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阅读：你的小说文字密度很大，似乎每一个句子都经过锤炼。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写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师承」？
止晦：我很焦虑，很厌世，始终学不会在黑暗中发笑，放不开自己。脑子里绷着一根弦，好像自己就走在这根弦上，稍微不小心，就会掉下来。除非我对黑暗视而不见，任由假光欺骗自己。
这样其实不好，对写作的艺术是一种伤害，也意味着我不可能写长篇，只能写短篇，就像一个女人只能生女儿，生不了儿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并非选择这样一种写法，而是无法克服，也不想克服。我喜欢女儿。
事实上我并不在乎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作家，甚至我无力关心自己能否成为一个作家。我并不信任语言。我想写作的人骨子里都是不信任语言的，只是不得不去信。
我有自己喜欢的作家或者作品，不知道能不能算「师承」。如果是，我得保护好他们。
豆瓣阅读：你的这种语言风格比较容易被视为「翻译体」。你如何看待「翻译体」与「本土化」（方言写作似乎其中的一个方向）之间的关系？
止晦：「翻译体」和「本土化」纯属毫无意义的黑话。我来自南方的方言区（当然不是上海），用普通话写作的时候，我就在翻译。你叫我本土化，我不知道土地在哪。你叫我用方块字思维，我不能降低自己的智力。
我写不了短句，因为我眼中的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结构是从句式的。我无法忍受方言，因为汉语本来就已经是方言。我给自己的方向是尽量把汉语提升为语言，使之抵达普遍的心灵。
豆瓣阅读：你的写作是向内挖掘的，对心理的洞察细致入微，不过你笔下的人物思维和情感模式大多很极端，或很激烈，更像是从「欧洲文学史」里走出来的。这种写法很容易被斥为「不知所云」「不接地气」，甚至是「矫揉造作」。你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你会出于赢得更多读者的考虑而选择改变或降低自己的标准吗？
止晦：我只有身体是中国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受到的教育，我们对自我的教育都使得我们的精神是西方的。只是很多人走到中间，又往回退，而我是要继续往前走的。西方是我的乡愁。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摆脱中国性，不惜弑父弑母。所以「不接地气」是很自然的结果。土地让我感到恐怖，我不会上田园诗的当。「矫揉造作」也是自然的，所以我尽量躲避人群。
豆瓣阅读：你的这种写法似乎很容易被归类到「先锋文学」这一类别里。你如何理解「先锋文学」？
止晦：我觉得我是现实主义，或者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我把心都掏出来了，难道还不现实主义，还不赤裸？可能是因为赤裸，反而不容易看到。
至于「先锋文学」，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的理解中，它更像是分类法上的「其他」，无法归类的都可以归类到「先锋文学」。
豆瓣阅读：你小说里的主人公精神都很苦闷，经常是到了结尾仍然一点光亮也看不到。这种压抑的氛围会不会对读者或自己造成某种心理上的消极暗示和伤害？你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止晦：苦闷是人性的证明。当然自从抑郁症被发明之后，你连苦闷的权利也没有了。你的困境被认为是你个人的病态。便是在这种体制性的压制下，你不得不把抑郁作为一种情绪发展成或者消化成抑郁症，而不是通过呐喊发泄出来。我想我是靠写作从中逃出来的。
我对自己不满的地方之一，便是总忍不住往自己写的东西里撒糖。已经很甜了。
至于读者，我没什么读者，也不会有什么读者。中产阶级不会读我的东西，大学生更需要马云。至于高中生，我不是关心下一代成长委员会。
豆瓣阅读：你如何处理小说中的时代性？说得更具体一点，为了体现时代感，你会不会把新科技、流行语、时事新闻这些元素写进小说里？
止晦：这要看怎么理解时代性。我想时代性和时代感是两回事，甚至说是对立的。为了把握时代性，恰恰要把时代感去掉。所以我在写作中会屏蔽掉很多词。我不会让「手机」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如果这个东西非得出现，我会写成「电话」。我还可以列出一串串名单。我尽可能地消除专有名词，甚至我很讨厌给人物取名字。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名字，都必须有一种性格或者思想的支撑，否则不能成为一个名字。
豆瓣阅读：你的小说总是会有一些关于宗教的讨论或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好？
止晦：怕死。这算不算一种偏好？
豆瓣阅读：你现在是全职写作的状态吗？如何看待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止晦：不是。全职写作做不到，因为写的东西卖不出钱，主要还是才华不够多。总得养活自己。
我的小农意识还是太重，性格也不够洒脱，脸皮又薄，也没什么社交，假如没有钱，便只能饿着，只能露宿街头，所以会关心银行里的存款，只要是进大于出，哪怕没几个钱，就会觉得心安。其实很讨厌这样的自己，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便要闹一次分手，不过之后又复合。
工作和写作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长久的，有人能把写作变成浇花，我是没这个本事。
豆瓣阅读：你有明确的写作计划吗？接下来会不会尝试新的题材？
止晦：没有。我只知道在写完一篇之后得写下一篇。
有得写就知足，不管好坏。
- 读者作品 -
大同
作者 止晦
作品讲述了一个住在郊区的文学青年的内心世界。止晦的小说语言追求绵密、繁复、内省的风格，带着近乎残酷的诗意，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洲知识分子写作传统的主动继承与呼应。他的小说虽然着眼于个体的精神苦闷，但并未舍弃时代，陷入晦涩的私人呓语，而是积极寻求更为有力的介入方式。这使得他的作品兼具「轻」与「重」两个面向，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文学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