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神话”破灭了？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最近因为造假丑闻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昔日钢铁巨擘沦为造假“老戏骨”，神户制钢所的角色转变确实叫人唏嘘不已。

10月8日，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强制命令下，神户制钢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公司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长期大面积篡改部分铝合金、铜制品的强度、尺寸以及耐久性等重要出厂数据，冒充达标产品出售。除此之外，还修改产品的质量检测证明书，向客户和市场大量供应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神户制钢所内部调查发现，仅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这段时间，数据篡改过的铝和铜制品就达到约2.15万吨，占公司年产量的4%，其中，包括1.93万吨平扎铝材、2200吨铜制品以及19400件铝铸件和锻件。神户制钢所副社长梅原尚人承认，篡改数据一事并非个案。调查还发现，部分产品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沿用篡改后的数据，10年来管理层一直默许这种数据造假行为。

这次造假行为几乎是日本制造业的“大地震”。由于铝和铜在众多制造业领域使用广泛，神户制钢所此次造假行为也危害到了下游产业的利益。包括本田、马自达、三菱、日产、铃木和丰田在内的200多家企业受到影响。作为制造业崛起象征，日本新干线部分车辆也受到牵连。

12日，日本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董事长兼社长川崎博首次公开露面，就篡改铝制品性能数据问题，鞠躬道歉。受此次事件影响，日本神钢股价在两个交易日内已累计暴跌34%。从数据造假丑闻爆发以来，神户制钢所的市值更是已经累计跌去约15亿美元。

制造业衰落也不能只看神户制钢所这样的上游企业，其实日本制造业的“破窗效应”早已经显现，几家老牌企业的产品，在质量问题和技术流程造假问题上也是花样百出。

上月末，日本汽车三巨头之一的日产承认，在成车出厂检验环节中，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并敷衍出厂检验手续。2016年4月，三菱汽车承认在油耗测试中采用不当手段，使得燃油经济性测试结果好于实际情况，涉及62.5万辆微型车。

2015年7月，东芝深陷财务造假丑闻。审计结论认为，东芝应该下调过去5年的营业利润共1500亿日元（约12亿美元）。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报道认为，东芝公司虚报的集团营业利润总额很可能超过1700亿日元，是该公司此前公布的3倍（548亿日元）。

对日本制造业打击最大的要数高田安全气囊事件，2016年作为世界最大的安全气囊制造商，高田公司气囊安全隐患被曝光，造成多个品牌的数千万辆汽车被迫召回。这起事件被美国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最恶劣汽车安全丑闻”，而高田公司也因此于今年6月申请破产。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称，这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破产案。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风靡中国大江南北，日本产品被认为是精细质朴、经久耐用的典范，中国企业也曾一度将日本企业奉为业界标杆，如今昔日的偶像走下神坛，我们不经要问，日本的制造业究竟怎么了？

从经济角度来说，创新能力不足，造成企业利润增长放缓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战后日本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较早，当时日本产业相比整个亚洲而言，具有绝对的优势。在第三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中，日本逐渐确立了高科技产业的优势，当时日本制造业技术先进、增长快、利润空间巨大、外界竞争较弱、自由度高。但随着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断发展，外在环境竞争力显著增强，而日本企业自身的技术优势日渐式微。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企业的整体效益普遍衰落。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间，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日本许多知名企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顺次下降。

日本家电神话松下，从1996年的第13位下降到2016年的131位，2011年和2012年，松下连续两年亏损超过7000亿日元，只能对等离子、半导体等业务进行剥离重组，进行转型。夏普因为产业过为庞大，缺乏核心产品而陷入长期亏损，从1996年的215位，下降到2016年的470位，最终不得不以62亿美元卖给了富士康。除此之外，东芝下降125位，索尼下降76位，富士通下降197位，佳能下降203位，马自达下降259位等等。

1996年财富500强榜单上的日本企业多达99家，与美国不相上下，但是到了2006年，已经减少至70家，再到2016年，仅剩52家，比20年前锐减了将近一半。

如果说日本曾经能够骄傲地坚守品质，那是因为当年的市场还是给了日企很多的机会。但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之后”，日本经济没能从阴影中走出，艰难的生存环境只能让日本企业动起歪脑筋。经济缺乏活力对于社会整体心理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日本传统中的“耻感文化”就在这样的辉煌和没落中变味了。

鲁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研究日本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耻感文化”的理念，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人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因此，他们用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将这种耻辱感加以发掘、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从而影响到日本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国家制度等各个方面。

“耻感文化”与经济的压力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互为因果的矛盾中。降低质量要求、缩减成本是由于企业利润压力，而“耻感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来自外部的逼迫，需要社会达成高度共识，所以每一次造假事件被披露，都是对这一文化的瓦解，久而久之，它逐渐改造成了掩盖、扭曲事实的“遮丑文化”。另一方面，“耻感文化”本能够在困顿的时候形成突破，所谓“知耻而后勇”就是一种逼迫，但唯独创新是不能被逼迫的，它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需要合适的时机，就好像种庄稼，你可以为它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及时除草施肥，然而这株麦穗什么时候能够结出果实，是不是能够结得饱满，我们只能等待。

看过了别人的难处，总归还是要努力想到自己。最后让我们把视野放回中国。很高兴看到，几十年间，我们始终在追赶突破，如今我们也能够实现赶超了。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当然也需要面对一些新旧困难与挑战。

必须承认，现阶段中国制造仍然存在不足和难点，但我们在努力推行供给侧改革，追求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并逐步淘汰一些落后产能。创新企业融资形式、不断完善企业税收政策，提供信息和基础设施服务，切实降低企业治理成本，让优质企业能够活下去，做大做强，这或许才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治本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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