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之问”与东北亚“二元格局”的终结

来源： 《国家安全论坛》 2024年第6期，本公众号转载时对个别文字略有删节，全文请参看该刊。

李光耀 (1923.09.16~ 2015.03.23) ，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开国元首，来源百度百科。

美国政府正胁迫盟友进行一场“去中国化”的战略行动，高技术领域限制对华出口，劳动密集型低技术领域寻求新的替代者，在关键原材料领域构建新型伙伴关系，抵御中国可能断供的风险。在东北亚地区，韩日两国在高技术特别是半导体领域拥有显著的全球性地位，成为美国对华“脱钩”“去风险”的拉拢对象。如韩国媒体发现，韩中贸易从巨额顺差变为巨额逆差。欧洲智库也观察到，美国再度成为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包括三星、现代、乐天在内的主要企业集团都继续增加在美投资。美联储报告指出，2022年，当美国其他供应商加大对华进口依赖时，只有日本减少了对华进口依赖。2023年夏季，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央行前董事会成员白井早由里在看到日本对华出口下降幅度大于对全球出口下降幅度时表示，“需要评估美中紧张局势对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 。

与日韩两国对华经贸关系疏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深化。东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占东盟外贸的比重从2022年的18.8%上升至2023年的19.8%，其中进出口的占比均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对比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次区域，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强化了同盟体系，使得前者的安全形势复杂难解。在其它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安全关系变化对经贸关系造成的冲击成为理解本地区经贸关系变化的一项重要动因。

考察安全因素对中日韩经贸关系的影响，需要对安全与经贸两个方面的变化同时展开分析。一方面要分析中日、中韩间经贸关系的转折点始于何时。另一方面要抓住最关键的军费开支等指标，追踪日韩两国从何时开始增加安全支出，并进一步分析两国对安全环境的判断有哪些变化。本文将着重讨论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动态进展，分析中日韩之间安全关系的变化，尝试分析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西方经济下行。面对不利形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底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年》报告中提出“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观点，意在引起美国的反思和警惕。当然，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驳斥。报告的两位作者方艾文和罗伯特•曼宁同期在《外交政策》网站刊发了一篇题为《双亚洲记》的文章，该文提出经济上更为一体化的“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新概念，中国在“经济亚洲”中发挥很大作用，而美国在“安全亚洲”中表现更突出。

这一所谓“二元格局”的观察和概括，在中国国内引发了长期的争论。应当说，很多中国学者之所以使用“二元格局”概念描述本地区格局的转变，也与冷战后学术界缺乏更为准确的术语界定冷战后地区秩序有关。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很多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后，国际舆论界就开始注意亚洲国家间日渐紧密而深入的贸易关系对亚洲安全格局的潜在影响。如果冷战结束意味着亚洲安全主要靠美国维护，那么美国如果不能从亚洲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怎么维持这种安全上的主导地位呢？美国事实上不能也不愿意承担不成比例的霸权成本。

周边国家则对安全与经济分离的局势感到担忧，尽管在安全上还能继续获得美国的保证，而一旦出现中美对抗加剧的情况，经济上就难以搭中国便车。为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发出疑问:“日本和韩国早已在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投资，同时又同美国保持安全关系。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我们可以将此概括为“李光耀之问”。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学术界既有的很多研究将趋势当成了事实，《全球趋势2030》在提出上述观点时，并非认为当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已经达到了与依赖美国一样的水准，而是预测到2030年地区国家可能出现一种“二元格局”的状况。美国所界定的亚洲范围与中国人熟悉的范围也并不一致，对美国来说亚洲在文化上遥远甚至模糊，对中国来说，亚洲是近在咫尺却复杂多元，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在经贸关系和安全上均有不同的局面。笼统概括整个亚洲出现“二元格局”，其实无助于帮助中国认识复杂的地区关系，也不能更深入识别美国在本地区的机制性安排和经略动力。如果说亚洲存在“二元格局”，那么东北亚地区最为可能，这恐怕也是李光耀在讨论安全与经济间的张力时直指日韩两国的原因。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美国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放弃了自尼克松政府时期以来的对华政策，中美安全关系已发生实质性的重大转变。拜登上任之后，扭转了特朗普政府不重视盟友的政策，并试图通过改善日韩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东北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使之朝着三边同盟体系演进，以期改变中国的外部环境。

对中国来说，日韩是否追随美国，并加入到围堵中国的阵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日韩选择支持美国以遏制中国，那么将意味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下降，而安全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力上升。一旦安全因素占据压倒性地位，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局势恐不易维持。近在眼前的例子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的关系。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当年俄罗斯从乌克兰的进口额与出口额同比下降分别为32%和28%。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从乌克兰的进口额从上一年度的33.5亿美元降至不足5亿美元，2023年更是趋于零，而10年前乌克兰对俄罗斯出口额为150亿美元。在美西方制裁下，俄罗斯转向和中国加强贸易合作，以人民币计价，2023年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32.7%。

本文倾向于认为，安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给经贸关系带来不确定性。如果日韩两国认为美国将在中美竞争中胜出，那么即便减少对华贸易会遭受一些损失，但靠向美国终将获得长期收益。假设这一理论预测成真，那么中日韩相互依赖的下降会导致彼此更多的冲突。反过来讲，美日和美韩同盟合作深化，将导致日韩两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疏远。

船舶港口 图源摄图网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和韩国不仅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对象，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图1所示，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逐步成为日本和韩国最为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占日本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7%上升至2011年的19.7%。中国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1.4%上升至2005年的21.8%。中国均超过美国成为日韩两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就造成了一种迷思，即美国在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盟友，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却不是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作为韩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地位仍在缓慢上升。但2012年日本“购岛风波”后，中国作为日本出口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经济力量战胜了政治纷争。大多数研究坚持认为，中日政治关系恶化是导致中日经贸关系下降的重要原因。最近一些研究发现，日本“购岛风波”后对日本的汽车和相机等产品对华出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有些甚至还实现了出口增加。

与10年前相比，近年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同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下降。2023年，中国占日本、韩国的出口份额分别只有17.6%和19.7%，与202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1和4.4个百分点，这个降幅在东北亚已很长时间未出现了。从中国占世界进口的比重看，2020至2022年间略有下降，约为0.07个百分点。因此，中国市场在韩日出口中的地位出现反常的下降，需要引起极大的重视。

长期以来，中国人凭借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周边邻国“经济靠中国”的局面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只要经济力量发挥作用，中韩、中日关系不会一直坏下去，因为韩日两国的经济界人士不会放任安全因素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近些年人们已经感觉到上述认识是全球化顺利发展时的一种乐观看法，一旦世界经济处于较长时期的低迷阶段，那么“艰难时世”下各国转向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之后，一定会冲击高位运行的经济关系。

当然，也有人会说，中日、中韩经贸关系受损，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从图1观察到，疫情后的2023年中韩、中日经贸额的收缩仍在继续，并未出现明显的转折势头。这与过去30年的上升图景有很大不同，东北亚地区很可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仅从经济角度看，东北亚地区发生了以下几种显著的变化。

第一，中国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互换 ，韩国在发展水平上追平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中日韩三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地位举足轻重。2022年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人口和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18.7%、20%和23.4%。中日韩三国的其他指标在全球的排名更好，例如，集装箱运输占世界的42.1%，专利申请占世界的51.2%，船舶制造占世界的97.3%。 从其内部关系看，中日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更替，而韩国维持了相对稳定。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现价美元计算，1994年日本经济占世界比重最高，达到了17.9%，是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的近9倍、韩国经济总量的近11倍。

在此之后的30年，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中日换位。日本经济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不足4%，在世界经济中的总量排名被德国超过，居第四位。中国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9%，比30年前上升了8倍，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居第二位。韩国经济地位保持平稳，30年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仍是1.6%。其次是韩国在发展水平上追平日本。目前，韩国人均GDP达到3.3万美元，被联合国贸发会议列为发达经济体。韩国人均GDP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占日本的四分之一，缩小至目前仅比日本少几百美元。尽管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4倍多，但人均GDP仍不足日本的40%。

第二，中日韩与美国的贸易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是东亚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欧美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年均约在一半左右。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局面有所改变，但东亚地区依赖欧美市场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目前，在世界贸易中，东亚地区的出口占比大于进口占比，前者为20.2%，后者为17.0%。作为一个整体，东亚三国仍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于美国大市场，但中日韩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已发生深刻转变。

从双边层面看，最重要的一项变化是中美已不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7-2023年间，美国占中国出口额的比重已下降了3个百分点，目前只有11.2%。自2020年起，东盟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来自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出同样的变化趋势。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已从2017年的21.6%下跌至2023年的13.9%，降幅超过近8个百分点。中国目前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为美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美国与西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关系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太平洋地区超过大西洋地区，成为美国最大的经贸伙伴。美国从东北亚地区的进口额大幅度下降，占比从30%下降至22%，这主要是由于从中国进口额的大幅度下降造成的，日韩两国的占比基本维持稳定。并且，美国增加了从东盟的进口额，在一定程度上以弥补来自中国进口的损失。

在双边贸易层面，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正在脱钩，但在贸易增加值意义上，美国从西太平洋地区的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增加值仍维持了稳定。与传统贸易以制成品为主不同的是，增加值贸易中很多是零部件贸易。这种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增加值贸易分化出很多工序，延长了生产链和价值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和企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中国不少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客观上推动了东盟国家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但也使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无法准确反映产业链更为齐全的中国的贡献。因此，判断中美是否脱钩，视角不同，结论也不同。

如前文所述，新的大变化是美国重新成为日韩两国最大出口地。疫情期间，中国曾一度替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20年，中国占日本出口的比重高达22.1%，而美国仅为18.4%。但是，美国于2023年再度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比重回升至20.0%，而中国跌落至17.6%。 韩国的出口布局出现了和日本一样的变化，即美国即将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03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18年是韩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加强了对美国的贸易，降低对华贸易。中国占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26.8%下跌至2024年1-7月份的19.0%，美国从12.0%上升至19.0%。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保持20年的地位将让位于美国。

第三，中日韩三国各自的贸易关系正在疏远。 如果单看2024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三国之间的贸易均实现了正增长，贸易关系似乎正在回暖。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三国均重视稳定彼此的关系，最佳的例证是2024年5月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但是，总体上而言，本地区内的经贸关系正在进一步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