欺负恩熙的哥哥，每个人都要在店里帮忙，大家熟练而沉默地切割、搬运、包装年糕，根本无暇顾及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情感。友情和爱情似乎同样摇摇欲坠：一起偷东西被发现之后，朋友在恐惧之下供出了恩熙家的电话，并不顾恩熙的追问落荒而逃；多次向恩熙表达好感的后辈，在经过一个暑假之后和她形同陌路，理由是“那是上学期的事了”。
恩熙的孤独在补习班老师英智出现后得到了抚慰。英智在黑板上写下“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在金宝拉看来，这也成了“贯穿全篇”的一句话：虽然恩熙和家人是最亲近的人，但他们并不了解彼此的内心。即便每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但像英智老师和恩熙那样，真正能够理解彼此灵魂的关系并不多。被朋友背叛后，伤心的恩熙在英智的教室得到了一杯乌龙茶。在金宝拉的记忆里，有一位补习班老师也曾递给自己一杯乌龙茶，但英智这个角色不仅局限于这位老师，而是“我生命中真正喜欢的人的混合体”。他们中，有金宝拉曾经教过的学生，有小区餐馆的老板，也有一位朋友——像英智对恩熙说的那样，他曾经告诉金宝拉，难过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手指，只要手指还能动，人生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过了40岁之后，金宝拉的想法“变得特别多”。她觉得，来到世界上之后，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做自己”的想法再次浮现出来，“社会给了我们太多压力，告诉我们应该去做某些事情，但在这些压力中，真正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巢穴。”
《蜂鸟》也是一种“做自己”的结果。在进入电影行业之时，金宝拉很担心自己是否能做到，因为韩国电影行业里的女性制作人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愿意投资一部关于14岁女生的日常生活的电影。金宝拉2012年就完成了剧本的初稿，但因为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她只能一边作为兼职教授在大学教课，一边修改剧本。直到2018年，电影才被制作出来。金宝拉一直没有放弃的原因并不复杂：在等待的六年间，她每年都得到了一笔资金。因为不想辜负第一笔资金的支持，她坚持到了第二年，又在第二年得到了另一笔资金。
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金宝拉也经历着抑郁和孤独。这是一部高度个人化的电影，需要挖掘自己的回忆，然后将其转化成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集体故事。金宝拉认为，想要拍出直抵人心的电影，必须在观众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而在保留这份脆弱的同时，还需要有电影制作人的勇敢。不过，她渐渐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写剧本的工作，“这甚至是拍摄过程中最有意义、最能带来愉悦的活动——沉浸在写作中，想象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再通过台词传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孤独和孤独的相遇
和金宝拉一样，生于80年代初的女导演郑朱莉也曾经历过创作时的孤独和困顿。
郑朱莉在韩国的家中向我回忆，研究生毕业时，她已经30岁了。那时候的她，只拍过一些短片，“既无法马上独立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又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于是，郑朱莉申请了很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幕后职位，但都被拒绝了。每次被拒，她听到的理由都是：因为是女性、年纪太大，还不会开车，因此毫无用处。
她只能先在自己毕业的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找了一份助教的工作，同时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写一部长篇电影的剧本。然而，过着日复一日、朝九晚五生活，领着每月固定发放的工资，她发现自己离写剧本的目标越来越远。尽管身边的人劝郑朱莉再坚持一下，但她意识到，“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辞职”。
在郑朱莉的脑海中，一直存在一个模糊的拍摄主题，这和她曾听过的一则寓言有关：有一只猫一直被主人宠爱着。一天，主人带回来一只新猫，令这只猫感觉到，主人对它的关心变少了。为了重新赢得主人的爱，猫抓了一只老鼠放在了主人的鞋子里。但是看到主人对老鼠的反应过于惊恐，甚至为此而打骂自己时，猫想：“主人可能没有我这么锋利的牙齿和爪子，所以无法剥皮吧。”于是，它又抓了一只老鼠，并剥掉了皮，方便主人食用。但它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反而让主人更加反感和厌恶。
郑朱莉时常想，如果主人能够理解猫这种行为背后的意义，并接受它，事情会怎么样呢？两个人是否有可能实现沟通，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于是在郑朱莉的故事里，那只猫变成了一个名叫“道熙”的女孩，而主人则变成了一位叫“英男”的警察。英男被塑造成一个从未真正体验过爱，也因为自己女同性恋的身份，和周遭环境隔膜，而无法坦坦荡荡地去爱人的角色。道熙则是一个从未被爱过的孩子，甚至对“孤独”这一情感毫无概念。在这个故事里，郑朱莉描绘了这两个孤独的人相遇的过程：她们逐渐能够识别对方的孤独，产生共鸣并建立联系。
这种孤独也对应了郑朱莉当时的心境：她人生的前30年都在忙着上学和拍摄短片。终于进入社会时，她发现周围很多朋友们已经结婚或者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尽管仍然希望从事电影事业，她却似乎看不到任何出路。与此同时，她也无法与他人分享这些感受或进行交流，反而把自己越发封闭在内心深处。
当时，她的母校韩国艺术综合学校和韩国著名的电影投资与发行公司CJ娱乐共同启动了一个产学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向毕业生和在校生征集剧本大纲，先挑选5个项目进入下一步的开发，并最终选出一个剧本制作成电影。虽然入围了剧本开发的过程，但郑朱莉的项目没能成为最终获胜的那个。在郑朱莉陷入茫然之际，负责项目的李沧东导演找到她，表示愿意作为制作人启动这部电影拍摄。
对于郑朱莉来说，过去那些独自感到孤独的时光似乎通过这部电影的制作得到了某种补偿。当她把剧本发给演员裴斗娜时，对方在看完剧本后立刻回复说愿意出演。郑朱莉后来得知，主角们的孤独深深触动了当时在异国他乡工作的裴斗娜，让她产生了一种等待已久的感觉。在写作剧本的时候，郑朱莉时常问自己，这是不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故事，别人是否能够感同身受？但在每一天的拍摄中，她意识到，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了。
最终于2014年呈现在银幕上的电影《道熙呀》，不再仅是关于两个女性的相遇故事，而是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问题，关于家庭暴力、同性恋和非法劳工。但郑朱莉认为自己并没有特意通过社会问题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与其说这是针对社会问题的表达，不如说是在描绘主角们的孤独时，生活条件、环境等因素也自然地附加到了角色的身上”。在男性主导的韩国警察群体中面对压迫的英男是这样，处于家庭和校园暴力中的道熙亦然。
然而，对于郑朱莉来说，作为电影创作者的孤独并没有随着《道熙呀》的成功而散去。2016年，郑朱莉开始考虑自己下一部想要制作的电影，并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专注于剧本工作。当时她以为，只要剧本写完，就会有机会拍摄，并很快进入制作阶段。然而，等她开始试图推动制作和投资时，得到的反馈却几乎清一色地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经历了反复申请、反复被拒的三年后，郑朱莉终于意识到这个项目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彻底放弃。这段时间的她感到无比绝望，比大学时找不到工作更甚——那些由《道熙呀》所带来的期待似乎都消失了，她也逐渐被人遗忘。
在这种绝望中，郑朱莉收到制作公司递来的一本法庭悬疑类小说。小说围绕一个青年展开，他被怀疑杀死了一名女孩而受到拘留，但故事的结局是，这名青年并非真正的凶手，事实是那个女孩在实习时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了自杀。郑朱莉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所擅长的题材，但原作作者在小说后附上的一段话吸引了她的注意。作者提到，自己是一名职业学校毕业生，写下这本小说是因为不久前一名高中实习生死亡的新闻让他感到深深的痛心。
郑朱莉开始查资料，发现在2017年初，韩国发生了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一名叫洪秀妍的职高学生在一家呼叫中心实习期间自杀。让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个职高学生会在呼叫中心从事如此艰辛的工作？为什么学校会将未成年的学生送到这样的地方实习？此前，郑朱莉只是模糊地从新闻中听到一些关于年轻人因过度劳累而死亡的事件。但随着深入了解，她发现这并非个例。在此之前，以及2017年之后，韩国还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实习生在工作现场死亡的事件：有年轻人在火力发电厂工作时，不小心被机械设备卷入，最终丧命；一名高中生在矿泉水工厂工作时被传送带夹住身亡。在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后，她开始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这不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只需修复这个环节就能解决的事情。事实是，整个系统就像精密配合的齿轮一样，每一部分都紧密相扣”。
同时，郑朱莉也在反思，为什么2017年发生的这起事件竟然完全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她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但当时只是一扫而过。回想当时，韩国正在经历朴槿惠总统弹劾案，全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件事上，她也不例外。她开始问自己：“为什么总统被弹劾这样的事情让我觉得如此贴近，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以至于每天都在关注？而一个少女在某个城市的呼叫中心工作时去世，却让我觉得如此遥远？这种距离感到底从何而来？”郑朱莉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是这套紧密配合的齿轮系统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让她感到深深的愧疚，也让她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要通过电影去讲述这个“被忽略的故事”。于是，她主动联系了制作公司，并说服对方接受了自己的想法。
以在通讯公司实习的女高中生素熙的自杀为界，这个故事被郑朱莉精巧地分成了两个互相映照的部分：前半部分展示了素熙这个鲜活的生命是如何被公司、学校和家庭一步步送到绝境的，后半部分则通过女刑警宥真的调查，一层一层精准地剖开那些紧密相扣的齿轮。
“素熙”这个名字，来自于一本小说给她的记忆。当她下定决心要拍摄这个故事时，韩国作家权汝宣的小说《指甲》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和现实中的洪秀妍一样，《指甲》的主角也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名叫素熙，她在一家大型超市的物品分拣部门工作，生活极度贫困，家庭状况也十分糟糕，但她不得不坚持，靠每天的劳动勉强维持生活。一天，她在分拣物品时，一根锥子意外刺入了她的指甲，这个残酷的细节和素熙身上极致的孤独感曾经深深触动了郑朱莉。于是，她很自然地为电影选择了“素熙”这个名字，“电影中那个孤独地离世的素熙，与小说中那个指甲被锥子刺穿的素熙，仿佛在这部电影中重叠了起来”。
想要拍出直抵人心的电影
像发生在金宝拉生活中的故事一样，在影片《蜂鸟》中，圣水大桥的倒塌也成为恩熙生活的一道巨大分水岭。
1994年，首尔圣水大桥倒塌事件震惊了韩国社会。那年金宝拉也是14岁。她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气很炎热。在姐姐就读的学校，很多女孩都在事故中去世了，但姐姐因为没赶上大巴而活了下来。还是个初中生的她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只感觉到生活的荒谬。而影片中，毫无预兆地，英智老师在这场事故中遇难。秋日的凌晨，恩熙在姐姐的陪伴下站在了断裂的大桥前面。通过这个画面，金宝拉想要把个人的记忆和韩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交叠在一起，构建一种独特的叙事结构：“这种断裂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折射出了家庭、学校、社会以及电影中大部分关系的断裂。”在她看来，圣水大桥的坍塌迫使韩国社会反思快速增长背后被忽视的东西。“我们一味追求增长，很少关注身边的人或自己的感受。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被漠视，而崩塌正是这种忽视的后果。”
影片以恩熙茫然地敲门为开头，而结尾停留在了恩熙的一次休学旅行：在孩子们的喧嚣中，恩熙独自站在那里，眼神好奇而平静。恩熙曾经在写给英智的信里询问，“我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发光呢？”而通过这个结尾，金宝拉希望暗示，恩熙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
郑朱莉则在她构建的电影故事里，让素熙是个喜欢跳舞的孩子，因为这个肢体动作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观众“在那个瞬间，她还活着”。电影以素熙在排练厅的一段舞蹈开头，透过镜头，观众仿佛能够感觉到素熙周围温热的空气和她被汗水浸湿的头发。素熙和男朋友泰俊的斗舞也可谓神来一笔，在被冰冻住的地面上，两个年轻人肆意地舞蹈，像是想要用鞋子踏破脚下的坚冰。那一天，素熙告诉泰俊，自己被一家大型公司的呼叫中心录用为话务员，她龇着牙，在空气中模拟着女白领敲键盘的样子，但却不知道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素熙所在的团队是全公司最高压的部门，为了劝阻顾客取消话务套餐而存在，而素熙是最底层的员工，甚至会因为是实习生而被克扣工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素熙目睹了组长因不堪压力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素熙曾经对公司发出过反抗，试图向学校的老师反映自己的处境，也在即将崩溃之时用酒瓶的碎屑划开过自己的手腕。在被父母从医院接回家的夜车上，素熙问：“我能不能辞职不干了？”但她的声音好像立即淹没在了漫天的大雪中，回应她的只有车中长久的沉默。
女刑警宥真的角色是郑朱莉对真实事件所做的最大改编，因为“现实中并没有宥真这样的刑警存在”。她所塑造的宥真，叠加了持续追踪案件的记者、不断提出问题的劳工活动家，以及像洪秀妍父亲这样的受害者家属。可以说，宥真是一个“本该存在”的虚构人物：“如果现实中有宥真这样的角色，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在调查中，宥真先是去了呼叫中心，可公司上层说“如果觉得工作辛苦，她直接辞职就可以吧”；她又去了学校，但教导主任告诉宥真，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教育厅会用毕业生就业率评估学校质量；她问素熙的父亲为什么孩子割腕都没有引起他的警惕，父亲只是说“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宥真来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得到的回复是，地方教育厅也是靠学生的就业率争取教育资源的，面对宥真的逼问，工作人员说：“请你适可而止，我一个地方教育局的专员有什么通天本事。所以呢？你现在要去教育总局吗？接下来呢？”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宥真的调查也陷入了绝境，就连她自己也因为“过度调查”被上司勒令收手。
素熙离世之前，郑朱莉为她和宥真设计了一场短暂的相遇：她们曾经共用一个舞蹈排练厅。只不过，宥真来到排练厅时，素熙已经开始了在呼叫中心的工作。疲惫不堪的她只能坐在椅子上观看大家跳舞，但上半身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扭动。这次宥真差点忘记的“短暂相遇”似乎也是郑朱莉思考的映射：在生活中，非常有可能，在某个场合，她曾经和这些年轻人相遇，但是却一点都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
宥真的最后一站是泰俊所在的快递分拣中心，因为素熙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他的。当宥真站在远处观察泰俊搬运货物的样子时，她心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下一个可能会是他。”《下一个素熙》的片名此时浮现在了郑朱莉的脑海中。
在采访中，郑朱莉没有正面回答我，她那种想要理解年轻人的心情是否抵达了终点。但素熙的故事确实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那时候，她常常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所以才会遇到困难；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会感到痛苦。因此，她总是试图通过更多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在拍摄的过程中，郑朱莉想到，这种自责的情绪也是素熙以及她身边那些朋友们所共同经历的。但她希望通过电影传递一个信息：这并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于是，她让影片中的宥真对素熙的朋友们说，“不是因为你不在身边，素熙才走的”，也让她对泰俊说，“下次冲动前，一定要找个人说出来，对我说也行，没事的”。长期以来，关于保障实习生权益的法案虽然在韩国被多次提出，但一直停滞不前。在电影《下一个素熙》上映并引发广泛关注后，韩国议会重新开始关注这项法案，并最终在14个月后成功通过。如今，这项法案也被称为“下一个素熙法”，核心内容是确保实习生在实习期间至少能获得基本的保障，不再因为工作条件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外，由于电影引起了热议，韩国各地的工会组织、教育机构和相关活动家们都组织了团体观影活动。无论地点多么偏远，郑朱莉都尽可能亲自参与这些活动，并与观众见面和交流。
在拍摄《下一个素熙》之前，郑朱莉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需要学习，还不够成熟。但在写剧本和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不管是否愿意，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和社会的一员，她必须对一些事情承担责任。
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金宝拉也曾经提起过，“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但随着《蜂鸟》的上映，她发现，这部电影绝不仅仅是关于自己的，而是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在釜山的首映式上，很多观众都哭了，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人。这让金宝拉觉得，这部电影变得更加广阔，“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48期。谢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对采访的协助。本文写作亦参考了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与驻华韩国文化院所策划的《蜂鸟》和《下一个素熙》导演映后对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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