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深秋
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天是几月几号，实际上当时的我也是糊里糊涂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几号，大概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样子吧。
十月底的西安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开始有些微寒，大抵也只是外面罩个厚点的褂子，而东北的十月份却是真心的冷。
深夜，中朝边界附近的一处临时营地，尖锐的哨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大多数人。而剩下的小部分人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后，就被从温暖的被窝中拉了出来。从温暖的被窝中出来，朦朦胧胧中穿好棉衣、打好背包，装带好该拿的步枪和零散东西，我们在临时营地的操场上列队集合。
我——葛继忠，解放军某连一名普通的战士。其实也不能叫战士，按照赵德树、李建坤那些老兵的说法，我只是个新兵蛋子。我确确实实真的没有打过仗，我只是个刚刚入伍没几个月的新兵，枪都没有摸过几下，实弹也只是在西安训练的时候打过五发而已。不像连里其他的老兵，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打过日本人的。
其实我当兵不为了别的，只是因为有口饭吃。那个年代当兵是下九流，小时候总听我娘说‘兵匪一家’。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开始，西安城外来了很多难民。难民大多拖家带口，什么都吃，后来连树皮都被吃光了。城外经常有饿死人的，城里日子也是愈发不好过。十岁的时候，家里没饭吃，我就去了城里一个照相馆里当学徒，本想着学点手艺以后自己能养活自己，可是学徒当了七年，手艺没学的怎么样，挨老板打倒是管饱。到了50年，眼瞅着是没饭吃了。于是那一年夏天，我娘就让我当了兵。
我们所在的临时营地，距离鸭绿江并不远，大概只有七八里路。十月底的东北，让我这个从小在西安城里长大的城里娃真切认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寒气入骨。在操场上只是站了十几分钟，我的双脚已经冻得发硬。冷风吹过，就让人从心底里地颤抖。
点齐了所有人，营长开始下达命令。随后我们营以连为单位，走出了营地，向鸭绿江边进发。
鸭绿江的那边是什么，我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要打仗。我从没打过仗，但我也并没怎么害怕。从小到大，打仗虽然没见过，但打仗的事听人说的太多了。从西安到东北的闷罐火车上，听有人私下说部队要来打仗的时候，本来心里是有些害怕的，因为我以为又要和日本人打仗。以前常听说小日本子是如何如何残忍和邪恶，说日本鬼子都是青面獠牙生吃人肉的。
这样的道听途说却是我童年始终恐惧的阴影。于是我总是会梦见一个身材矮小，但长着青面獠牙的怪物在身后追着我跑。我不管怎么用尽全力地跑，却总是在半夜被这噩梦惊醒。
不过当我在火车上听到原来是和美国人打仗时，我顿时宽心了不少。日本的鬼子我没见过，但美国人我是见过的。在照相馆的时候，曾经见过两个长得很高、黄头发、蓝眼睛，长得挺奇怪的人来照相，他们还给我糖吃，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美国人。我虽然好奇人怎么会长得如此奇怪，却并不觉得害怕。
幽暗的月光就那样静静地撒在江面上，看不清江有多宽，也并不知道过了江以后会有什么。人眼所视不过周边数十米，月光下依旧漆黑一片的江水似乎能吞噬一切。
部队开始过江，临行前连长很是严肃地下了命令：“过江的时候，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不许说话，不许出声，不许停！”就这样，前面的部队悄无声息地过江之后，我们也义无反顾的踏入鸭绿江的江水中。
水下有修好的暗桥，江水只是没过小腿，但冰冷刺骨。我不知道江面到底有多宽，甚至人都还有点儿懵，只知道跟着前面的人走。其实开始过江没多久，我就感觉自己的腿已经冻得骨头发疼，但整个队伍中没人吭声，我也不吭声。
虽然是有命令不许出声，可过江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大家都很沉默。不是那种想说话而不能说话，而是那种有些压抑，谁都不愿意说话的沉默。我自己的思绪也是有些杂乱，东想西想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莫名其妙中倒像是脑中闪现了不计其数的记忆碎片，或者是胡思乱想。在冰冷的江水中，我们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但又似乎只是短短一瞬间。
完全过了江，双脚踏实地踏在不很干燥的、松软的土地上。我就是这样到了那里，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地方，那个熟悉的异国他乡。那时那刻，我突然想起我征兵登记时候的情形。准确地说，我是想我娘了。
四个多月前，我刚满十七岁，在照相馆里已经是七年的学徒，师傅就是照相馆的老板。当学徒是没有几个工钱的，只是照相馆的师傅能管我一日三餐罢了。不是师傅黑心，其实师傅家也没有余粮。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除了几家少爷太太，哪有钱来照相？我当了七年学徒，可自己第一次照相还是当兵时候在部队上，想来也挺可笑。
解放军在招兵，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因为听说当兵给家里能发几斤小米。有些人说信不得，今天发明天就抢走。有些人又说解放军是不一样的如何如何。
我家当时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吃的上饭，老板每个月给的几个子儿什么都买不了，而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子。于是我娘替我做了决定，去当兵！
那时候照相馆也颇有点入不敷出的，听我要走，师傅虽然有些不舍，但也没有留我。我那时倒觉得，他不舍得我走，是因为我走了，他就再没有打得如此趁手的学徒了。而且我走了，劈柴煮饭，去和街坊的老头老太太们抢着打井水的活以后就都得他那把老骨头作了。
一大清早天都还没亮，我娘就拉着我来到了征兵的地方，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排起了老长的队伍。长龙一般队伍的最前面，一张八仙桌，两把破旧的老藤椅，几名身穿黄色军装黝黑着脸的长官。
排队是度日如年地，直到几十年后我都不喜欢。过了晌午之后，就在我已经热得昏昏欲睡的时候，终于排到了我。只是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家庭情况、识不识字什么的，很快就问完了。我倒是认得几个字儿，歪歪扭扭也能写得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个解放军长官领了军装，也就当了兵。小时候总听说当兵的长官怎么恶霸，怎么土匪，感觉解放军长官倒是挺好说话的。至于他给我讲什么解放军里不兴叫长官，只叫同志的话，我听了也没怎么在意。
只是当我回头看向我娘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布袋子。我冲她招了招手，她让我在部队好好听长官话。我没看到的是，回到家以后，我娘哭了整整一夜。
不论如何，我们这个连过了江，出了国，踏上了这片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异国土地。我并没有发现这里和国内有什么区别，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异样吧。
连里有人兴奋地东张西望，也有人只是低着头沉默地走着。东张西望的人在漆黑一片的夜色中，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低头沉默的人，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显然，我是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的那个。
这片异域土地上的深夜，像是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人们的胡思乱想。依稀可见的道路两旁山的轮廓，压抑着每一个人。那些东看西看的人很快停止了这无用的四顾，渐渐地，队伍里甚至少了窃窃私语，只剩下纷乱的脚步声和衣物摩擦的声音，四周围安静的能让人窒息。
寒冷的山风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无孔不入。身上的棉衣显得有些单薄，被冷风从任何一点缝隙钻入。因为不停的走着，所以身上并不会太冷，有也只是冷风钻进身体时的一阵哆嗦。真正冷的是脖子、脸和耳朵。每个人都把配发的白毛巾紧紧地系在脖子上，并用毛巾尽可能的捂住耳朵。
刚才还在滴着水的裤管，很快就结冰变硬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僵硬地行走着。
这样地沉默行军，有点儿压抑，忽然让人感觉有些不知所措。我来到这支连队只有短短不到两周的时间，还并不了解这支连队，我甚至不太了解解放军。当然，现在我们应该称呼自己是志愿军，因为我们的军服上再没有任何与中国有关系的标志，甚至文字。用线匝成一道一道的黄色棉衣和棉裤让我们根本就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群农民，我们本来就是一群由农民家的孩子组成的军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农民
其实全连除了那几个和我一起从陕西来的兵，我再不认识谁了。即便是我们班的其他六个人，我都还没有完全熟悉。不过我倒是很喜欢部队中的氛围，班长很凶，但人却很好。班里的其他老兵虽然经常拿我这新兵蛋子打趣，但也都没什么恶意。这和我小时候听到的军队里长官都是凶神恶煞的故事显然有些不同。班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和军阀不同。我虽然并不是很懂，但心里还是暖暖地。
刚才在过江的时候，我看到了焦建康和袁大志，他们俩搭拉着脸，低着头走在队伍里。我想跟他俩打招呼，但过江时队伍里不许说话。他们两个是和我一起从西安被送上火车的其中两个人，新兵训练的时候，我和他们是一个班。在路上，要打仗的消息就是焦建康说的。而袁大志一听说坐火车是要去打仗，顿时被吓得手脚直哆嗦，脸都吓青了，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他说他家里的孩子才刚出生，家里媳妇儿还在坐月子什么的。一路上念念叨叨，也并不是和我们中的哪一个人说，是在自言自语。我那会儿还觉得挺可笑的，这么个怂货，居然叫大志。
火车快到山海关的时候，有一段上山的路开得很慢。在夜里，一车人都在梦乡中。焦建康教唆着袁大志，一起跳了火车，开了小差。
我其实听到了他们的鬼鬼祟祟，因为袁大志就在我身旁，但我没有睁开眼睛去看，也并没有管。在我的印象中，逃兵虽然不耻，但再正常不过了。我听到的很多打仗的事情，很大一部分都是听逃回来的人说的。我不想做逃兵，因为我知道那些做逃兵的人背后是怎样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听说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牺牲的人家里会有补助。我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死了也不怕，还能让家里轻松些。我父亲早些年出门遇到了日本飞机来西安轰炸，大哥去找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我父亲死于那次轰炸。我娘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拉扯大真的不容易，如果我牺牲了，家人政府能养着，我也是愿意的。
袁大志跟着焦建康跳车逃跑后，我一直在想。那袁大志回家了没有，有没有见到他那刚出生的娃和坐着月子的媳妇儿。什么是坐月子我不懂，因为我没有媳妇儿。长这么大，我甚至没有牵过女孩儿的手，也没说过几句话。不知道媳妇儿是个什么滋味，但想来也是极好的。我还在想，打完仗，回家讨个媳妇儿。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一会儿想着不怕死，一会儿想着活着回去讨媳妇儿。那时那刻和此时此刻，想的似乎都一样。
后来火车到了东北，我被编入了我现在所在的连队六连，六连一排三班。大约六七天后，我才知道焦建康和袁大志被抓了回来，还挨了处分！
后来听袁大志给我讲，他们跳车的第二天，去老乡家里讨水喝。河北农村里突然出现了两个操着陕西话的人，着实可疑，就被村民绑了送到了当地的武装部。再后来就被送回了部队。只是从那以后，袁大志多了一个外号，袁怂怂。
他们俩刚被送回部队的时候我没见到，但刚才看他俩搭拉着脸跟战败的公鸡似的，估计那个时候也很狼狈吧。
正在胡思乱想着，我身边的蔡宁用胳膊把我怼了怼，轻声说道：“哎，听说美国人和咱们长得不一样。”
从胡思乱想中被打断的我有些心不在焉，随意地嗯了一声。
我的回应让蔡宁有些兴奋，他开始向我炫耀起他所知道的信息：“听说美国人都长着黄色的头发，眼睛是蓝色的！”
“嗯”
“你说美国人真的长得那么奇怪么？咱们都说日本鬼子，可我见过日本人，长得和我们没什么区别。要是美国人真的长得黄头发绿眼睛，那不是比日本鬼子更像鬼？”
“嗯”
“听说美国人里有一种人，全身是黑色的，那才真的像鬼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四川云南的人我都见过，日本人我也见过，就是苏联人和美国人我还没见过呢！”
蔡宁是这支连队中少有的南方兵，一个从浙江来的小个子。蔡宁说连里只有三个南方兵，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也只认识蔡宁，另外两个是谁我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认识。小个子蔡宁只长到我肩膀这么高，看着很是瘦弱，却比我要大上三四岁。别看他年纪不大，可从小跟着商队行商，见识比我确实要多不少。光看那精明的眼神，就给人一种聪明的感觉。只是北方老爷们大多木讷，他这小个子便显得有些油嘴滑舌过了头。
虽然如此，但蔡宁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总是能不知道从哪里搜集到很多小道消息。焦建康和袁大志被抓回来的事儿还是他给我说的。我一直纳闷，他是怎么知道我与焦建康和袁大志认识的？
蔡宁毕竟是南方人，受不得冻。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但能听得出他说话时牙齿都冻得在打颤。
夜晚既漫长，又短暂。走了一夜之后，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为了防止被美国人的飞机发现，连长带着全连一百三十六号人钻进了艰涩难行的树林里休息。林子里的树很稠密，我们并不担心被美国人的飞机发现。
喝了几口水，简单对付了几下干粮之后，我揉着有些酸痛的小腿和脚踝。蔡宁吃干粮的时候噎着了，他水壶里的水冻成了冰。实际上，很多人水壶的水都冻成了冰块。我的水没有冻住，因为我的水壶背带有点磨损，过江的时候我怕水壶掉了，所以把水壶塞进了棉衣里面。
休息的时候，指导员王金柱给我们解释着朝鲜的形势。他说：“党和人民派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绝不能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一定要奋勇杀敌，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来！美国鬼子扶持南朝鲜伪军入侵北朝鲜，是狼子野心的侵略者。这些侵略者一路上在朝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来到朝鲜，是帮助朝鲜人民抵抗侵略者的！保卫朝鲜，就是保卫新中国，保卫祖国人民！美国鬼子都是纸老虎，学生兵、少爷兵，打仗贪生怕死，很好打的！我们的炊事班上去就能把美国鬼子打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