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荣教授以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日益关心的产业政策辩论为切入口，指出这场辩论的思想史脉络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那里，这当中有着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对立，前者往往与古典经济学的斯密、李嘉图等，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哈勃勒、米德等以及现代的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等相联系，后者则与较早的汉密尔顿、李斯特等人，20世纪中期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相联系。何世荣教授认为从斯密《国富论》这一给予分工高度评价的著作开始，经济学就存在着两种针对劳动分工的看法，而这两种看法则对贸易政策和贸易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种是基于最终产品的劳动分工理论(Division of Labor final-good，简称DoL
fg
)；一种是针对劳动过程的劳动分工理论(Division of Labor operations processes，简称DoL
op
),前者是当代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接受的理论，但后者受重视程度不高，却有着自身的价值。
何世荣教授首先介绍了最终产品的劳动分工理论。这种理论对生产过程和生产中运用的技术处理得相对简单，往往用企业的生产函数和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刻画生产行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英国-葡萄牙生产两种物品，布和葡萄酒，投入的要素只有劳动，结论是每个国家都生产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而其余通过贸易取得）是其最早的代表，后来俄林和萨缪尔森又将资本要素纳入了考量，发展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在这种叙事中，仿佛贸易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从此人们就永远地获得了更多的福利(everyone lives happily ever after)。
何世荣教授指出，最终产品的劳动分工理论也可以用来说明保护主义，他摘录了约翰·穆勒就保护政策发表的评论——“本土化外国先进产业…取得此前没有的技能和经验…教育生产者熟悉新事物…”。何世荣教授认为穆勒似乎暗示一种后来经济学家称为“市场失灵”或是更为具体“干中学”的可能，他引用了缪尔达尔的一句话“人们不可能在面包烤好后向烤箱中放入酵母”(it is not possible to throw the yeast into the oven after the bread has been baked)，批评这种所谓的“外部性”解释是在此前已经拒绝了考察生产过程的前提下做出的，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针对 “干中学”，何世荣教授指出，其最早在阿罗文章中的用意在于强调学习针对的是一个具体问题，重复学习会有严重的边际递减，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却在于不断地产生新场景促进人们学习。他展示了俄林后来在针对其成名作的修订时流露出的某种疑惑与反思，俄林曾经以为自己的著作足以成为一座理论大厦的基础，但现在他更希望分析生产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将重点放在贸易理论上。
何世荣教授在讲述斯密的第二种劳动分工理论时，引用《国富论》开头就叙述的两个劳动和操作过程的分工实例，一个是制针工厂内部不同工序的分工合作，一个是蕴含现代“价值链”雏形的羊毛大衣制作需要的农业、各类（手）工业、商业的广阔分工，这种分工观念也并非为斯密所独有，后来也出现了李嘉图、穆勒、杰文斯、马歇尔等人的著作中。
为什么这类分工观念是重要的？何世荣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1992年美国大选期间布什的经济顾问反对克林顿支持高科技企业的产业政策，说“芯片和薯片有什么差别”（‘Computer chips, potato chips, what’s the difference!’）。基于常识来看有些荒谬，但这的确说明劳动分工在产业内部和行业间都有着重大意义。对此斯密至少说明了三点：一是制造业较农业能够容纳更大程度的分工；二是制造业更细密的分工与工人的创新，往往表现为简单机械和机器的大量应用相关；三是制造业的分工依赖于外部的市场，当需求较有弹性时也能促进劳动分工和大规模生产。
讲座最后，何世荣教授分享了斯密论劳动分工的另一个话题，即分工的长期影响，社会大众特别是工人是否从中获益。斯密对此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认为分工带来的好处将辐射到社会最底层的群众，尽管斯密也谈到分工对劳动者个人独立品行能力的消极影响，但边际革命的重要人物杰文斯却有不同的观察——当时发达的贸易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各外围国家地区都成为英国工业不同原料的生产者。何世荣教授表示，劳动分工和贸易问题在生产过程的视野中有着更大的复杂性和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