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乡二元走向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农二代逐渐取代农一代成为家庭发展的担纲者，与农一代“有经济分化无社会分层”不同，农二代出现阶层分化。农二代的阶层分化表现在劳动力就业的梯度分层、社会交往的圈层分异、家庭发展能力分化、教育竞争与底层焦虑四个方面。同时，现阶段农二代阶层分化具有阶层格局不稳定和阶层归属不明确两个方面的特点。经济分化扩大化、城乡关系融合化、中间价值分散化、社会表达多元化构成农二代阶层分化的社会基础。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以农二代为主体的城乡公共政策定位，村庄社会需要加强养老、兜底和再整合功能。
关键词:阶层分化;农二代;去分化机制;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城市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现代农民分化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资源分配格局;尔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分化首先表现为职业分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农民高度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农民分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村从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转变为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在此背景下，农民阶层分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当前学界有关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依循社会学两大传统资源，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1]，以职业地位、收入差距、权力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情况、社会声望等为分类标准，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农民阶层类型展开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陆学艺的“十大阶层论”[2]，孙立平的“社会断裂论”[3]，李强的“倒丁字型论”[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继续推进，后来的研究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开拓和补充。例如，毛丹、任强根据经济、权力、关系等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将农民划分为4个阶层[5];卢福营根据权力资源的占有情况，将农民划分为3个阶层
[6];贺雪峰根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民划分为5个阶层[7]。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农民阶层分化逻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脉络。同时，这些研究存在两大缺憾，一是遵循西方传统，将个体职业作为核心分类依据，一方面忽视了中国农民社会行动单位是家户，而不是个体，另一方面掩盖了农民家庭收入的兼业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特征，用职业这个概念很难把握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二是将重点放置在宏观分类和阶层特征描述，较少关注阶层分化的机制和路径，因而难以捕捉农民阶层分化的内在逻辑。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第二条研究路径，以农户为单位，从家庭再生产策略、村庄社会基础、城乡关系模式等角度切入，研究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逻辑。这些研究表明，阶层分化不仅关乎家庭经济，更涉及社会交往、身份建构、价值认同、政治诉求等方面，经济分化不一定带来社会分层，因而区域视角和机制分析尤为重要[8]。在“村庄内的分化”、“日常生活区隔”、“富人身份固化”等机制作用下[9][10][11]，东部工业型村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同时带来“住房地位群体”、“空间区隔”、“政治排斥”、“边缘人抗争”等问题[12][13][14][15];在“富人转移”、“人口分化”、“双轨分层”、“中间阶层”等去阶层分化机制的作用下[16][17][18][19]，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呈现出“有经济分化无社会分层”的总体特征[20]。这些研究从农民家庭发展实践的角度，将农民放置在具体的村庄生活与城乡流动背景下进行细致的机制分析，充分展示了农民阶层分化逻辑的丰富性，尤其是去阶层分化机制的总结，为理解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农村的功能定位提供重大启示。
问题是，随着农民进入市场与市场进入农村双向运动的不断深入，中西部农业型村庄转型迅速，去阶层分化论已经出现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体现。首先，去阶层分化论的研究主体是50后、60后和70后群体(后文简称为“农一代”)，他们已经陆续完成人生任务，逐渐从家庭主导者的角色中退出，现阶段农民家庭发展的担纲者已经转变为80后与90后群体(后文简称为“农二代”)，在代际差异巨大的前提下，用农一代的生产生活逻辑难以解释农二代的阶层分化现实。其次，去阶层分化论的分析背景是有限开放的农村社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可以将农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进行结构考察，在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乡要素互动紧密化的背景下，用农一代的城乡双轨逻辑难以理解农二代对“走出农门”的追求。
有鉴于此，需要将研究主体转换至中西部农二代，在城乡互动与城乡整合的背景下，沿着农二代生命历程展开梳理，考察农二代阶层分化的表现、特点和形成机制。具体而言，文章的问题意识包括:农二代是否从经济分化走向了社会分层?如果存在阶层分化，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如何呈现?现阶段农二代的阶层分化具有哪些特点?农二代阶层意识通过哪些社会基础得到生产和再生产?在农二代出现阶层分化的前提下，城乡公共政策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近10年，随着农二代渐渐取代农一代成为进城务工的主力军，农二代逐步承接起家庭发展重担，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导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必然会影响农民家庭实践和社会结构形式。不同于西方社会分化和中国城市社会分化的逻辑，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集中在两代人身上发生，时空压缩特征明显[21]，代际差异显著，如果说农一代是经济分化的一代，那么农二代就是社会分层的一代。
1.农二代阶层分化的表现
梳理农二代的生命历程，发现阶层分化已经成为社会事实，表现在他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农二代对阶层分化的感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差距感，二是对阶层再生产的感知，前者在市场劳动、社会交往、家庭生活三个方面体现为劳动力就业的梯度分层、社会交往的圈层分异、家庭发展能力分化，后者致使部分农二代因阶层代际传递力度增大而产生底层焦虑。
(1)劳动力就业的梯度分层
农二代本身分化较明显，尤其体现在其市场遭遇上。与农业社会对个体能力具有拉平效应不同，在就业市场中，工作岗位、工资收入、工作性质与环境、工作风险程度等方面的差别扩大了个体间劳动能力的分化。在市场就业体系中，农二代内部存在明显的梯队结构，首先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野，其次在脑力劳动内部也存在中低端与高端的差别。这些差异集中通过工作性质和工资收入得到体现，从事体力劳动的不仅工作环境较差，而且劳动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所以收入不太稳定;从事高端脑力劳动的，不仅工作环境好、收入和社会声望高，而且收入稳定，部分还有上升空间。另外，就业市场体系分化极为细致，个体与机会的匹配情况差异极大。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不同性质岗位对个体的准入门槛差异导致农二代出现危机意识和深刻反思，在多种形式的碰壁过程中，阶层感被不断再生产出来。
(2)社会交往的圈层分异
农二代的关系圈子不是费孝通意义上的村庄社会体系，而是以个体及其家庭生活轨迹为基点的熟人系统，包括亲戚、邻居、同学、朋友、同事等，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后形成的“圈层结构”[22]。对农二代而言，关系圈子的分化具有不可退出性、日常生活化、强竞争性三个特点。首先，在交往空间出现城乡分异的背景下，原本具有先赋性的熟人社会关系出现可选择空间，例如，阶层分化压力过大时，个体及其家庭可以部分退出熟人社会，只参与本阶层的社会交往，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效果[23]。关系圈子与熟人社会部分重叠，并且重叠的部分就是经过选择的部分，是不可退出的强关系，剩余部分沿着个体及其家庭生活轨迹展开，只要家庭生产生活继续开展就无法逃脱与这些关系的社会交往，所以，关系圈子的分化紧紧包裹在个体及其家庭生产生活全过程中，是不可退出的。其次，关系圈子的分化强调其日常生活面向，不仅是总体性的收入差距，例如房子、车子、仪式性花销等具有戏剧性、集中性和间断性的阶层表达对观念意识的刺激，更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观念、衣食住行、夫妻关系、代际关系、婚恋选择、娘家和婆家关系、视野与见识等方面的强烈差异带来的阶层感受，因而农二代的阶层分化是具体的、生活化的、全息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各方面、各时刻。最后，关系圈子的分化是“自己人”的分化，“自己人”具有起点相似、信息高度对称的特点。越是起点相似，越说明个体能力是导致阶层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个体更倾向于向内用力，一方面是高度自我反思，另一方面是劳动强度加码;越是信息对称，越能从关系圈子中感受到“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自己人”的分化使得关系圈子中的个体高度敏感，在经常性的比照中，竞争标的不断抬高，最终带来强竞争性的格局。
(3)家庭发展能力分化
共嵌于一个熟人关系体系的家庭共享一套目标系统，这套目标系统为农民家庭指明发展方向、制定参照标准、提供价值皈依，杨华从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将之总结为“中等收入线”[24]。熟人关系系统和共同体特性，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无法逃脱目标系统的价值规约，顺利完成目标的家庭价值感和幸福感较强，当家庭发展目标与家庭实际发展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时，意味着家庭再生产难以完成，个体及其家庭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压力之中。虽然农二代处于“双重脱嵌”的困境中[25]，但农二代并不独自承受“制度脱嵌”和“传统脱嵌”带来的困扰，而是作为重要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到家庭再生产中，“嵌入传统”的农一代高度卷入村庄社会竞争体系，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农二代必然受到“中等收入线”的强制约。“中等收入线”是农民之间分化、比较和竞争形成的目标共识，因而具有动态性，处于不断攀升的趋势中，且近几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除了买房买车、精细化教育、养老外，还加上了休闲度假、精致生活的要求。那些因特殊原因导致家庭分工不合理，劳动力市场化力度欠缺的家庭，就会感觉越来越吃力，用农二代自己的话说就是“手臂长，袖子短”。部分农二代的底层焦虑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与农一代相比，农二代的困顿感不是绝对贫困，不是缺衣少穿、晚年生活无着落，而转向相对贫困的范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社会平均水平缺少回应能力时的失落感，是“跳一跳够不着”的焦灼感，是个体自我实现和家庭扩大发展双重目标下的无力感和悲催感，因而是社会化地形塑出来的对“难以翻身”的总体境遇的提前感知。
(4)教育竞争与底层焦虑
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个体或群体在其先赋社会地位基础上的改变，一般而言，在变动的社会中，个体及其家庭均有向上流动的预期与压力，农民主要依靠代际流动的方式获致新的社会地位。一旦社会流动性降低，意味着阶层结构走向固化，代际流动的道路狭窄化，阶层代际传递力度增大，收入差距将会扩大[26]。最先感受到阶层代际传递力度增大的是距“中等收入线”较远的农二代，不仅自己有沦为底层的可能性，而且子女阶层跃升的空间被压缩，由此，底层焦虑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通过教育投资与经营，农二代的阶层意识和底层焦虑得到集中表达和宣泄，其焦虑感与子女学习表现紧密互动，如果孩子成绩好，焦虑感得到一定纾解，如果成绩欠佳，无法逃逸的紧张感和无法排解的定型感就缠绕着他们。随着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一方面缺乏教育方式和手段，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教育投资失败风险比较高。在阶层焦虑的裹挟下，农二代不断根据子女学习状况调整教育投入方向和力度，结果我们看到，从市场回归家庭的年轻妇女越来越多，形成县乡中小学周边庞大的“陪读妈妈”群体[27]，农二代家庭以一个壮劳力退出市场的代价换取代际流动的可能性，陪读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积累增加了教育投资与家庭发展的风险性[28]。
2.农二代阶层分化的特点
从家庭收入分化的角度，根据农二代与“中等收入线”之间的距离，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下层、中下层、中间阶层和中上层4个层级，阶层意识比较强烈的主要是村庄中有着底层焦虑的农二代，他们眼见社会平均水平离自己越来越远，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感受并确认自己作为下层的事实;中下层勉强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但总体感觉越来越吃力，所以要及时调整家庭发展策略，一般在买房、教育和养老这
“三座大山”中优先选择投资教育;中间阶层徘徊在平均水平周围，压力感不强，是村庄社会竞争的主导者;中上层的家庭收入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积极参与社会竞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分化包括以下四重含义: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二是阶层内部认同的出现;三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四是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29]，这四重含义之间具有递进关系，阶层边界是阶层分化的初步形态，社会排斥和阶层再生产是阶层分化的完成形态，意味着阶层固化。以此为标准，可以发现，农二代的阶层分化处于初步形态，打破农一代“铁板一块”的格局，出现明显的阶层边界，社会结构圈层化的特征较为突出，但没有形成强烈的阶层内部认同，一是阶层归属感不强烈，二是没有形成社会联合以及阶层内部整合。总体来看，阶层格局不稳定和阶层归属不明确是现阶段农二代阶层分化的两个基本特征。
(1)阶层格局不稳定
农二代阶层分化格局整体呈现出“漏斗型”特征，一方面差异化的阶层流动空间被匹配给不同阶层，从上层到下层，阶层流动空间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阶层流动通道并未完全封闭，现阶段农二代阶层分化并未走向阶层固化。对于有着底层焦虑的农二代来说，也还有上升的希望和空间，只是相比同龄人发展通道较狭窄，因而更为吃力。底层焦虑源于当下横向比较和未来不稳定预期的交织，如果当下已经没有改善的机会和空间，努力没有任何效果，那也就没有焦虑的必要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阶段农二代的底层焦虑没有转变为社会性的仇富心理。焦虑是因为害怕未来成为绝对的底层，对不仅自己还有子女的生活被定型感到紧张，无论害怕还是紧张，说到底只是沦为社会底层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不是完全确定。对于中下层、中间阶层和中上层来说，阶层流动的空间较大，且通过家庭劳动力优化配置、家庭发展能力投资等，三者之间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总之，农二代阶层分化指向的不是社会区隔，而是阶层上升渠道和机会的逐渐狭窄化和不平等化，其阶级感主要向内加压，而不是向外抒发，没有演变为社会性的阶层对立情绪。
(2)阶层归属不明确
与农一代主要参与村
庄内部社会竞争，对村庄社会具有强归属性不同，农二代的发展目标被高度整合进城市系统，他们的阶层定位既不是村庄内分层体系的顶层，也不是整个社会分层体系的上层，而是“跳出农门”，实现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身份跃升[30]，至于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归属于哪个具体层级，还不确定。农二代的弱归属性一方面是因为阶层结构正在形成过程中，尚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是因为农二代家庭生产生活横跨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三个区域，还没有被完全整合进城市系统中。以城市化实践为例，在“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变更”三个基本步骤中，实现身份变更的农二代相对较少，相当一批还在为稳定的地域迁移而奋斗努力。弱归属性导致农二代阶层分化在个体及其家庭身上主要表现为阶层意识的形成，没有转变为以阶层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联合，各阶层内部具有分散性，这也说明，农二代阶层分化没有走向固化。
农一代“有经济分化无社会分层”的结构特点背后是村庄社会存在多种去阶层分化机制，它们阻滞、中和、化解了经济分化转向社会分层的制度安排与关联结构。换言之，表现在外的相对均质化社会，决定于作为“深层结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当村庄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原本在农一代那里具有去阶层分化的元素，很有可能在农二代身上转变为推动阶层分化的机制。去阶层分化论总结出众多机制，包括“转移与拉平”机制、以富人进城为基础的村庄自我去分化机制、人口分化导致的“短期分化，长期均衡”机制、中间阶级的社会关系润滑机制、村庄社会规范的整合机制等，这些机制总结极具启发性。有鉴于此，可以将农一代去阶层分化的社会基础总结为四个方面—经济分化程度、城乡关系模式、社会结构特征和社会表达空间，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口，将研究主体转换到农二代身上，发现经济分化扩大化、城乡关系融合化、中间价值分散化、社会表达多元化构成农二代阶层分化的社会基础。
1.经济分化扩大化
去阶层分化论认为，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间高度均质化不同，农一代出现了经济分化，但基本处于低度分化的状态。与农一代不同，农二代内部经济分化显著，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其经济分化扩大化的逻辑，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基于代际传递的家庭发展能力分化。农一代的父辈大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一方面农业剩余少，家庭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子女众多，家庭养育负担重，所以农一代得到的代际转移和家庭支持极少，农一代的社会竞争呈现出起点高度平等的特点。在农二代这里，事情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代际传递的家庭发展能力分化构成农二代经济分化的重要因素，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纵向传递力度分化，虽然在家庭责任伦理的影响下，中国农民均有“人生任务”观念，但是“人生任务”包括哪些内容，履行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退出等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村庄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结果在代际合力发展模式下，不同农二代获得差异较大的起点。第二，横向竞争力度分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集中在农二代身上呈现，与城市计划生育的彻底实施不同，农村的政策执行结果差异巨大，就算是同一村庄，从独女户到多子户的分化也很常见，兄弟之间天然具有家产竞争面向，所以即使是父辈能力相似，独子户和多子户的家庭发展起点差异巨大。第三，同类婚的分化加强机制[31]，农二代家庭的代际转移具有“双系并重”的特征，在“门当户对”婚姻匹配逻辑影响下，娘家和婆家共同组成农二代家庭支持网络，结果，农二代经济分化力度被进一步扩大。
其次是基于个体能力与机遇的职业分化。农一代以“半工半耕”的方式进行家庭生产，具体有三种形式:以个体劳动时间分配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半工半耕”，农一代整体经济分化并不大，根本原因是农一代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和生产关系模式方面同质性极高。虽然在家庭生产模式上，大多数农二代仍然践行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但是农二代内部在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和生产关系模式方面出现巨大差异。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农二代有的小学没有毕业，有的获得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农二代已经脱离农业生产，即使是少数返乡创业、经营土地的农二代，遵循的也是农业产业模式，市场化劳动带来以个体能力与机遇为基础的职业分化，不同性质的职业和岗位不仅意味着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且意味着社会身份、生活风格、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差别。
2.城乡关系融合化
学界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话题是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入难题，在问题化的视角下，似乎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一批学者重新将议题设置为，为什么存在多种制度壁垒，且城市生产生活环境糟糕，农民工还愿意进城务工?研究结果大多指向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社会归属，魏程琳指出，
“城市与农村的分层体系就像两条并行的轨道，相互独立、相对封闭”[32]。对于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一个打工的地方，为了支撑在农村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就要尽可能多挣钱，所以他们不怕脏累差，喜欢加班且节衣缩食，不体面、委屈与牺牲只是暂时的，与故土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撑。在绝大多数农一代那里，返乡具有必然性，他们既不归属于城市社会结构，也不归属于城市阶层结构，他们在城市只有单一的“打工者”身份，返乡之后却有多重身份，每种身份都意味着特定的责任义务、社会评价与价值满足，他们归属于家庭生活、家族意义和村庄社会，而不归属于某一个特定阶层。虽然农一代高度参与村庄社会竞争，但因为低度经济分化和快速流动的阶层特性，使得农一代阶层感知不强，阶层意识没有生成。
与农一代只将城市作为生产的地方，家庭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在村庄，因而在其生命历程中，城乡关系具有二元性不同，农二代不仅生产在城市，且存在将家庭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向城市转移的强烈动力，进入城乡融合的轨道。首先，农二代有城市生活与身份建构的诉求，与农一代城市生产的绝对经济理性不同，就算进厂和建筑工地工资更高，农二代更愿意从事服务业或成为普通员工，因为前者是城市生产导向，后者是城市生活与发展导向，农二代不仅要在城市谋求生存空间，还要实现城市化的社会交往与身份建构，所以一份较为体面的工作尤为重要。其次，农二代逐渐“脱离农门”，与农一代高度嵌入村庄社会不同，农二代处于“传统脱嵌”的状态，一方面农二代普遍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不再依恋于土地，另一方面农二代直接从学校进入工作岗位，脱嵌于村庄社会生活，缺少日常交往，村庄熟人社会转变为由“陌生的熟人”组成的集合体，家乡很难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价值支撑。最后，农二代进城能力分化，农二代普遍有进城的预期，经济分化转化不同的进城能力，以买房为例，从时间上看，有的农二代已经买房，有的准备买房，有的还有较大差距，从空间分布来看，农二代被分化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村庄”这个序列之中。融合化的城乡关系为农二代阶层分化的深化发展在经济基础、价值皈依、社会表达等方面提供了广阔空间。
3.中间价值分散化
杨华认为，“在农村各阶层中，只有中间阶层因其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阶层关系的作用，能够承担起作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在农村的阶层基础的使命”，他将之总结为“中间价值”[33]。中间阶层由村庄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家庭组成，中间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生产方面，中间阶层为所有村民提供参照标准，中间阶层代表着社会平均水平，“中等收入水平”决定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是村庄中下层和贫弱阶层的努力方向，中间阶层的内部竞争推动社会平均水平的上升。第二，在社会生活方面，中间阶层为所有村民提供价值规约，中间阶层的生活面向、价值取向、交往方式等代表村庄社会规范的鼓励方向，偏离中间阶层的生活风格，必然带来社会性压力。第三，在阶层关系方面，中间阶层为不同阶层间的社会交往提供润滑剂，是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庞大的中间阶层是农一代整体上经济分化程度较低的结构性原因，中间阶层中和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明显差距，中间阶层主导村庄社会生活的情况下，村庄社会不仅能包容贫弱阶层，而且能吸纳富裕阶层。
农一代主导的中间阶层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明显的“中间价值”，农二代主导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价值”分散化的新特点，集中表现为社会整合功能的方向转移和力度弱化。首先，农二代主导的中间阶层的生活面向发生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现阶段，普通农民家庭成为进城主力军，因而也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农一代主导的中间阶层，其面向是村庄中的家庭再生产，农二代主导的中间阶层，其面向是城市中的家庭再生产，因中间阶层的价值牵引功能，在农一代那里具有可选择性的进城，在农二代这里变为刚性的，无法进城的农二代意味着人生失败，意味着沦为社会底层的可能性。对农二代来说，摆脱农民身份的诉求是迫切的，如果进不了大城市，那就进中小城市，实在不行在乡镇买房居住也比留守村庄强。结果，作为中间阶层的农二代分散在不同层级的城镇里。其次，农二代之间社会交往密度不高，利益分化程度较高。农二代之间的社会交往基本集中于中小学阶段，进入市场后，生产生活高度分散在不同的空间与行业中，信息不透明和不熟悉，增加了社会交往成本。一方面为了节约交往成本，另一方面为了获取经济机会，农二代更倾向于在本圈子内部展开社会交往。社会交往圈层化的背后是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和复杂化的利益矛盾。结果，农二代主导的中间阶层的社会整合力度明显弱化，阶层分化的社会影响因此凸显出来。
4.社会表达多元化
经济分化要通过充分的社会性表达才能逐渐身份化、阶层化[34]。农二代阶层分化的社会表达走向多元化，有两个具体机制:生产生活城乡分异制造的表达机会[35]，村庄社会交往缝隙释放出来的表达空间。具体而言，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一代的家庭生活、社会归属、身份建构都在村庄完成，因而受到村庄社会规范的强制约，他们相互竞争，但始终拉不开距离。与此相对，在城乡融合的趋势下，农二代积极进城，将生产生活重心转移至城市，在城市进行身份建构，由此农二代出现了“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农村”的分野，就算在一个城市，也有商品房与小产权房的差别，同是商品房，还有地段和楼盘的分化。总之，通过城乡分异的方式，农二代的经济分化在空间上得到了充分表达，阶层分化有了具象化的抓手。其次，在社会交往圈层化、村庄社会规范碎片化的前提下，农二代逃逸出村庄互助体系的价值规制，获得了在村庄进行表达的空间。除了房子、车子、仪式性花销之外，农二代还通过日常生活消费进行展演，包括衣食住行、娱乐休闲、社会交往方式等。例如，因为妇女和儿童在村庄的社会交往更具纵深性，部分农二代家庭选择集中在妇女儿童身上进行经济展示，服饰穿戴、化妆品、奶粉品牌、培训机构等都成为社会竞争的场域。在社会攀比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部分农二代家庭以“打肿脸充胖子”的非理性方式投身其中，增加了家庭关系和家庭发展的负担与风险，不利于农民城市化的稳步推进。
因为社会基础的变化，在农一代身上具有去阶层分化功能的社会机制，在农二代身上转变为阶层分化的推动力量。在经济分化程度方面，农一代整体呈现低度经济分化的格局，农二代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经济分化，但层级之间仍然具有模糊性;在城乡关系模式层面，农一代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的同时，也通过“双轨分层”的模式再生产着城乡二元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二代以强烈的进城动力推动着城乡融合，践行着城乡融合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中间阶层价值取向层面，农一代主导的中间阶层，有着强烈的返乡预期，发挥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农二代主导的中间阶层，进城动力和压力突出，社会整合力度明显弱化;在社会表达空间方面，农一代遵循相对传统的乡村文化，对经济分化的表达处于被压制状态，在生产生活城乡分异和社会交往出现缝隙的前提下，农二代经济分化的社会表达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经济分化通过身份化的方式走向阶层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