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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哥夹杂在一群志愿者中，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脸上始终保持一种亲切的微笑，那笑容里有种莫名让人安心的东西，温暖，纯真。
那时候我已经在武汉呆了好几天，试图寻找新冠肺炎痊愈者的线索一断再断，每个人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整座城市似乎都在拼命忘记过去。我非常能理解他们，人都有忘却创痛记忆的需要。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面借人物之口写出了这种遗忘被提起的愤恨：
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用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会勃然大怒：“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初见牛哥是在Figure影像创始人，《在武汉》总导演张悦和武汉民间志愿者聚会的饭桌上，那天晚上张悦突然拍着牛哥的肩膀对我说：“你可以写写牛哥，牛哥很传奇的。他是作为志愿者被感染了的痊愈者。”
“牛哥”真名叫牛志澜，今年51岁，身材高瘦，宽肩乍背，格子西服里面搭着白衬衫。淡眉深目，额头宽阔，颧骨略微凸起，鼻子上有道疤痕，不说话的时候面容显得柔和，眼睛睁开就有精光爆射。不需要多看几眼就可以知道这是个很有些经历的中年人。后来才了解，他鼻子上的疤痕是打架留下的，他年轻一点的时候还试过以一敌四。
作为半个重庆人，我从小到大看过很多牛哥这样的汉子——武汉和重庆、九江这些城市差不多，自古交通要道，漕盐集结之地，为了地盘和帮派抡扁担打码头，强悍和义气始终是码头汉子的左右双拳。
2020年11月17日，我在武汉市江夏区沙羡街见到了牛哥，他开着一辆北汽福田的面包车，这是他现在的主要谋生工具，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接送一批郊区工厂的农民工，晚上四五点再接送一趟，加上随叫随到的叫车电话，一天大概能挣到一百多块钱。
作为官方认定的痊愈者，牛哥对此不太认同。他说一辈子从来没有感冒过，没打过针，那段在医院的经历一直被他坚称为“疑似”，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有任何明显的新冠肺炎症状，前后做了17次核酸检测，除了第二次在侨亚医院检测出来是阳性，其余都是阴性。
但是无论如何，这不由他说了算，甚至核算检测的结果说了也不算，在所有口径中，牛哥就是一名确定的新冠痊愈者。
在最近的某次社交场合，当“痊愈者”这三个字一说出口，他旁边刚认识的新朋友倒吸一口气，身体立即往后退。后来牛哥向我转述的时候，用了夸张的肢体动作——他腾腾向后走了几步，仿佛受到汽车的重重撞击。
牛哥租住的是一个农民自建房，家具简陋，墙面简陋，地面简陋，铺着廉价的复合地板，之前为了省钱，他把二楼转租了出去，自己住三楼。防盗网把窗户隔得很压抑，房间里靠窗的位置晾满了杂七杂八的衣服，把仅有的光线遮挡得严严实实。茶几上还摆着头天的剩菜——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单身汉敷衍衰败的潦草生活场景。
这是牛志澜租下来的房子，十分简陋，在家里隔离的时候，从窗户望出去的天空是否这样布满雾霾，压抑无比。
牛哥结过婚，17年的时候离了，女儿已经成年了，跟着前妻。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奈何这些年始终没能走得更近。
这种“孤家寡人”的状态，也正是他最初投身江夏区志愿者的缘故：“1月23号封城，我一个人在家倍感落寞，看着人家外面（阖家欢聚），24、25号那时候还不是很紧张，人们的意识里面还没有觉得那么恐怖，你一瞄窗外隔壁左右，依然能看到家里灯火辉煌，举杯换盏的……”
1月27日，按农历算是正月初三，牛哥接到个香港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个女孩焦急地说她的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安排不了床位，又担心他们回不了家。她恳求牛哥去接送一趟老人。
牛哥当时没有任何可以防护的东西，就连口罩也只是一次性的那种，但他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开车去了医院，搀扶老人，开车送达，一直忙活到凌晨四五点。一周后牛志澜觉得自己有点呼吸急促，不过他并没有在意，心想也许是每天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护人员导致的劳累反应吧，过两天就会好的。
然而过两天并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有人建议说还是做个CT吧，确定没问题就可以安心做志愿者。片子出来显示右肺部有玻璃状阴影。
在1月份的武汉，对新冠肺炎的诊断因为核酸检测试剂盒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一直使用CT判定：感染患者在胸部影像学上，早期呈现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进而发展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浸润影，严重者可出现肺实变，胸腔积液少见。
2月9日，国家卫健委根据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建议，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肺部的玻璃状阴影在当时就是确诊新冠的标准，在侨亚医院的核酸检测为阳性，协和医院做检查的医生要求牛哥马上隔离。酒店隔离结束之后，牛哥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干部来接他，说带他去进一步检查，然后直接把他塞进了医院。
牛志澜之所以被称为“牛哥”，和他的人生经历脱不了关系。
年轻时他在湖北煤矿机械厂子弟学校教过书；1989年全民下海，他也跟着去了深圳倒腾汽车，赚钱最多的时候一年百把万。豪气的他对着当时的女朋友说“500的衣服？买！”“700的鞋子？买！”“没坐过飞机？坐！”回村里的时候，乡邻亲戚大都躬着身，殷切地问好：“牛老板您回来了？”
1994年他回到湖北，在咸宁市做了几年警察，不料却迷上了赌博，有时一个晚上输掉70多万。年轻的时候胆子大，搞来搞去挪用公款，事发判了8年刑。因为有文化会写文章，给监狱里给新生报、塑新报这类内部报刊投稿，拿了不少奖分，刑期减到6年半。
2007年出狱之后正是房地产大干快上的年代，牛哥有亲戚干基建工程，就把送料权给了他——工地上打地基的时候需要混凝土，那些黄沙碎石之类的建筑材料，你就往那边送吧，你自己该怎么抽成怎么抽成，争取早点站起来。
那个时候建筑材料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拳头说话的行业，这一点和千百年来的武汉三镇码头并无什么不同：“就相当于这个地盘，你搞这一块，我搞这一块，各干各的说好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结果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偷偷搞鬼，直白地说吧，就把筷子夹到我碗里了，那就不地道了，一冲动就跟他们打架……”
牛哥掏出枪，对着一面墙鸣枪警告，有个人却从墙上掉了下来，子弹正好击中了屁股。牛哥又因为非法持有枪械、伤害他人身体致残，又被判了6年半。
两个六年半，人生最好的十三年，牛哥都浪费在监狱里面。
第一次出狱之后，父母亲都过世了（分别是在2009年4月和8月）。母亲一辈子都在遭受父亲的毒打和家暴，儿时有一次，在田里干活的父亲用一把铁锹向母亲砸过去，然后拖着母亲的两只脚，像拖牲口一样把母亲拖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的血流满了脸。“我成人懂事的第一天就对父亲说，但凡被我知道再有一次你打妈妈，我绝对饶不了你。”
监狱里最盼望的就是家里人的消息，每当听到谁谁谁有家书，耳朵会竖得如同天线，恨不得下一个就是自己。那种无来信、无汇款、无接见的人，在监狱里被称为“三无人员”，这样的人处于鄙视链的最末端。
牛哥特别担心自己成为三无人员，又不可抑制地滑向这最恐惧的深渊——第一次入狱，妻子去探望过他三次，第二次入狱探望过一次——去找他签署离婚协议书。入狱之前整天粘着自己的闺女，再也不主动和父亲说话了。
监狱里四面高墙，除了电线电网，漫长岁月里别无其他。放风时候看见流浪汉在垃圾桶里面扒出个馒头，苍蝇满天飞，手拍一拍就吃。“看了都羡慕，自由太可贵了，我宁愿也出去捡馒头吃。”
一辈子敢打敢杀进出监狱如同家常便饭的牛哥，却永远流露出一种和他的码头汉子形象看起来格格不入的脆弱，他说自己现在眼窝子特别浅，“随便看一个抖音里讲孝顺父母的短视频，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和我见过的那些遭逢坎坷的人很不同，牛哥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自怜”，在遭受了生活的捶打之后，他反倒柔软而坚定，把本该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的保护欲和勇敢，用在了疫情期间需要帮助的医护人员或者其他人身上。
他曾经有一天经过商场，看到有辆车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给刮蹭了。他就问那个要逃逸的司机：“你怎么这么没有社会公德，起码应该给人家留一个纸条。那个人破口大骂：“关你x事，少在这里多管闲事！”然后扬长而去。
牛哥停下车，写了一张纸条放在被刮的车上：“你好，车牌尾号xxx刮了你的车跑了，如果你需要报警协助，我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了，你可以打我电话，我提供给你。”
在那么多志愿者中，牛哥是唯一一个说不怕疫情的。他像是那种天生无惧的人，更像我在《永别了，武器》里面读到过的：
倘若有人带着这么多的勇气到世界上来，世界为要打垮他们，必然加以杀害，到末了也自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于是有许多人事后在被打垮之余显得很坚强。但是世界对打垮不了的人就加以杀害。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律看待。倘若你不是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并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
“呼吸重症第10床。”牛哥对协和医院的记忆非常清晰。
牛哥清晰地记得，他进去的时候，9床的女病友已经住了一个月了，跟他一样能吃能喝什么症状没有。旁边11床的女病友，也差不多类似这种情况。牛哥一直没症状，然而很快，他的一些亲戚还有朋友都确诊了送进来。整个协和医院，从21层到三十几层，全部是当时接诊的确诊患者。
他形容协和医院的经历犹如“坐监”：每天发两个口罩，病人口罩必须戴，一天三餐的饭都是送到病床前。病房里面配有厕所，就是连房门都出不了。每天定点消杀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天八点半左右医生开始查房，一天量两三次体温。然后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空气净化。打针吃药，做雾化（就是带着那种氧气罩，然后注射一种药物注射到呼吸罩里面，有助于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