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灾情发生，总会涌现出一些英雄人物，新冠疫情也不例外。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一线的医护人员中，却出现了不少“拒绝当英雄”的声音，也使得以往那种“塑造人物典型”的宣传思路翻车了。
这让很多老一辈的人感叹“看不懂”，但如果转换思路就可以发现，或许正是在这样微妙的迹象，体现出新一代的权利意识正在发生积极而不可逆的变化。
疫情发生后，很自然地涌现出许多有关医护人员事迹的报道，然而其中明显的一个差异是：在社交媒体上，一线医护人员自述式的记录，真切可感，广为传播，也获得许多好评；而那些歌颂医护人员非同寻常牺牲奉献的事迹，诸如“90后护士流产10天重回一线”、“援鄂女护士放下植物人丈夫毅然奔赴一线”等等，却遭到普遍的炮轰。甚至有人干脆说：“造典型的媒体们，能不能放过女护士和女医生？”
这倒也不是说媒体宣传如何“蠢”，因为
在我们以往的道德观里，确实是要超乎常人的牺牲才值得歌颂，才能成为“典型”
。不仅如此，人们也普遍尊敬那种能无私忘我的道德榜样，因为能做到这一点的确实寥寥无几。顺着这种思路，自然认为要非同寻常的事迹才是值得报道的“新闻”。
问题是：
这样一来，歌颂的其实是一个道德超人，但现在的社会心理，想看到的却是平凡而真实的人性
。
道德超人所在意的，往往是大原则，他们可以大公无私、乃至舍生取义，这势必让他们显得轻视自我权益，甚至可以完全不计个人得失，只有这样才格外体现出非凡的高尚。然而，正因为能做到这样的，往往百中无一，
这样极端的个案反而很难成为让人追随的“角色模范”（role model）
。
这就像以往的战争故事中，要竭力凸显英雄人物如何“大无畏”，一丝一毫的“怕死”都是对他形象的玷污，但现在人们则开始怀疑这是不真实的、反人性的，一个英雄人物承认自己同样“怕死”不仅不会有损其形象，反倒会更深地引发人们的共鸣与好感。
这远不只是宣传口径上把握“度”的问题，而是一种
颠覆性的范式转移：人们的英雄观发生了迥然不同的转变
。新的价值观强烈要求承认“英雄也是人”，拒绝道德绑架，认为这只是捧杀式的“架起来烤”。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宣称自己没有私利，反而会被怀疑他是否别有目的，因为“私利”已经不再是见不得人的了，而被正当化了，可以大大方方说出来——这被承认为“人性”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其实也讲“礼顺人情”，要求不要违拗正常的人性。春秋时，有些鲁国人被卖为奴，孔子的高足子贡将他们赎回，且拒绝了任何报酬和荣誉，受到广泛赞誉，但孔子却批评了他。子贡感到不解，孔子说：“你本来做的是一件好事，如果接受回报，别人看到自己同样行事的回馈，也会效仿；可是你不受任何回报，立下了极高的道德标杆，鲁国从此就没人再敢做同样的事了。”
承认“英雄也是人”意味着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不鼓励、不强迫过度的奉献，避免无谓的牺牲，划定自身所承担职责的边界。张文宏那句掷地有声的“
没有防护，你可以拒绝上岗
”引起很多人共鸣，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奉献”，既把医务人员当人看，也避免了没有防护服的医生上前线导致大量医生感染沦陷的惨痛教训。
有时，这还能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去年浙江舟山市公安局一纸“强制陪伴令”，命令一直奋斗在疫情防控前线的警察刘成攀必须回家陪伴在防疫一线身体不支、卧床休息又无人照顾的妻子，因为“警察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机器”。这一发布于2月14日的指令感动了无数人，甚至被称为“最动人的情人节礼物”。
这是一个风向标事件：
英雄的“超人性”已经不再能打动人，体现其“人性”才值得肯定
。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另一个事件：15名甘肃护士集体剃光头，出征湖北。此事一度引起舆情轩然大波，有人赞赏为“年度最美发型”，也有人抨击为漠视女性权利。
须知，在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中，过半的医生以及90%以上的护士，都是女性。对她们而言，
不仅仅“英雄也是人”，还要考虑到“英雄也是女人”
。
固然，人们不是不能理解，在疫情的特殊情况下，护士头发较长，穿戴口罩、防护服时诸多不便，为了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将头发剪短也是非常之举。像这样的做法不仅有甘肃的这一批，陕西的一拨护士、云南第一人民医院的31名援助湖北医疗队员，也都集体削发出征。
不过，上海、福建等地的医护人员并没有这样集体剃光头的举措，上海仁济医院的援助医疗队员在出发前虽然也有剪短头发，但都配备了理发师，尊重医护人员的意愿，事先温和问一句：“你想要剪成什么样？”做出来的发型也各有不同，更没人把这作为集体誓师仪式的一部分来宣扬。
这事之所以引起舆情反弹，是因为女孩子们一边哭一边被剃光头的场景触动了个人权利的敏感底线：如果并不是非剃光不可，那一个爱美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被迫这么做？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以前更多见于军队，只不过士兵出战前剃光头，是为了万一头部中弹，伤口便于清理。以此要求护士是否妥当，本就可议，固然事后官方的说法是她们都出于“自愿”，但网上流传的对话却显示并非如此，毕竟她们的眼泪就能透露出来真实的信息。何况，在那种情况下，不愿意也会被集体压力勉强着愿意——
它不仅侵犯个人权利，而且被侵犯的人还要在压力之下承认自己是“自愿”的
。
在我们社会中，不时可以见到这种“被动员的自愿”，一些本来自发自愿的事，到后来也要整齐划一、同一步调。
这里的问题在于：
“自愿”本应是自下而上的，但自上而下的力量主动性太强，都是定下规则，不由分说
，结果本来个人自愿的“捐款”变得与“摊派”无异，“自愿”也就变成了“被动员的自愿”。此时，你不愿意也得愿意——想不通？那就做思想工作让你想通为止。
当然，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不论如何，“自愿”也还是被抬出来作为正当性的论据，换句话说，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非自愿”是不正当的。也就是说，个体意愿总是得到了公认，这比起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时代，总是一大转变。
只有这样，个人才有权利“说不”，
是不是要牺牲奉献，要取决于他的自愿
，也只有这样，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动献身精神才更值得我们敬佩。
疫情发生后，医护人员的贡献有目共睹，各地纷纷推出政策，旨在激励他们。但也许让政策的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是，“为一线医护人员子女中考加分”的政策，连不少医生都在反对。一位重庆的医生在微博“眼科大白有话说”上，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
医护群体反对这一政策的原因，或是觉得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公平（毕竟考试制度被公认为最公平的制度之一），或是觉得医护人员本身就无法均等地享受这一政策（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子女面临中考），又或是觉得这并未解决医护人员真正关切的问题——例如对医生的尊重、解决医患纠纷、提高医生待遇等等，有些人干脆地说，直接发奖金也比这个好。
不仅如此，这样向某一群体倾斜的做法，会使公众质疑：
特定的受惠主体范围本身就带有对其他参与奉献主体的歧视
。很多群体都为抗疫做出了贡献，那么医院保安、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建设工人、负责为病号制作餐饮食物的厨师、快递小哥、超市人员、社区干部，这些人的奉献怎么评估？
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更显奇怪：父母做了好事，惠及的却不是他们本人，而是其子女！无论是什么奖励，难道不应该是谁付出、谁拥有吗？正如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的，这个政策
“其实就是变相给个短期烈士待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