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柳芳这件事我对于无意义的争吵已经厌烦了，不管什么男拳女拳、不管什么擦不擦边，今天本文不会浪费一笔一墨在这些只有情绪输出毫无讨论价值的问题上。
吴柳芳的悲哀是千千万万个“小众”运动员的悲哀——这里的“小众”明确一下定义，就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吸金、造血、再循环能力不强，很大程度上要靠“举国体制”的补贴才能维系下去的运动项目。
这些小众项目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奥运年是“奥运会重要夺金点”，万众瞩目；但是平日里的观众、参与者寥寥无几，奥运会上火一把，完全覆盖不掉培养运动员的成本、以及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养老生活。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这里不是批判“举国体制”。老读者都知道，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举国体制”的支持者，我一提市场经济就说它吸血、剥削、丛林法则。而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是：举国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匹配的，脱离了最广泛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举国体制”，只不过是虚假的“举国体制”。
若走举国体制的路线，那任何“小众运动员”都是能吃上一碗“大锅饭”的，而且是要保证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的，就像当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们一样。
而若走市场经济的路线，那就让市场自然淘汰那些商业价值低的项目，让运动员们各凭本事养活自己，就以“看不见的大手”的分配为志高准则，菜是原罪、愿赌服输。
本文不是在探讨上述两种路线孰优孰劣，而是想说：无论走哪种，都要一以贯之，不能双标，不能“既要、又要”。
如果走举国体制、保小众项目、保奥运夺金点的路线，那就得负责这些运动员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负责退役之后的生活。
更不能仅仅是保障奥运冠军、保障那几个头面人物——若只有奥运冠军能进体制、只有最高级别的精英才能享受保障，千千万万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人被忽略了——这依然是市场经济赢家通吃的逻辑，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
所以说管某某对吴柳芳的批评未免有些“何不食肉糜”，她是奥运冠军，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过去的人，而吴柳芳是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人。以奥运冠军的视角带入，肯定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如果走市场经济路线，就只能考虑运动项目的受欢迎程度和经济价值，国家再投入一点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反过来纳税人也不能“既要、又要”，一定要在奥运会金牌榜上压过谁谁、排个第几。
所以吴柳芳的悲哀在于既要又要的“拧巴”——她是举国体制培养出来小众项目运动员，因伤退役之后推入了市场，自然没有给她太多的位置。而她又不是奥运冠军、顶级精英、头面人物，要讨生活，能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这“举国体制”只“举”了一半——对运动员职业生涯来说，只管前半段、不管后半段；对小众运动员群体来说，只管奥运冠军、顶级精英，不管从独木桥上落下来的千军万马。
体制已经把她推入市场，她也按照市场的规则改变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擦边”——这不就是标准的符合市场经济的体现么，为什么还要按照体制的“荣誉”“为国争光”去道德绑架她呢？这不是既要、又要的双标吗？
不管怎么说，吴柳芳也是拿了15块金牌，为国争光且为国负伤，退役之后去了教培机构当老师，后来赶上疫情公司倒闭，还拖欠了她几个月工资。安排去体校，说是有编制，结果等了两年没等到，后面排队的人反而先有编了，于是只能拍一拍短视频。甚至就在她最困难的时期内还不忘支教做公益。在本次事件之前，吴柳芳粉丝不过几万人，对于网红群体来说，也只不过停留在“吃低保”的阶段。
有很多事情我们还到不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级别的争端，我觉得我们能做到不要双标、不要既要又要、逻辑一以贯之就好了。
吴柳芳这件事，如果要以光荣的国家队运动员身份去要求她，那就请安排她就业、编制、养老；如果要以市场经济自生自灭去要求她，那就别说她擦边，不管人家有多少粉丝挣了多少钱，那也都是“看不见的大手”最至高无上的安排。
同理，我在
《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
这篇文章中批评过体制内的“双面人”——也包括北极鲶鱼之流的既得利益者们：因为他们因为他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骂娘，好事一样不少占，还要跳出来恶心人。
假如说，留守儿童、下岗职工子女，或者小时候遇到暴力强拆、父母摆摊被城管砸了之类的，他们发表一些对社会、对政府不满的言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公然造谣、污蔑，实事求是讲出自身经历，我甚至还要帮他们说话。
但是体制内的“双面人”不一样，他们恶心就恶心在“吃饭砸锅”——不局限于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属同样享受了“改革红利”，也必须包括在内——袁昊然是如此，北极鲶鱼也是如此，还有个至今没下文的许可馨，也别忘了隐藏得很深的胡锡进。
同理，为什么乒乓球队搞粉圈我们骂？因为他们是一种跟吴柳芳完全反过来的“既要、又要”：既要“国球”带来的荣誉与关注度，又要玩资本养蛊粉圈邪教这一套，甚至成绩还在不断下滑，那必然要接受道德的谴责。
所以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有运动员退役后待遇保障到位，国家给了编制给了养老金，那他还要去社交网络炒作、擦边、搞粉圈，那我肯定是要带头骂的。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体制逻辑”的保障，总不能还要去市场“既要又要”吧，就应该以干部队伍的形象、先锋队的职责去要求你了。就好像“反诈老陈”，脱下警服了，随便你怎么赚恶心的钱，但是你不能两头都占。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还远远到不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层面，能逻辑一致、不双标、不既要又要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更深入一点来看，我们体育领域很多的问题根源，其实都在于这种既要、又要。比如最典型的是足球，不过是跟吴柳芳反过来的——对于吴柳芳等小众运动员，是既要奥运冠军，又要市场的降本增效。而足球、篮球则是既要体制的权力，又要市场的红利。
我一直在说现在中国男足基本功、精气神还不如体工大队时代——不是在说体工大队时代有多么多么好，而是强调两头都要占的结果是两头都占不上，比烂而论还不如“一条道走到黑”。
再深入一点来看：吴柳芳最大的悲哀不单单属于她自己，也不单单属于独木桥下的小众运动员，更属于广大下岗工人。
我们的祖辈、父辈，他们在建设国家中付出了百倍于我们的辛劳，但是他们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因为很大一部分贡献是以“国家”“集体”的名义积累下来了，这成为了新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脱胎换骨再次腾飞的基础。
他们勤勤恳恳996，不躺平不抱怨，就算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是在为集体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为子孙后代做贡献，自己应得而未得的价值，并不是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窃取了。
同时劳动者也是企业的主人翁，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劳动者是有话语权的，在专业生产领域，厂长就是没有八级技工有发言权。这种【主人翁】情感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辅相成的。
直到80年代从“鞍钢宪法”变成了“厂长责任制”，特权阶级可以搞一言堂了。于是辛辛苦苦劳动一整年，最后评的先进是厂长的小舅子，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备受打击，躺平、磨洋工等现象开始频繁出现——这一点当代热衷于“躺平文化”的年轻人肯定深有体会。
更进一步地，厂长和小舅子们开始里应外合掏空国企，好好的企业突然就“经营不善”了，突然就“难以为继”了。于是乎只能以白菜价卖给小舅子，结果厂长还是厂长，工人还是那一拨工人，重新返聘的工人工资待遇被砍了一半，几十年来积累的产权从国家、集体变成小舅子、傻儿子了，一场巧取豪夺就这样完成了。
于是终于走到了大下岗这一步，在劳动者们劳动力最鲜美的年代，他们为国家、为集体贡献了青春；结果到了相约98，他们突然成了包袱、成了负担、成了代价被甩掉了，他们突然要“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了。
所以我说吴柳芳最大的悲哀，是千千万万下岗工人们共同的悲哀——要么就按照集体经济的逻辑，一路管到底；要么就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让劳动者们在自己在最有价值最有干劲的年代多为自己积累一些。
最差的就是这种双标：在你有价值的时候讲奉献、讲积累，在你没啥价值的时候讲甩掉包袱、讲轻装上阵，甚至连年轻时候的积累都拿不下来，因为这些财富都已经到小舅子们的口袋里了，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漫长的季节》一条暗线，是讲厂长如何与所谓的“港商”勾结，掏空桦钢的。范师傅这一句“杂碎”，是替三千万下岗工人骂的，这是一句迟到了三十年的痛骂。
先富阶级的“繁花”，却是下岗工人们最“漫长的季节”。
所以我也谈不上支持或反对吴柳芳，我只是希望大家把逻辑捋顺了，现在网络上吵来吵去纯纯情绪输出垃圾开会不得要领，看着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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