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成都茶馆的形象塑造：著名作家的妙笔生花》
在晚清民国时期，茶馆可以说是成都日常生活和小商业的代表，许多四川乡土作家和到成都的著名作家，都留下了他们关于茶馆的记忆，这些记忆，便成为我们今天重构茶馆历史的重要依据。
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所描述的晚清成都，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靠：
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
吴虞在1915年3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
这个日程显示一个学者怎样度过他的一天，我们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小说家张恨水在他的《蓉行杂感》中，写下了1940年代他在成都的经历，深刻感受到茶馆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间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作为一个外来人，他为成都人勾画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轮廓，抓住了成都人日常生活最突出的特点。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茶馆里简陋而热闹的气氛。
以写四川乡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对茶馆更是了解深刻，他在1934年写道：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象鸦片烟瘾一样。
当然，这里沙汀是以批评的口吻来描述茶馆的，这可能是由于他新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反传统的世界观使然，但他对茶馆的重要性和吸引力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成都茶馆营造了一种热闹的气氛，追求休闲生活的人们在那里真是如鱼得水。
李劼人的《暴风雨前》描写到：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真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人们可以“提高嗓子”地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
虽然是公共场所，在茶馆里似乎没有什么礼节可讲，比如夏天燥热，“喜欢打赤膊”的顾客“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
茶馆一般都提供理发服务，茶客可以理发、喝茶两不误，而且经常就在茶座上进行，“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
茶馆还有修脚匠，尽管把鞋袜脱了，“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也无伤大雅。
而且买上一碗茶，顾客可以随便呆多久，任意加多少回水，堂倌从不会因此给你看脸色，甚至顾客茶吃到半截，如果有事要办，“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
在1940年代初，沙汀在《淘金记》中生动描写了成都附近一个乡场的茶馆生活，可以说基本上也是老成都下层茶馆的写照：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谈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他所描写的北斗镇很小，只有一条街，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竟然有八九个茶馆，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因为有些茶馆只有赶场天才开门营业。
每个茶馆都有自己的固定茶客，这个划分是由社会地位、个人关系及其他利益所决定的，“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
当一个人情绪不好，他一般都到茶馆。正如沙汀所描述的一个地方士绅，“他懒懒地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地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而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开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老骆来替他挖耳，借此派遣一下心里的闷气”。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旁的剃头兼挖耳师，作者摄于2019年夏
1949年10月，25岁的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坐在春熙路一家茶楼上，用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录制茶馆中熙熙攘攘的喧闹声，并同时进行解说。
他这次到成都是进行四川方言研究，当时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贡献是如此的大，尔后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审委员之一。
下面这几段描述，便是从他的这个录音记录和翻译过来的。这半个多世纪前对成都茶馆的真实记录：
我正坐在春熙路一个茶馆里的一张桌旁，一群好奇的人们把我围着。其中一个人问：“他在卖什么？”除了流动贩子，他们很难想象我还可能是干其他什么的。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外国人坐在那里对着一个机器在自说自话，但他们的好奇心并不因此有任何减弱。我现在暂且不管围在我桌边的的人群，让我描述一下现处的环境。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大约有四百多。这里有一些小圆桌，没有涂油漆，我现在便坐在其中一张桌旁，竹子编的凳子很矮，非常不舒服。这里人很多，但空气很好，靠街的一面完全敞开。我靠着栏杆，可以看到下面街上的人来人往。我可以听见街头小贩的吆喝声，黄包车夫的大喊声，我还可以看到街对面世界书局的广告。世界书局是成都最大的书店之一，那里可以买到古典和现代文学的各种书籍。中国茶馆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施：那里你可以聊天，谈论政治，或者做生意。你可以理发，或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给你掏耳朵。在夏天的几个月，也有人一边品茶，一边洗脚。今天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这里洗脚，我想是因为秋天已到，天气转凉。我被各种人围着：我看到商人和他们的雇员（我估计他们是雇员），围着我的人明显看得出来有贫有富。这里很少妇女，今天只看到几个，没有同男人坐一桌。一些桌子旁坐的人看起来可能是搬运重物的苦力。从这段录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茶馆的环境和气氛，茶客们在茶馆中的所做所为，以及人们对这个外国人外表和举止的万分好奇……
马悦然（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
茶楼上真是一个观风望景的好地方。在楼上看得到什么呢？借用马悦然的眼睛，让我们看他所观察到的街景：
我坐在二楼上，面朝着街，这里描述一下街景。我看到一个人担着竹筐走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挡了他的路，骑车的是一个学生，骑的国产车，周身都在发响声。一辆载满灰砖的板车过来了，有五个人拉，轮子是胶皮的，走起来没什么声音。拉车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她拉得很吃力。这种运输方式只在华南见到。这个夏天我北行到甘肃的兰州，并不见人们像牲畜一样拉车，人们赶骡子和毛驴。这里却不见这类牲畜。下面街上的黄包车夫摇着铃铛，拉车人声音洪亮，朝着挡了道慢行的人叫嚷。一个老妇坐着黄包车过来，她膝上还坐着三个小孩。街上不少人朝茶楼上看，我看见两个穿制服的先生望着我，他们不知道这个外国人在做什么。还有一个士兵骑着自行车，肩上挂着枪，老式来复枪，可能根本就不能用了。街上经常看见军人，数量不少。
下面这个很有趣：
两个女士走在一队人前面，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一双鞋，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顶帽子，各种水果等。这是送亲的队伍，也即是说是在婚礼前，是婚礼的前奏曲。新郎将礼物送新娘，新娘将礼物送新郎，等等。……
这时，街对面书店的生意也基本停顿了，大家都在看茶楼上这个自说自话的洋人。……
当坐在高高的茶楼上看着街头的人来人往，犹如在观看真实城市生活的记录片，每一分钟，每一个镜头都没有相同的，而且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充满新奇和期望，难怪许多人可以在那里看一整天的街景。
而且有意思的是，马悦然在茶楼上看街上的人来人往，但是他却也成为街上的人们所看的景致。所以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其角色是经常相互转变的。
这个资料的发现，要感谢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多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悦然1949年在成都的一个茶楼上作有一个采访录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托他帮我寻找，他不仅帮助找到这个录音，而且把录音由瑞典文翻译成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