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西蒙·戈德希尔《阅读希腊悲剧》

想要理解希腊悲剧的影响和导向，必须把诞生了悲剧节庆制度的雅典城邦考虑在内;同样，就像我们在前两章看到的，可以说雅典为自己的戏剧提供了特殊的环境。我并不是说可以想当然地把一个社会和它所产生的文本联系起来，也不想将我自己纳入将城邦(polis)秩序视为希腊最大荣耀的人们之列。相反地，在这一章中我希望简单谈谈关于城邦意识体系(ideology)及其结构的一些理解:自然，我不会试图完整地描述它的制度或历史，对这两个话题人们说得已经很多了;我也不会试图去完整定义polis这个词——对它的转写能涵盖许多不完全的翻译所表达的含义。相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我将试着探究公民意识体系的结构如何与戏剧节日联系起来，以及悲剧和喜剧中发生的种种越界(transgressions)情形。即使这些文本本身和产生它们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模糊且难以考证，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任何对社会环境的探究来解读文本。

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城邦的观念曾产生过普遍渗透的、多种形式的力量，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本章的引言所表现的城邦的优先性，以及它对通常认为的历史进程或社会发展的不同寻常的逆转，在几乎每一个前五世纪或前四世纪的雅典作家笔下都以不同方式被重复着: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城邦;品达的凯旋颂歌以城邦来赞颂胜利者，又通过胜利的公民们来赞颂城邦;无论人们提议或为之争取的是何种统治体系，也无论事实上的城市国家(city-states)有多大规模，属于何种制度，polis总是被描绘成任何有资格被称作文明的存在唯一可能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从本质上下了定义，认为人归属于城邦生活。

我希望从两条主要线索来探究关于城邦的观念。第一是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含义:身为城邦的公民，polites，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在公民拥有何种义务和权利的意义上，也包括“公民”(citizen)这个词塑造了怎样的自我意识。第二条探究的线索是通过地理观念:一代代雅典公民是怎样组织、利用和构想这个公民空间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理解悲剧都非常重要。 我将先从公民身份的问题开始。

公民身份意味着归属，意味着在城邦之内。然而，“谁是公民”这个问题却无法用纯粹的法律术语来回答，而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标准范围。当然，雅典人对法律层面都有所关注。 一方面，世系构成了首要的判断标准。 合法出生在一个雅典家庭中，被范围更广的家族(phratry)和村社(deme)的社会和亲戚群体接受，以成年公民的身份成为公民大会的一员，这些条件提供了认证一个雅典男性的范例。正如戴维斯(Davies)所言，“世系是构成城邦体制的一部分”。的确，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下对公民身份的定义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孩子”。 但另一方面，不论是这个时代对公民资格进行重新描述的特殊需要(尤其是考虑到身为公民所享有的经济和社会特权)，还是无数关于公民身份认定的个别法律案例，都使得历史学家们从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中看出了“各方面关于身份的深切焦虑”。 “这些规则产生了狂热、焦虑和不安全感。”确实，这表现在外邦人流入这座当时的主要城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不一定是传统有钱人的财富——仅由出身确定的公民与非公民的等级区分引发的巨大张力所带来的一个强大帝国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由氏族群体认定公民身份的方式......经受着许多方面的压力和攻击。”

如果是否归属一个城邦的法律界限经受着某种压力，在这个体系内部也有很多部分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紧张。我已经提到过，公民身份的法律要求是“出生自两个公民”。这是对ex amphion aston这个词组的翻译，它使用了一个不同的词语表达“公民”的含义，而没有用polites这个与polis有着相同词根并通常被译为“公民”(citizen)的词。这是因为女人不能被称作“公民”，而polites这个词也不能同样适用于未来雅典公民的父母双方。雅典的男性作为一个群体被称为“雅典人”(Athenians)、“雅典的人们”(men of Athens)或“公民”，而女人作为全体则被称为“阿提卡的女人们”。女人们没有公民的称号，也不能用城邦的名字“雅典”来称呼。的确，这些“阿提卡的女人们”无法担任城邦的公职，不能投票，不能拥有和处理财产，也很少参与在运动场、广场的休闲生活——公民享有的所有实际福利都与她们无缘。因此， 更严格地说，公民(polites)的定义是一个公民与另一个公民的女儿结婚所生的儿子 。我们不久将会回过头来讨论公民理念中的女性地位所产生的困难。 目前的讨论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作为悲剧明显特征的两性冲突与城邦关于公民定义的规定并非没有平行的联系。 当阿波罗在《俄瑞斯忒亚》中说只有父亲是真正的亲属，这一定是基于雅典话语中早已存在的一种偏见。

因此，或许在这些观念下，“雅典公民”应该被认为是属于城邦的男性成员。然而，当公民定义自身时，女性并不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一类人。《俄瑞斯忒亚》中，阿伽门农面对地毯和他的妻子时，说了以下的话(918-25):

......不要以妇人的方式娇宠我，

也不要像对待某些东方君王那样

匍匐在地，张大嘴对我欢呼;

不要把织毯铺在我的面前，引起嫉妒。

只有对神明才应这样表敬意，

而我是一个人，有死的凡人。

在这里，阿伽门农首先把自己与女人区分开:妇人的娇贵举止和与之联系的纤弱无力的特质不适合他。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在前五世纪，性别的强烈对立影响了语言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生活的扩展。希腊的军事领袖对女子气是完全拒绝的。接着，阿伽门农拒绝了“某些东方”(some Asiatic)的方式。译成“东方”的希腊语词通常可以用意义更广泛的“野蛮人”(barbarian)来表达。“野蛮人”指的是所有非希腊人:这是希腊的文化思想中最广的分类之一，它蕴含在无数不同作者的作品中;而在这一希腊文化思想的广泛分类中，许多与雅典男性的规范相悖的风俗习惯都被视为野蛮人的习性，包括女性统治、普遍的女人气，以及所有堕落观念带来的习俗。对野蛮人的胜利，比如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人的故事，为民主城邦提供了希腊男性优越性的标准范例，这也是雅典演说家们喜欢提及的。第三个区分或许是最为广泛的:阿伽门农与神明没有关系。正如德蒂安(Detienne)和韦尔南指出的， 人一方面与神相区别，另一方面与家养或野生动物的兽性、不开化的世界相区别。人在事物的秩序中处于两极之间，占据超人的神性和低于人的兽性之间的位置。 这个三分体系被表现在许多构思和载体中:神庙的雕塑常常描绘神战胜野蛮、不开化的巨人，或是拉庇泰族(Lapiths)的人类同野蛮的肯陶尔(centaurs)战斗的故事。宗教仪式、祭祀和节日被解释为这一体系在日常生活模式中的实施。诗歌意象和神话故事也常常关注到如何捍卫人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或是其遭遇的危险。但尽管这一思想体系如此普遍，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其与现代西方的定义或思想完全等同;就像芬利(Finley)最近指出的，在希腊历史中往往被遗忘的奴隶群体通常被当作财产来对待，而很少被认为拥有常人的权利和特性，就像现代自由主义哲学家们试图在整个人类身上发现的一样。并且，尽管初看起来这个分类标准十分普遍，我们也不能假设它使用起来没有困难或模糊性。 就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在悲剧中处于危险境地的，正是对“人”这样的概念的定义;它们关注的往往是诸如此类的分类和定义过程中的灰色地带和边界。

在对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要求做出这些否定评价后，阿伽门农给出了正面定义:他是一个凡人男性，一个人(man)。因此，通过在与妻子的对话中给出这些正面和反面的定义，阿伽门农用一个与前五世纪雅典的语言相呼应的普遍分类实现了对自身的认识。男性主体通过他者的概念来定义自身:他将自己与神、野蛮人和妇女区别开来。芬利对此有一个简洁的概括:“并非所有的雅典人都持有一样的观点......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几乎所有雅典人都把这一点当作前提，或者说公理:好的生活只有在城邦里才有可能，‘好人’和‘好公民’多少是同义词，而奴隶、妇女和野蛮人天生就是低等的，被排除在所有讨论之外。”

至此，我们已经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描述了雅典公民对“人”这个概念的广泛理解:但我的目的不只是简单地确立雅典文化思想中某个关键词的意义，而且也要介绍这个对希腊人理解事物秩序来说至为普遍的两极对立的逻辑。雅典人关于作为一个雅典人意味着什么的概念，还有进一步具体描述的空间。我将从两个角度进入这个复杂的话题。首先是通过公民与民主观念的联系，其次是通过雅典的地生人(autochthony)神话(autochthony的意思是出生在居住的土地上)，这个神话将会带我们转向本章第二部分对公民空间的讨论。首先让我们来看在民主制下作为一个公民的含义。

与它的保护神雅典娜的出生不同， 雅典民主制并不是全副武装突然出现的;相反，它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无数争论、艰辛和流血:事实上，即便在它已经确立的时候，保守与激进的元素、不同力量团体与单个领导者之间依旧存在极大的紧张关系。

更进一步，从前五世纪中期开始，就有关于政制和政治事务“持续、热烈和公共(public)”的讨论。确实，剧烈变动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体转换”(cycle of constitutions)成为一代代政治分析者痴迷的话题:在许多城市里，政治历史被描述为在寡头统治体系和民主制之间的往复摆动，伴随着内战、杀戮、流放和没收。同样也有僭主(tyrants)(对统治城邦的个人的专门称呼，即独裁者)，他们是民主制厌弃的对象。因此， 在如此不稳定的制度设立和政治活动之下，服从和效忠于一个人所属的城邦的观念还如此之强，这或许能为我们通常认为的核心政治问题提供一种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统治体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公民又应当怎样服从。 雅典民主制下的公民被要求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不论有多少人置身事外，对此漠不关心(这点已经很难估计)，也不论保守的作者如何对出身较低的人们参与政治表示轻蔑，公民们参与政治的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公民大会对任何一个希望出席的公民开放;所有国家事务都在那里得到讨论，而每个公民都对这些公开提议和讨论的事务有直接投票权。还有一个由五百名三十岁以上的公民组成的议事会，它是从所有自愿参加的公民中随机选出的，但其成员的地理分布却有强制规定。五百人议事会需要讨论那些将要在公民大会中提出的事务，并负责实施公民大会的决定。执行决定的议事会与公民大会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人数众多的公民大会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使五百人议事会广泛的独立性依然受到约束。”几乎所有职位都由抽签选出，而不是选举;任期只有一年，并且不可连任。人们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对一个被指定官员的任职资格提出挑战，而所有官员都必须在任期结束时公示完整的账目。在这样一个好讼的社会中，大多数法庭案件也由对所有公民开放的机构听审——包括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团”(jurors)，陪审团从六千多位自愿参与的公民中抽签选出，工作的报酬由城邦支付。

选举议事会成员时对“地理分布的强制规定”，点出了激进的民主政治图景中的一个特别难题。因为，除了特定几年，人们在侵略的威胁下为保护城墙而废弃了阿提卡的乡村地带，许多公民都居住在阿提卡的边远地区，其距离和旅程的艰难必定局限了他们对城邦生活的参与，不仅在我刚才讨论过的政治机构方面，在其他更加非正式的方面也是如此。尤其对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而言，他们未必有奴隶、管家甚至土地来为他们提供多余的时间和粮食，严苛的农耕生活使他们很难有机会跋涉四十公里或更远的距离，到城里参加一年中的例常集会。

然而，我对这些城市机构的描述意味着城邦的管理需要范围极广的公民群体大量参与其中。不仅像宣战这样的紧迫事件需要未来士兵们的讨论和直接投票，在十年之间，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雅典公民在政府的执行机构，即议事会中任过职。科层制和官职等级的缺乏，以及人们直接参与法律的维持和应用的特征，都说明这种直接民主与现代西方代议制的政府相去甚远。有组织的政党也不存在，同样也没有被任命或选举、被正式授予特定权力的群体所组成的政府:直接、个人的参与永远是其必要条件，而且往往有个人的行动跟随其后。伯里克利在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中谈及雅典公民时说，“我们所有人都适合裁决......所有人都愿意作战和牺牲”，这其中号召自由参与的民主呼声似乎不仅与柏拉图的精英、专家理论相对立，也与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所持的传统标准相抵触——“只要他看到一个普通人(de mos)在叫嚷......他就凶恶地责骂:‘你，老老实实地坐下，听那些比你强大的人命令:你没有战斗精神，战斗和议事你都没分量。’”

这段引自荷马的话中对“战斗”和议事的强调，和引自修昔底德的话中对“作战和牺牲”的强调，都不仅源自它们各自的战争背景。军事素质是公民意识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或许难以领会。这不仅是说作为一名重装步兵，也就是城邦的军人，需要公民资格和一定的财产资格，也不仅指加入步兵或海军是确认公民身份的主要方式(关于这点我将在第6章中进一步探讨)，而且，和仪式性的、临时的从军远不相同的是，仅有很少几年没有出现过军事行动，连续的年份更是几乎不存在。呼吁人们为他们的国家、女人和孩子而奋战的爱国演说，对一个真正的公民军事组织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进行例常的战斗以抵御奴役、死亡和祖传家产的毁坏，甚至在一些小的城邦中，人们要防止整个城市遭到夷平。 古代雅典没有常备军;为战争投赞成票就意味着押上了自己和子孙的生命。 事实上，民事与军事权力和官职的联系可以从十将军的地位来理解:十个“将军”(general)，即军事统帅的官职通常为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占据，他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权威而被选举担任最高军事领袖(而不是反过来)。多年被选举为“将军”的伯里克利说“所有人都愿意作战和牺牲”，他强调的是民主制下公民参与城邦军事防卫的关键性，和每一个公民作为士兵必须具备的意识。

伯里克利多年被选举为“将军”的事实——修昔底德自己就以这位第一公民的名字来称呼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而不称其为民主时期——为这个理想民主制的实例带来了更进一步的特殊难题。伯里克利来自雅典传统的显贵家族，就像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一样。即便是克里昂(Cleon)这样的煽动家——修昔底德以深重的敌意和怨恨描写过他，而阿里斯托芬则对他进行戏仿以展示平民主义最坏的一面——也来自相似的背景，即使不属于最高地位，这个阶层也产生了许多富有的保守主义者。有趣的是，在我们所讨论的公民资格和归属的问题上，许多作者表达了他们对反贵族的平民主义及其知名人物的(保守的)厌恶，“不断重复着今天我们看来显然是虚假的指控，表示这些煽动家是外邦人或私生子出身”。 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进程中的平等，不能掩盖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事实。 尽管雅典人所强调的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之间的重要分别不容忽视，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雅典社会的掌权者之间却有一定的延续性。虽然雅典内部反复出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抗，占主导的政治人物却产生自同样的家族、同样的阶层，在民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中都不例外。

因此，民主制下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实践，是用来塑造公民对雅典城邦关键的忠诚和服从的。 甚至在被视作叛国罪的情形中，也能看见这种对城邦的忠诚:曾被指控阴谋颠覆民主城邦的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这位英明、善辩的将领，这样为自己出走斯巴达的行为辩护(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至于对城邦的爱，我所爱的不是那个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不认为我在攻击自己的祖国，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的祖国。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拒绝攻击它的人，而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努力想恢复它的人。”就像有人曾经描述的一样，这或许可以视作“一个叛徒卑鄙的自我辩白”，但与雅典的敌人一起进攻这个城邦的同时借用忠诚和服从于城邦的评价标准，这也是一个缓和修辞的绝佳例证，在其中，团结的观念和对城邦的支持，与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困扰着雅典和希腊世界的政治紧张和对抗由此达到了和解。即使在叛乱或者其他内部冲突中，“对城邦的爱”和对城邦的服从也一直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至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