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诒和
来源：《中时电子报》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来已有十几年。他举止谦恭，内心坚忍，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
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校园演出的《牡丹亭》，散戏后已经很晚了。返回宾馆才发现一大堆人等着他──有粉丝，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有记者，拿着录音机盼着能采访几分钟；有出版人，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书上签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唠几句「家常」；旮旯角儿还站着一个医生，原来白先勇身患感冒，正发着烧，他年逾七十，明天还要远行……
碰到这种情况，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统统打发走，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事来访还是无事登门的。他不。哑着嗓子、眼泪婆娑地应酬，一一满足了来者。我看着，非常感动。
无论再怎么出名，白先生都保持着最初的谦恭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但和他相比，我热爱程度远逊于他。
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话，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而我还不大喜欢徽菜。据他自己说，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吃。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到上海，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后来迁至台北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就要打听哪里有米粉店，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
一次他到北京讲学，黄昏时分接到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忙问：「在哪家宾馆？」
他说：「不是宾馆，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艺剧场旁边。店面很小，你要仔细找啊！」
真的不大好找，还是他带路。一进门，白先勇满面笑容地对女店主说：「我们要吃米粉！」我一抬头，看见正面墙壁居然悬挂着白先勇写的「桂林米粉」几个大字。显然，人家是常客！
我们一人要了一大碗，他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放松，还不忘叮嘱我，要多放点辣椒油。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双木筷左右搅动，上下翻飞，桌面、碗沿、嘴角干干净净，只有两颊红红的，那才叫本事。
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 7 年，12 岁去了台湾，25 岁去了美国。足见家乡的力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
白先勇对家乡的热爱
还体现在他的《花桥荣记》等怀乡小说里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但是我远没有他的热情高。他竟然能「纠结」起台湾、香港、大陆的艺术家、作曲家、美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牡丹亭》。没人敢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敢做！
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接近二百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单是筹款一项，就要人性命！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闷气，但他一个字不露，脸上始终挂着笑，只说自己是个昆曲「义工」。
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他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的《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搬演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非常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
白先生的心力没有白费
青春版《牡丹亭》成了享誉国际的佳作
白先勇乃天纵之才，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生动细致，充满人世沧桑感。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写出的作品都非常成功。
什么叫成功？那就是受看、好看、耐看。比如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
2012 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父亲与民国》一书的座谈会。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持书者排成长队，那个长队排得才叫「见首不见尾」。从下午六点签到晚上九点多，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我在一旁饿得不行。
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读者是打「飞的」专程从敦煌赶来的。还有一个读者，背了一个大麻袋。轮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开，无比自豪地说：「白先生，我专门收藏你的书，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
一个好的作品，他的读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态度安安详详，说话从从容容，做事精精干干。办杂志、写小说、当教师、拍电影、搞昆曲，现在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
2017 年，白先勇就要 80 岁了，我和几个台北朋友决定 3 月份要好好庆祝一下，痛快地热闹一场。这于我而言是件大事，心里老惦记着。在每每的惦念里，我彷彿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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