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38-2 章永乐 |《万国竞争》后记： 思想的步伐需要考虑历史的行程

《万国竞争》后记：

 思想的步伐需要考虑历史的行程

 在《旧邦新造：1911-1917》（2011年第一版、2016年第二版）中，我已经触及到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争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且探讨了久习于一统之世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在万国竞争的新时代所遇到的困境。从“旧邦新造”过渡到“万国竞争”，从逻辑上说并不是那么遥远，但一个人的精力总是会被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所牵扯，真正迈出思想的具体步伐，固然需要个人的决心与努力，但也需要考虑历史的行程。在书稿完成之后，回顾推动我走出这一步的人（机构）与事，或许是恰当和必要的。

作者的近代立国研究姊妹篇

《旧邦新造 1911-1917》以及《万国竞争》

首先要感谢的是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2014年9月-2015年7月，我携妻女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作了为期10个月的学术访问。研究院给了访问研究员极其宽松的环境，使得我有机会手持康有为的游记，拜访他曾经驻足的许多德国城市，进而走出德国，游历欧洲十多个国家。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到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从布拉格的查理大桥，到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我不断将眼前看到的景象，与康有为记录的景象相对照，思考其各种判断的经验基础和理论逻辑。我的旅欧足迹尚不足康有为的四分之一，但“行路”与“读书”的结合，确实让我在康有为的诸多论述中，读出了种种弦外之音。

布达佩斯

而当时正是欧洲大变动之前相对比较宁静的前夜，尽管发生了《查理周刊》恐袭事件，人们仍然期待这是一个不会被重复的偶发事件。但在我2015年7月回国之后，欧洲就爆发了难民危机，一百多万难民涌入欧盟，欧盟各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恐怖袭击连绵不断，甚至连原本风平浪静的德国，也难以幸免。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欧盟未来何去何从，打上了重重的问号。一百多年前，康有为看到的是一个气吞八荒、傲视寰球的欧洲。而在今天的欧洲，昔日具有的自信正在逐渐消退，人们在看待外部世界的时候，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安全感和防备心理。抚今思昔，令人不胜感慨。

访欧之后，我先就康有为的德国论述撰写了一篇《在“国竞”中“去国”》，集中阐发了德国在其理论思考中的特殊重要的意义：康有为不仅认为德国将取代英国霸权，而且德国的工业发展道路与宪制都是中国学习的典范，其统一模式与联邦制模式，则构成其《大同书》中“破国界”路径的重要经验基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证明他对德国的预测出现了极大的错误。由此，反思他观察世界的眼光，是必要的。这篇论文与一系列探讨康有为的论文一起，发表在陈明先生主编的《原道》上（在此向陈明先生顺致谢意）。

第二篇研究则是对晚期康有为的共和观的研究，发表于2016年第6期的《思想战线》杂志上（在此感谢编辑甘霆浩先生）。该文以康有为1923年的《长安讲演录》为切入点，探讨其中的“不能共则不能和”的命题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建设理论与政体理论。《长安讲演录》这一文本，最早是柯小刚兄在一个暑期会讲中带着许多朋友一起阅读的，当时我即对康有为的“物质救国”思想产生了极深的印象。而旅德的经历则使我对康有为的工业思想有着更深的体会。因此，尽管主题看似不同，这篇研究在思路上仍然是《在“国竞”中“去国”》一文对康有为工业观的讨论的继续。

但如果没有一位思想大家的启发，我可能只会贡献若干篇分散的文章，而不是一本具有连贯的内在逻辑的专著。2016年10月，我在UCLA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半个月的访学，他围绕着19世纪以来国际体系的变迁，发表了四场公开演讲，将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与21世纪的大国体系相比较，讨论两个时代的大国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矛盾，许多论述具有振聋发聩之力。作为这一系列演讲的主持人，我从这一系列演讲中获益最多，原来休眠在大脑里的许多散乱的史料，仿佛自动地连接在一起。至此，本书的基本框架，已经是呼之欲出。

2016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在这场选举中，大多数资深的研究者都出现了预测错误。2017年，特朗普先后宣布退出了TPP与巴黎气候协定，并不断向盟友索取资源，推卸责任。而我感觉到，我们确实在迎来一个国际体系变动的时刻。一百年前，维也纳体系走向崩溃。今天，将要到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呢？而这又将影响到中国的道路和宪制？

伊斯坦布尔

厘清过去，是展望未来的准备性工作。至此，本书的基本思路已经呼之欲出。一百多年前，康有为曾经系统地思考过他所处的维也纳体系，他的视角中包含着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今人汲取。本书的工作，是要将他“看”的方式、成果及其局限，呈现出来。

本书思路的酝酿和写作还得益于一系列师友的启发和帮助：汪晖教授，他是如同康有为那样周游列国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我们曾在黄昏中的威尼斯串街走巷，探讨20世纪思想和国际局势的变迁。2016年10月，在佩里·安德森访问北大之时，汪晖、崔之元、潘维、Anthony Carty、易平、陈一峰等师友参与了与佩里·安德森的对话，他们的许多观点对我都颇有启发，在此一并感谢。张翔兄则是最早提醒我注意康有为的德国论述的学者，他是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的先行者，发表的一系列康有为研究论文对本书的写作启发良多。

感谢丁耘、殷之光两位师友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丁耘老师的中国论述向来重视古典遗产与二十世纪革命遗产之间的平衡，持论中正，影响广泛，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启发。殷之光是研究国际体系尤其是第三世界研究的先锋，我们曾共游英国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巴斯、伦敦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共同思考从阿拉伯之春到欧洲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他对维也纳体系内部演变的叙述，为本书读者理解康有为的思考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国际体系情境。

本书的一个初稿曾在2017年春季举办的北京大学-东京大学年度研讨班上宣读，获得了张旭东、中岛隆博、武田将明、Paul Pickering、Benjamin Jones、邹羽、谢骏、王钦等关注批评理论的师友的评论和回应，在此一并感谢！

同时，感谢姜义华、黄兴涛、王奇生、赵晓华、高波、彭春凌、瞿骏、唐小兵、王锐、傅正等近代史学界的师友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感谢苏力、王绍光、黄平、李晓宁、强世功、陈端洪、赵晓力、欧树军、白钢、何建宇、魏南枝、刘晗、徐斌、魏磊杰、孔元等关注国际体系与国际法的师友，感谢萧武、唐杰、陈颀、贾晋京、李广益、张晓波等经略研究院的同仁和我主持的半渡读书小组的同学们，尤其感谢吴双和叶开儒两位同学为本书初稿提供的细致校对，以及张晓波、魏磊杰提出的修改建议。我们的日常讨论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心系天下的“气场”，在这里，尚未摆脱生计困境的年轻人关注一个遥远的时代和遥远的国度，被认为是值得鼓励，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比一切物质性的奖励都更有利于思想的事业。最后，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万骏先生，没有他的努力，本书将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与读者见面。

维也纳

这是一个令人惶惑不安的时代，无数神圣的事物跌落尘埃，多少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时代质问的声音：“你，是否能看清我的面目？”但我真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在此，我只能作出一个微小而迂回的尝试，从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局，观照我们所面临着的新变局。或许，它根本不是答案，而只是对我所听到的问题的再次传递。但我相信，作为问题的传递者之一，我能够从眼前的群山中听到回音。多少同行者，隐藏在这绵延不断的群山之中！ 

 2017年6月5日于北京大学陈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