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3年后，
“建筑界的诺贝尔”再度花落中国。
68岁的刘家琨
也成了继王澍之后，
刘家琨的得奖，已然是姗姗来迟：
“家琨老师早就该得了”，
“偶像加冕！”
“让在行业迷雾中挣扎的建筑师又燃起了热情，
重新描摹了‘建筑学原本的模样’。”
社交媒体上，不少粉丝更是感叹：
“这是一场与浮夸建筑时代的决裂。”
刘家琨做的“浪漫事”，
被委员会的评审辞记下：
“对他而言，
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
城市的印记和社区的遗迹。”
这份印记，在刘家琨的词典里，
西村大院鸟瞰，摄影：陈忱
今年的评委会主席、2016年普利兹克获得者阿拉维纳赞美刘家琨：“在这个容易形成无穷无尽乏味边缘的世界中，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建筑方法。”
国际媒体不吝惜对刘家琨的赞赏：
“他是一位歌颂普通民众生活的建筑师。”
这位50后的成都建筑师，
刘家琨还曾听到年轻人用“我就在这个烂尾楼这儿”的言语，
西村大院临街街道，摄影：存在建筑
但渐渐地，这里成为成都西边的市民最爱待着的公共场所，
竹下火锅、屋顶跑道、广场舞胜地、创意市集……
男女老少都能在这找到乐趣，
刘家琨造房子，
擅长把各地的文化习俗和人们的需求
无缝融入建筑中。
造出的建筑虽然常常外观看上去“粗糙”，
却总能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后，
和自然生长在一起，
并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西村大院里的周末市集
西村大院里的棒球训练课
值此大奖公布之际，
一条回顾5年前与刘家琨的对谈。
2020年秋天，
我们和他一起，
在成都新工作室的后院打篮球，
听他和画家老友何多苓聊艺术。
更在他设计的西村大院里，
刘家琨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但大概因为祖籍河北，自带一股在四川人身上不易寻着的酷倔劲，不常笑的脸孔大多时候严肃、冷峻。有人用“雄健”形容刘家琨的建筑，初见刘家琨，发现这两个字放在他身上也极合适。
但开口攀谈，他便流出成都人的随和，聊起天夹杂冷笑话，用他自己的原话，就是“闷骚”。
第一个拍摄日，刘家琨带我们去看蓝顶艺术区里两栋施工中的工作室，这里未来将是家琨建筑事务所办展览、做活动的地方。收尾阶段，他一定要自己去现场跟工人商量诸多细节。工作完毕，他从车后备箱摸出一颗篮球，吆喝一条的摄影师们陪他玩上几局，一边上篮，一边玩笑般和年轻人们嚷嚷：“我受过伤，你们不能撞我！”
刘家琨想着未来能多来这儿办公，老友何多苓的美术馆紧挨在隔壁。他在后院里规划了菜地、种了树、建了篮球场，把工作室二层朝向最好的地方，装了长窗、留作咖啡厅。
1999年，在还没什么“独立建筑师”概念的年代，刘家琨自立门户开了事务所。事务所在成都玉林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商住楼，进小区要让门卫室打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事务所在商住楼的六层，入口的门上挂着刘家琨淘来的铃铛，大伙儿进进出出，清扬的铃铛声也跟着响。
刘家琨的房间在跃层二楼的一个角落，桌上、墙上都是他建筑项目的手绘图纸，但书桌前后的书架上，一眼望去，文学作品比建筑书籍多不少。门常开着，事务所里的三只中华田园猫自在地溜达进来，蹦上书桌、向窗户外张望上一阵儿。
成都蓝顶艺术区，一条拍摄何多苓（左）与刘家琨
临近饭点，浓郁的火锅味从街道的餐馆飘进小区。作为成都人，火锅是刘家琨的爱。疫情期间，困于隔离，刘家琨只得自己在家动手下厨。情况转好后外出的第一餐，便是找了家位于屋顶、相对开敞的火锅餐厅，给何多苓等老友们庆生。
对于盆地、四川人和火锅，刘家琨有一套自己的火锅哲学：
“成都平原周围有高山围绕，本地人在盆地里的生活被环绕、被包围，就有个盆地意识。火锅也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容器，里边什么都能装，也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成都西边的青羊区，刘家琨造了一个巨型“火锅”，占地约70亩的西村大院。
带我们去西村大院里闲逛，刘家琨一路开着手机相机，记录疫情之后成都人迅速恢复起的各种“竹下生活”：长条形院子里热闹的周末集市，入口门廊前休息平台上蹦跶的小姑娘，以大院空心砖墙为背景自拍的年轻人，中央球场上打棒球的小朋友……
西村大院是个城市综合体，除了没有住宅，几乎没有想不到的功能。70多亩的地四面环街，房子绕着街道修建，环形一圈，各类商铺入驻。
还有大大小小、种满竹子的院子、廊道，供人跳广场舞、打麻将、吃火锅……
从地面升起又环绕屋顶一圈的跑道总长有1.6km，定期会举办主题性的迷你马拉松。
曾经一晚上屋顶涌入9000多个市民来散步、跑步，管理方很紧张，怕出安全事故，平日里就把屋顶的跑道给锁了，有活动时再开放。
刘家琨拍摄的方型火锅
因为这样，刘家琨常说西村大院就是个“可以什么都往里扔”的火锅，不过不是圆锅，是方锅，带格子的那种。
他专门拍过一张方锅的照片，和西村大院的俯视图凑在一块儿，说方格子就是大院里的小院子。
西村大院的周边有十几个住宅区，可原先这块地上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几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馆。占地都很大，运营成本都很高，却只服务于少数人。
委托刘家琨来设计西村大院的是杜坚，他是刘家琨相熟20多年的好友，也是个有情怀有理想的企业家。作为西村的总策划和业主，杜坚希望，落成的建筑不仅能体现成都平原的地方精神，也能体现当代的都市生活。委托之前，他把刘家琨写的小说、建筑杂文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最终确认自己的人选只能是刘家琨。这个决定证明了杜坚的建筑眼光和城市理想。
刘家琨、文德斯与杜坚在西村大院的屋顶跑道
韩国济州岛的建筑师们在慈竹院吃火锅
2016年西村大院落成，开始投入使用。成都文化圈在大院里办活动、外地外国的朋友来参观，都让刘家琨一年里得往这里跑上好多次：
德国导演文德斯夫妇来溜过弯，韩国济州岛来的建筑师们在大院的竹林下面吃过火锅，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在这里喝过茶。
西村大院里种了将近30种竹子：慈竹、粉单竹、斑竹、紫竹…… “满足成都人幸福的指标：竹下生活，” 刘家琨说。
设计之初刘家琨对大院里的活动场景并不做预先设定，只是根据大约会聚集、活动的人数，框定出尺寸不一、形状不同的场地，做上些高低不同的混凝土长凳、吧台、台阶，至于在其中怎么活动、怎么用，自由度全交给市民。
相比于具体的设计，他更在乎这些公共空间是不是真的能被用起来：
“它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有一个广场、有一片树林但不让人在那活动，那也不叫公共空间，对吧？”
这个问题，在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实践中都引起过讨论：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 meuron）在设计鸟巢前到北京考察，他们看到天坛东门游廊里自发聚在一起唱歌的北京市民，因此在鸟巢底层设计了围绕建筑的空廊，希望即使没有比赛，也能让市民们去休憩、游乐、唱歌……现实中环廊设计了出来，但进鸟巢收取的门票阻挡了市民前往活动的脚步。
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构想国家大剧院时，希望冬季的水池吸引孩子们去上面滑冰，冰刀划出的弧线成为地下通廊上方不断变幻的抽象图案。但最终实现的水池，却引进了保证冬天水面永不结冰的水循环系统，防止上人。
以西村大院为原型制作的装置”人山人海“
这其实都是刘家琨口中的权利问题。而他自己敏锐的“公民建筑意识”的形成，与早年在西藏做建筑的一段经历有关。
1984年，在成都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刘家琨，被选中去西藏设计群众艺术馆。在那里，牧人们围着火堆唱歌跳舞、骑马扛枪的画面，不仅触动了他，也让他警醒：自己带去的设计不过是自作聪明，牧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我设计了一个物体，建筑首先是要和人有密切的关系。”
带着这样的想法设计房子、造房子，刘家琨收获了许多非建筑圈的真爱粉。与一条在西村大院里拍摄
不到十分钟，他就被粉丝认出，要了签名和合照。
画家老友方力钧评价说，“我接触的很多建筑师，其实都是人类的敌人。好多建筑师都在做一个壳，刘家琨在做一个整体，他考虑的事情是人的整个感受。”
西村大院的沿街立面
西村大院在落成的一两年里，总被周边居民说成“烂尾楼”。在西村大院街边，刘家琨听到年轻人用“我就在这个烂尾楼这儿”的言语，在电话里约碰面的地点。
被叫"烂尾楼"，是因为刘家琨放弃了装饰建筑外立面，只是为入驻的商铺们搭建骨架：“就好比做了个书架，而每本书自有表现”。
主体结构是用当地盛产的竹子作为模板来浇筑清水混凝土，不加任何粉饰的多孔砖直接砌筑外墙，连外廊的栏杆都是混凝土栏板里直接抽出的钢筋。
使用的许多砖块是刘家琨研发出的环保材料——再生砖。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刘家琨亲自去了灾区，看到许多因地震而坍塌的建筑，他便带着当地工人用这些废墟材料作骨料，掺上切断的麦秸作纤维，再加进去水泥、沙，做成新的砖块造新房。之后，刘家琨把再生砖概念扩大，城市里拆房子的废料都是再生砖的原材料。
因地制宜取材料、根据当地工人的施工技艺进行建造——是刘家琨多年来坚持的“低技策略”。
早年居民口中的“烂尾楼”西村大院，现在是各种手机打卡软件里成都“网红建筑”的头牌，这个效果也出乎刘家琨的预设：
“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以为是老成都会比较喜欢，我也不太清楚年轻人会不会喜欢，设计我就做我觉得最好的就行了，要讨人喜欢我才做，还做不好。”
不过话风一转，他又风趣地加一句：“最好还要先研究下女孩子们的喜好，女孩子喜欢了，男孩子自然会跟着来。”
20多年前出差日本时，刘家琨曾亲自去摸了槙文彦、矶琦新、安藤忠雄的作品，他写下文字感叹：这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的技艺落差让他又兴奋又失落。
现在和刘家琨聊建造技艺，问他是否通过和工人们的多年磨合，缩小或者弥补了这些巨大差距，他却给了另一个思路的解答：
“在四川盖房子，节奏舒缓，自有其中的乐趣。在精致度方面，工人的技术和地方性格自然不支持这个事情，费再大的劲儿，也做不到绝对的精致，最初的审美规则就不要往那个方向制定。”
浙江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 摄影：存在建筑
到了江南一带造房子，刘家琨会改变对工人的施工标准：
在浙江松阳，他用蜿蜒连续的深红色耐候钢廊道，在曾经衰落的老城街区里，打造出一个开放又有传统情趣的精致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