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查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从公元前369年当国君，现在孟子来到魏国的时候是公元前320年，也就是说他见到孟子之时，为君已近五十载。但是回顾自己长达半世纪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血泪交流。虽然不至于亡了国，但魏国在他手里就像被糟蹋的香草美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综合国力从第一的超级诸侯沦为二流诸侯。这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梁惠王身上。
按说，魏惠王对此肯定也有所感受，理应痛定思痛，长歌当哭，但他的反思能力终归有限，更多的时候自己想不太明白。为什么想不明白呢？他觉得自己对于治国治民，已经尽心尽力了，可偏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何自己的努力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所以，见了孟子之后，他就把自己的疑和怨说出来，以期求教于孟子。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尽心一词在《孟子》书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孟七篇的最后一篇名字就叫《尽心》。什么叫尽心呢？为了要实现某种合乎道的志向和目标，穷尽我之所有，必要的时候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东西丝毫都不保留，有多少力量就发挥多少力量，类似于屈原的“吾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明显，在孟子看来尽心是一个近乎极限的标准，现在就这样轻飘飘地从梁惠王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有些讽刺的味道。他所谓的“尽心”止于何处呢？按他所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河内之地因年岁收成不好，发生了饥荒，他就把河内的百姓移到河东，同时输粮救灾；河东发生了饥荒，也采用类似的办法，总之不外于赈粮救灾，如此而已。
儒家思想是非常重视名位的思想，名与位，权利和义务要统一。孔子本人就说了许多有关名位的话。比如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又说“在其位，谋其政。”总而言之，在儒家眼中，你倘若拥有一定的名位，就意味着你享受一定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对应的责任和义务。
既然在儒家的理想设计图中，社会是分层次的等级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落到现实层面便是君有君道，卿大夫有卿大夫之道，士有士道，庶民也有庶民之道，全都有一定的规矩，这就是礼治。作为一国之君，魏惠王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让百姓衣食无虞，安居乐业，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但现在，魏惠王在凶年饥岁的时候，仅仅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最低标准，竟然还腆颜说自己“尽心焉”，语气之中似乎还多有不解和埋怨，觉得自己受到了上天不公平的对待。他说“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考察邻国国君的治国，没有一个比我好的，可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如之奈何？
魏惠王的话，现在我们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寒而栗。因为你从魏惠王的话中可以看出，战国的百姓生活其实很苦的，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说不定今天还好好的活着，明天就莫名其妙的死了。魏惠王的政治搞得已经很差了，可是其他的诸侯等而下之，竟然还比不上魏惠王，那会悲惨到什么地步呢？
我始终觉得，古代百姓的这种生存之苦在民间社会打下了许多印迹，比如后来佛教的大盛。其实最初很多思想和宗教都曾传入过中国，但为什么只有佛教在民间兴起，因为百姓生活实在太苦了啊。佛家的轮回、报应之说，至少给现实的苦难和黑暗一个光明的希望和期待。生活本来就很苦，如果连一点希望都不给，那日子该怎么过？很多排佛的人，都说佛教是思想麻醉剂。也许的确像是麻醉剂，但你要知道，这个麻醉剂不能和毒品混为一谈。这个麻醉剂它是救命的麻醉剂，因为现实中的百姓正在油锅中，疼得呲牙裂嘴，汗如雨下，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麻醉剂，真会把人生生疼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