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样本”是民族志研究中最常用的取样方法。田野工作者依据进入田野的方便程度来选择观察的现象，并没有进行随机抽样。通过便利样本得到的数据当然不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也很难在实际层面上代表更大的社会群体。尽管许多田野工作者也希望能够使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却很少改变便利取样的做法。
在《以学术为业》中，马克思•韦伯写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看到“令人尴尬的事实”——那些和他们的固有观点相左的事实。 在每一个民族志研究中，也都存在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实”——那些最能够挑战，甚至反驳田野工作者所提出观点和理论的事实。在2011年发表在Sociological Methodology杂志上的《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一文中，Mitchell Duneier指出，民族志研究应该直面这些事实。
审判田野工作者
Mitchell Duneier请读者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他因为研究的不端行为被送上审判庭，检察官代表读者对他发起诉讼。审判在他的田野附近举行，那些认识他研究对象的证人将被传召。他将非常害怕听到这些证人们要说的话——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相对于他在书中的长篇大论而言，就是最尴尬的事实。当然，在此前的田野工作中，他们也的确是Mitchell Duneier很难接触到的人。
在这样一个审判中，陪审团被告知要区分两种错误：致命的错误——那些一旦被更正，就会彻底改变读者对书中所描绘世界的基本印象的错误；以及无害的错误——对于读者的理解无关痛痒的错误，不管错误更不更正，读者的看法基本上不会改变。
前一种错误往往来自于田野工作者进入田野的方式。进入田野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在田野中遇到什么人——田野工作者依赖最初研究对象的社会网络去认识新的联系人。一旦进入的途径被选定，他们将认识的人、看到的世界也就基本上被田野中社会群体的内在分隔给确定了。这就带来了重大的研究偏差（Bias）,因为这种进入田野的方式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跨越人群的所有分层的。
如果田野工作者不必担心来自田野中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证人的发言，他们就更可能自我欺骗：这些与他们自己观点相左的事实并不存在，或者不会对他们的结论产生影响。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说：只有不合格的田野工作者才会这样做吧！为了展示这样的错误有多常见，Mitchell Duneier解剖了人类学泰斗——Clifford Geertz是怎样做的。
审判格尔茨
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Geertz是“不合格的田野工作者”，作为过去半个世纪中阐释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笔记》是该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Geertz对于斗鸡的描述旨在展现“斗鸡”对于巴厘岛村庄中人的意义，并以此深描巴厘岛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文章开篇就讲述了他是如何和村里人打成一片，以至于村里人完全忽略了他和他的妻子的存在，直到一次他们和村里人一起在骚乱中为躲避警察逃跑，这才注意到他们。Geertz在这篇文章并没有花太多笔墨讲述他是如何进入田野的。事实上，他们是经殖民政府联系到村庄的首领，被安排住在这位首领的亲戚家里。在另一本书，他说这位亲戚是一个制作精细器皿的铁匠，属于村庄中的精英阶层。这位亲戚和首领本人，都属于村庄的四大家族之一。Geertz也说到，这四大家族可以被看做是相互独立的宗教团体和等级结构。
如果将Geertz送上审判台，证人们很可能指出，在《斗鸡》一文中，他从未试图去获得其他家族人的看法，而只是依赖于其中一个家族的数据得出结论。Geertz是在进入村庄不久后完成对斗鸡研究的，那时他几乎不可能彻底了解村庄中的宗派分隔，更不可能访遍四大家族来获取不同的角度和看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说，Geertz和大多数田野工作者一样，因为事先不知道田野中人群的结构和分隔，而根本不可能进行更全面的抽样。这一点对于使用“扎根理论”的田野工作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当研究者充分了解田野的时候，重新抽样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不便利样本”
Duneier认为，田野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读者看到“令人尴尬的事实”——那些可能对他们提出的理论发起挑战的事实。已经开始研究的田野工作者不妨扪心自问：在我的样本之外，有没有一些人群/现象，可能影响或改变我目前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在我的样本之内，那些研究对象如果被送上证人席，会不会认为他们的故事被添油加醋、断章取义，只为迎合田野工作者的观点？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督促田野工作者去寻找不便利样本。
在研究当中，甚至是研究进入尾声的时候，寻找不便利样本都有许多好处。首先，当田野工作者看到研究可能的偏差和简单化之处，也许还来得及去弥补。Geertz在田野中呆了几个月之后，也许会想到：如果那些其它家族和经济阶层的人来到证人席上，他们会不会说出我研究的偏见？如果田野工作者能够在研究结束前问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就更有可能在离开田野前去接触那些此前忽略的不便利样本。
即便田野工作者真的无法接触到不便利样本，这样的自我质疑也可以帮助田野工作者更好地看清楚自己研究的偏差和可能缺乏的微妙性。如果我们不断在研究中问自己，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群这样难接触到，我们就能相应地看到我们视角的偏差。所以，即使不便利样本无法接触到，我们也可以引导读者去想象，不便利样本可能会对文章的观点提出怎么样的修正。
也许彻底消除偏见并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田野工作者应该停止努力——那就好像Geertz本人曾经引述经济学家Robert Merton Solow说的：”因为彻底无菌的环境不存在，我们就应该在下水道里做手术”。
（本文参考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Mitchell Duneier 2011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Sociological Methodology）的论文“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 ”。经Mitchell Duneier教授本人授权发表。本文原载《搜狐文化》）
Reference:
Duneier, Mitchell. "How not to lie with ethnography."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41, no. 1 (2011):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