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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理论志
地级市合并是行政区划调整的一种新形式,也是一个包含多维社会关系的尺度重构过程。本文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从权力、资本、感知三个维度分析了其空间尺度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政府通过灵活多元的尺度策略运用,实现了权力的监管和下放,降低了资本市场自发选择再地域化场所的弊端,促进了空间一体化的形成,并通过对居民身份认同的争取、地方感的塑造,提升了居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度。“尺度重构”业已成为推动行政区划调整顺利实施、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治理的重要手段。
多维尺度重构视角下“双城合并”的过程与机制——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济南莱芜“双城合并”的实证案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了行政区划调整中多维尺度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政府通过完善组织架构、调整政府职能等措施推动权力的尺度重构;通过产业协同布局、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通过公共服务对接、文化景观塑造等手段推动居民感知的尺度重构。最终,“双城合并”过程中,政府通过权力、资本、感知三维尺度重构的耦合协调,推动了济南市和新辖区空间的尺度重构。
卢志霖,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郝兆印,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济南市工程咨询院
殷冠文,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山东省高等学校“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胡赛寅,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宋成镇,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行政区划是政府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是协调府际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空间治理效能的权力运作手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激烈的经济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面对行政区划碎片化、行政区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和城市过度竞争的空间治理困境,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对社会空间资源进行整合和再分配,推动了国家-区域-城市间的尺度重构,创立了“市管县”“撤县(市)设区”“市县撤并”、新城新区、“准行政区划”等多种新的行政区划模式。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政府主导的空间治理方式,成为统筹城市–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
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区划调整的演变过程、空间格局等,如研究中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整体趋势、区域行政区划的格局演变。二是考察区划调整的影响效应,如研究撤县(市)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化效应,从居民地方认同的角度探讨区划调整中的社会效应。三是从区域管治、领域重构等视角开展了对区划调整机制的探讨。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格局演变和单一效应分析,对区划调整微观过程和机制的分析探讨仍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尺度重构视角,以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为例,从权力、资本、感知3个维度探究行政区划调整的微观过程和机制。作为两地级市整体合并的案例,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是区划调整的新形式,通过该案例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行政区划逻辑规律的探索和总结。
“尺度重构”的研究视角
“尺度”(Scale)是地理学的核心术语之一,原本是定义地图尺寸,衡量地理空间范围大小、精度、层级的概念。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尺度概念逐渐演化,既能指代绝对的地理空间,又能表征多层次社会关系的社会经济空间。Taylor提出的“全球–国家–地方”的政治地理学三元尺度框架,为尺度理论的深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权力和地位的转换,使得地理空间的尺度更替成为不断被打破和重构的过程。同时,尺度的社会建构性也受到关注,社会再生产和消费被融入到尺度重构过程中,尺度并非预先给定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中动态建构的。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流动突破了地理边界的限制,资本扩张呈现“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特征。面对资本转移中出现的城市恶性竞争、不平衡发展等问题,国家开始通过给予特定地区权力、资源、政策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即领土空间的尺度重构。于是,在尺度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尺度重构”(Rescaling)视角,指通过权力和控制力在多层级地理尺度的跃迁,推动原有空间尺度的解构和重建,是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推动社会关系不断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尺度重构视角被用于全球化、国家空间治理、社会事件影响的研究中,也用于城市和区域治理机制的实证探讨。“尺度”理论也为分析行政区划调整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一方面,学者们将行政级别视为一种特殊的尺度,从宏观层面上剖析了国家和区域行政区划演变过程中尺度重构策略的变动轨迹,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涉及权力、等级、规模、关系方面的尺度重组。另一方面,运用尺度生产的逻辑,探讨了中国大都市区管治中的权力博弈。在此基础上,王丰龙等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尺度政治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既有研究主要分析区划演化过程中权力的尺度重构。而实际上,除了权力,区划调整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尺度重构过程。
因此,本文将行政区划调整中尺度重构的内涵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多维领域。为多方位考察区划调整中的尺度重构逻辑,本文建立基于政治维、经济维、社会维的多维尺度重构分析框架(图1),将空间的尺度重构分为权力、资本、感知的尺度重构,分别从组织架构、经济发展、身份认同3个方面展开,分析在区划调整过程中,政府通过多维尺度重构推动空间尺度重构的过程和机制。同时,空间的尺度重构具体表现在等级尺度和规模尺度两个层面。等级尺度既指政区等级的调整和权力、职能等级的变化,又包括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高低水平变化等。规模尺度既涉及管辖范围的变化,也包括城市规划和建设、城市景观的塑造能否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展开。
研究区、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研究区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截至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前,济南下辖历下、市中、槐荫、天桥等8区和平阴、商河2县(图2),总人口746.04万,地区生产总值(GDP)7856.56亿元,行政区面积7998km
2
,省内排名分别为第6、2、11位(2018年)。原莱芜市是山东省最小的地级市,下辖莱城、钢城2区,行政区面积2246km
2
,GDP为1005.65亿元,总人口137.9万。行政区面积、GDP、人口均居山东省末位(2018年)。
作为省会城市,济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首位度偏低、集聚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一直谋求“做大做强”来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原莱芜市作为山东省最小的地级市,存在体量小、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的问题,在发展空间、劳动力资源、科创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一体化治理,在区划调整正式实施以前,济南和莱芜之间就进行了大量“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尝试,比如开通济莱城际公交、建设济莱高铁、两市居民身份证异地换领、两市部分产业对接发展等。最终,国务院于2018年12月26日正式批准济南莱芜行政区划调整,撤销莱芜市,原莱芜市莱城区、钢城区成为济南市莱芜区、钢城区。区划调整后,济南下辖10区2县,行政区面积10244km2,GDP为8862.21亿元,总人口883.94万,城镇化率70.8%。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组于2020年6—8月多次赴济南市中心城区、莱芜区、钢城区展开实地调研。调研中对政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分布于济南市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协调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乡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6个市直部门,以及莱芜区和钢城区的城乡交通运输局、发展和改革局、民政局、文化和旅游局等21个区辖部门。访谈问题包括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实施措施和手段、成效、存在问题、未来计划等。共收集32份访谈记录。同时,在调研中获取了有关区划调整的政府工作会议资料、发展规划、政策文件等。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双城合并”的多维尺度重构过程
1、权力的尺度重构
权力的尺度重构主要通过政府职能的变迁来实现。济莱合并的过程主要涉及中央、省、市、区4级政府主体(图3)。中央政府批准区划调整之后,负责宏观指导、统筹全局,将实施调整的权力下放到山东省、济南市政府。山东省政府成立了省区划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行政区划的总体方案和专项方案;成立由济南市委和原莱芜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联合工作组,设立驻济、驻莱两个办公室。省政府进一步将权力下放到济南市政府。市政府成立了市行政区划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其中,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为市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协调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织人事、资产监管、政法维稳4个工作组;11个专项工作组由驻济、驻莱办公室分别统筹协调。有划转任务的75个市直部门分别成立了工作筹备组,具体负责区划调整推进事宜。可以看出,省市政府通过尺度下推将权力交予各级工作组,工作组是为了推进区划调整而临时组建、短期存在的非正式机构,成为区划调整过程中权力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承担领导、监督、协调作用。通过各个工作组的工作,明确了牵头领导、负责单位、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分解了人员转隶、机构撤并、资产划转等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省政府通过尺度上推收回原莱芜市的政府职能,又通过尺度下推将原莱芜市职能的大部分下放到济南市,部分下放到莱芜区、钢城区。具体涉及土地管理、项目审批、债务划转、城市管理、财税收缴权限等。城市管理方面,原莱芜市莱城区地域范围内同时拥有莱芜市、莱城区两级政府,市级政府负责城市管理,区级政府负责农村管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了莱芜市本级建制,原莱芜市城市管理权交予莱芜区,扩大了莱芜区的行政管理权限。人员转隶方面,将原莱芜市省管干部分别安排到济南市、省直单位和其他区市任职,将原莱芜市市直干部划转到济南市对口单位,并提供住房、就餐、通勤、生活服务方面的保障,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性收入政策、运转经费基本保障标准与济南市等高对接(表1)。财政方面,山东省对莱芜、钢城两区的财政支持政策5a内保持不变,济南市5a内将原莱芜市本级收入和财力全部留在两区。税收方面,驻莱中央和省属大型企业税收征管体制不变,相关税收在两区缴纳,两区项目审批享受市级管理权限。
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尺度的上移。对于济南市来说,政区范围扩张,可支配的人、财、物更加充裕,规模尺度上移;莱芜区、钢城区获得更大的财权、事权,莱芜区获得了更大的城市管理权等,自主性、独立性提高,并由一般地级市的市辖区转变为省会城市的市辖区,等级尺度上移。通过尺度上移,政府重新整合了市区两级政府职能,完成了财权事权等的转移,提升了空间、资本、社会和文化的管辖权,变革了空间组织关系。济南市和新辖区实现了权力的尺度重构。
2、资本的尺度重构
新辖区面临产业低效竞争、发展活力弱等问题。在“双城合并”过程中,为了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政府首先进行产业优化和协同化布局。一方面,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政策优势,在济南市中心城区设立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超算应用、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区,发展高科技、金融、文化创意产业(图4)。另一方面,依托原有钢铁制造业优势,在新辖区设立智能装备制造、精品钢深加工、新能源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区,推动钢铁企业向新材料产业、化工产业向高端精细化转型发展。
同时,市政府推动济莱交通、通信设施一体化建设,以改善城市建成环境,打破要素壁垒,提高资本流动速度。政府开展了济莱快速通道、济莱高铁等交通网线的建设(图5);将新辖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济南市整体发展格局,通讯网络建设对标中心城区,5G通信技术网络加速布局。
在政府措施的推动下,区划调整有助于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产业协同布局密切了中心城区和新辖区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吸引资本嵌入新辖区这一尺度。交通、通信设施建设具有强大的“时空压缩”效应,可以变革传统的社会关系,强化中心城区和新辖区的人员交互、经济联络、要素流动等空间联系,推动资本的尺度重构。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尺度的上移。一方面,济南市能够在更广泛的地理尺度上进行产业协同布局和设施规划建设,提高了规模尺度。并且,新辖区原有的金融、高科技等企业迁移到济南中心城区,实现了资本向更高尺度的跃迁。比如,原来位于莱芜区的莱商银行准备迁往济南中心城区历下区,并计划改名为济南银行。另一方面,区划调整增强了新辖区对相关企业的吸引力,依托钢铁产业的智能制造等企业迁移到新辖区这一尺度,比如山东重工在莱芜区新建了绿色智造产业城,主要发展汽车装备、氢能源高端装备、智能装备、航空产业、卫星产业、轨道交通装配等产业,提高了当地的制造业水平,新辖区资本的等级尺度上移了。
3、感知的尺度重构
为了推动感知的尺度重构,首先,市政府将两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福利保障标准与中心城区统一(表2)。公共服务方面,将各项设施的建设标准与济南中心城区等高;社会保障方面,各项标准、政策、流程与济南对标;教育事业方面,教育经费、学制与济南对接;医疗卫生方面,建设全市统一的健康服务平台,将中心城区医疗资源向新辖区布局。其次,推进水、气、热等市政设施的协同建设,促进能源供给一体化(图6)。再次,将两区生态标准提高到与中心城区一致,开展生态联防联治。推进两区的煤炭消费减量替代、露天砂石矿山综合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修复了裕兴等4个污染地块,加强了73家土壤环境重点单位的监管。
同时,市政府通过文化景观的塑造,推动莱芜两区融入济南市。第一,将莱城区名字更改为莱芜区。保留“莱芜”这一地名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对居民空间情感认知的保护。第二,对莱芜地区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和修复。建设莱芜红色文化、嬴秦文化、齐长城文化等“文化传承七大工程”;整理非遗项目资料等。第三,扶持发展九羊文化产业园、威邦家居、乐美工艺等企业,培植发展锡雕、燕子石、齐鲁老干烘等具有莱芜特色的文化产品品牌。第四,将新辖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进济南市域。建设仲宫–西营–垛庄–雪野山水生态旅游发展带、齐鲁古道文化旅游发展带,利用莲花山、云台山等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新辖区举办环雪野湖自行车赛、南部旅游大道马拉松赛等体育赛事,组织新闻媒体做宣传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