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已经过去了，元旦也就不远了~而关于圣诞，你又知道多少。千年以前的大唐曾有一场圣诞节轰趴，而背后是一个宗教的消亡史。
“代宗文武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腊月，晶莹冰冽的雪花从天际落下，长安城被凝冻在一片耀目的白色中，代宗皇帝于大明宫为景教徒庆贺耶稣的降诞之日，他向教徒们分发香饼，大开筵席以飨僧众。
这是史料中仅有的一句关于唐代的圣诞节的记载，无论那时是何等的人头攒动，笑语盈盈，都只留下了一句话。这一瞬间被永远铭刻于公元781年，德宗敕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
景教就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自635年入唐以来，蒙唐皇帝的一路庇佑，在德宗时已然达到全盛，德宗便下令在今陕西周至县的大秦寺立碑，记刻景教历程，教义与功德。然而，写下骈俪碑文的大秦寺僧首景净不会想到，短短六十余年后，景教在中原大地上的痕迹竟会被全数抹去，直至灰飞烟灭。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地下封存了842年，在明代天启三年才重见天日。
“明明景教，言归我唐”，一片一片雪落，牵连出一段关于景教的伤心往事。
公元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由波斯经海陆路来到中国传教。唐太宗对于这一波斯来的奇异宗教充满了好奇，派房玄龄在西郊的沣水畔列队迎接他们，人马喧嚣，尘土飞扬，一路浩浩荡荡回到十公里外的长安，这也恰恰就是10年后，玄奘回大唐的礼宾阵容。
五年前，大唐刚刚平定了长踞波斯与中国之间的西突厥，使其势力大大削弱。时隔多年，中亚的安国使者得以再次遣使入朝，献上郁金香，石蜜和五色盐等方物，太宗对来自布哈拉的使者感慨道：“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
正因为此，公元七世纪中叶，即带着伊斯兰军队威胁之下，波斯王室对大唐的请求，也带着勾通商路的需要，大批的景教徒来到中国，阿罗本的宣教团和商队也一起前往长安。由于阿罗本是波斯来客，唐前期，景教一直被称作波斯经教，算是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一个异化。
聂斯脱利
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rius） 曾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属于安提阿教会的聂斯脱利才华斐然，年轻气盛，甚至于有些咄咄逼人，在传道和讲演中得罪了许多教友，其中就有亚历山大教会的主教西里禄。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具有人神二性，人性和神性二者各自独立，而玛利亚只生了耶稣的人性，即肉身，因此玛利亚只是耶稣之母，不是天主之母。
亚历山大教会和安提阿教会向来不合，西里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本就是个残忍的小人，不仅在宗教事务上残杀异己，还插手世俗事务，曾将女哲学家希帕提娅攻击为异端和魔鬼，率领教徒用尖利的砖块将她分尸。西里禄还大肆从百姓身上压榨黄金，用以贿赂皇族扩张势力，整个东罗马皇廷一团乌烟瘴气。
公元431年，以弗所全教会会议举行，主题是判定聂斯脱利的学说是否为异端，西里禄等人先到达与会地点，聂斯脱利一行则被滔天的洪水堵在了路上，结果会议在聂斯脱利缺席的情况下直接断定他为异端，聂斯脱利到达后场面一时失控，双方大打出手，只得宣布散会，西里禄和聂斯脱利双双被撤职。对聂斯脱利的攻讦并不完全因为他的学说，而更像是别有用心的宗教斗争，可是最后，连安提阿教会都不愿再支持他。435年，东罗马皇帝正式宣布聂斯脱利为异端，开除了他的教籍，聂斯脱利只得远走他乡，最终客死在埃及，有传说他死时口舌生疮，溃烂流脓，正是他大逆无道，对圣母玛利亚失敬的下场。
聂斯脱利的信徒们也遭迫害离开了故乡，像星星点点的火种，流亡到印度、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在那里，他们被要求放弃信仰，还面临着火刑的威胁），最终在波斯受到了萨珊王朝的礼遇。波斯其时正和东罗马帝国火热交战，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波斯王室便保护和接纳了聂斯脱利派信众。不过，在达到波斯之后，他们的教义和教规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受当地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影响，聂斯脱利学派也开始强调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人员能娶妻生子，聂斯脱利派便也渐渐 “上自教祖 ,下至一般僧侣 、修道士 ,依照圣书得与一妇人结婚为妻并举子女。”
聂斯脱利派的教徒在丝路上多结伴商旅同行，他们擅长医术，有的是手工艺人和织染匠人，在万里大漠上做商队的书记、医生、侍从，一路扶持到达中国。
阿罗本被获准在皇家图书馆翻译经书，据说整个唐王朝共有三十余部经文被译（创作）为汉语，可迄今留存下来的只有七篇，阿罗本本人和弟子翻译的经书更只剩下《序听迷诗所经》和《一神论》，两者都在20世纪初的敦煌石室中被发现。
有意思的是，它们都不是对于圣经的忠实翻译，而是阿罗本等人宣扬教义的再创作，教义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做了很大改动，里面依稀可以看到与圣经相关的片段。
如《一神论•师尊布施论》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太：6：3）
“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太：7：4）。
《序听迷诗所经》
“天尊当使凉风向一童女，名曰末艳。凉风即入末艳腹内，依天尊教。当即末艳怀身。为以天尊使凉风伺童女边，无男夫怀妊。令一切众生见无男夫怀妊。使世间人等见即道，天尊有威力。即遣众生信心清静回向善缘。末艳怀后产一男，名为移鼠。父是向凉风。”
当时的耶稣翻译为“移鼠”，“末艳”即圣母玛利亚，而“凉风”即是圣灵。
三年之后，经书完备，太宗终于下诏书宣布全国推行此教。“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公元638年，中国的第一座波斯经教寺庙在义宁坊赫赫升起，最初僧徒共有二十一人。
中国人以为都这个宗教来源于波斯，便称寺院为波斯胡寺，直到天宝四年，越来越多的景教徒入华，人们才发现聂斯脱利学派其实源于大秦（罗马帝国），玄宗遂下诏将波斯胡寺改名为大秦寺，宗教仍称为波斯经教。我们熟悉的景教一词姗姗来迟，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碑”上。
大概是觉得波斯经教听上去并不起眼，教徒们冥思苦想，想在立碑前换一个响亮的名字。耶稣有言：“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来到中国的聂斯脱利派又强调光明与黑暗对立，“景”就是太阳，是光明，于是“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高宗年间，波斯胡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于诸州各置景寺”，长安义宁坊、洛阳修养坊、成都西门外等等，大唐三百余州，十道都有波斯胡寺，景教碑形容当年的盛况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如今西安周至县的大秦寺只余下一座素净的七层八棱楼阁式空心砖塔。荒山古塔，残阳晚照，如果不是里面的景教泥塑和叙利亚文字，它与中国寺庙的塔别无二致。但是根据明代赵清衡的《蜀郡故事》，成都的大秦寺却是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异域女郎。景教徒中多有波斯和大秦来的富商，他们斥以巨资，将心中的圣地装扮得绮丽华美，书里说大秦国本就多产璆琳琅玕，夜光明珠，寺内有门楼十间，都用珍珠和翠璧穿成一串作为门帘，风起时叮叮当当，响彻寺庙，如一浪浪彩色的波涛。公元760年，杜甫行至已破败的大秦寺，还说那里“雨多往往得瑟瑟”，一下雨，就滚落了满地碧绿的瑟瑟石。
中亚的阿克别西姆城遗址也发掘出一座8世纪的景教教堂，教堂呈长方形，东西走向，有着拱顶的神殿和廊柱围绕的庭院。
景教的僧众留起须髯，像后来的中世纪修士一样削去头顶的头发。黑衣景士长居寺院，白衣教士则是向俗众传教的司铎，景教内部的神职人员分为教务大总管，总主教，主教，司祭，副僧正，助祭，佐祭员，读经师八个级别，司祭以下五级皆可娶妻，只是这些人都不吃肉。
景教徒在家中不使用奴隶，日常时间在各地信众与非信徒之间行医，布施，进行社会救助，“每岁集四寺僧徒.......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 病者来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 怛罗斯之战后被俘的唐人杜环游历了中亚，北非等地，在《经行记》中写下 “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的语句，说大秦医生最擅长治疗眼睛，还能开颅取浓，可以想见，大秦来的景教医生们也应该有高超的医术。通过丝路，他们还带来了很多异域的药材，包括能解毒的底也迦（罂粟），石蜜，胡麻，没药等等。
《旧唐书》中就记载有唐高宗医治头风病一事。高宗头痛难忍，目眩眼花，御医秦鸣鹤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徒，提出说要在高宗的脑袋上扎个洞，刺出血来头疼就能痊愈了。武则天听了勃然大怒，说：“此人罪当斩！竟敢在天子头上刺洞。” 高宗说：“头疼已经要我的命，出血就出血吧，能医好也说不定。” 秦鸣鹤遂刺中高宗的百会穴，不一会高宗就大呼：“我能看得见东西了！”
从公元635年开始，景教这朵异国之花在中国顺利发展了约200年，与祆教和摩尼教并称为唐代的“三夷教”。截止公元749年，大约已有12万的善男信女接受洗礼，成为了景教徒。而大唐景教，却早已不是当年的聂斯脱利派了。
三夷教中，祆教和摩尼教相继在北周和隋朝到达中土，枝叶遍地，只有景教来得最晚。
聶斯脫里派神職人員正在列隊前進，來自新疆柏孜克里克洞窟壁畫
现存的7部景教经典，只有一部《三威蒙度赞》是叙利亚文的翻译，其他皆为景教僧在华的著作，按今天的话来说，有点类似编译和自我再创造，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景教想要生根发芽，必须先适应中国的土壤。阿罗本和其他僧侣翻译经书，曾大费周章，极力迎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教义中强调君臣父子，忠孝之道，显然是违背了基督教一直强调的三位一体的神性，这让景教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景教僧众们设想，要想在唐朝扎根发芽，就必须和上层打好关系，这样一来便失去了像佛教一样的群众基础，在仅存的景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与中国帝王密切关系的记载，而民间传教却寥寥无几。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铭文不掩对唐朝皇帝歌功颂德，譬如赞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玄宗“玄宗启圣，克修真正”；代宗“代宗孝义，德合天地”。
景教碑的撰文人景净所著的《志玄安乐经》中还说：“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 意表诵读此经能够国泰民安，君权永固。
聂斯脱利学派属于基督教，是不拜偶像的，景教寺壁上却绘制了太宗的画像，玄宗也曾让宁王等亲王将五位先帝：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放在景教寺内，破了基督教不拜祖先的先例。
作为来得最晚的宗教，景教受到过佛教，道教和唐朝官员们的攻击，像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他们更加意识到与皇室抱成一团的紧迫性。 武则天圣历元年，在洛阳的佛教徒发起了针对波斯经教的暴动，来自波斯贵族家庭的传教士阿罗憾动员僧众集资百万亿，为武则天在端门建造了“大周颂德天枢”。
天枢 “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 制造天枢的铜铁不够，他们还号召百姓拿家中锅盆来铸铁。唐玄宗登基后企图毁去祖母武则天的痕迹，推倒天枢之时，竟发现 “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此外，阿罗憾还专门用佛教语言来译著景教的经书取悦武后，重新维系了景教和唐皇室之间的纽带。
《册府元龟》中记有732年，波斯大德僧及列来长安之事，玄宗赐与他一件紫袈裟和五十匹帛。及列还曾到访广州，制作奇器异巧经由市舶司上呈帝后，也难怪有御史会上书弹劾一些官员勾结景僧 “求媚圣意，摇荡上心。” 宁王李宪的多年痼疾也是景教僧崇一治好的，玄宗欣喜不已，特赐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鱼袋。
景净的父亲伊斯在平定安禄山之乱时跟随大将郭子仪充当幕僚和翻译，立下了汗马功劳。肃宗为了表彰他的军功，授他金紫光禄大夫的称号，并重修了灵武等地的大秦寺，给予景教无上的荣耀。
在经书的译著上，景教极力模仿佛教、道教的说法，景净自己就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今天，就算是普通人看景教的经文，仍会觉得无比亲切。在经文中，“福音”被译为佛法、妙道、圣道；“天使”译为诸佛，飞仙；“三位一体”是“三一妙身”；“天主”为“天尊”；“天国”被译为无等界，无畔界等。
景教人物的汉译也多称为“僧”，Joel是僧遥越；僧及列其实原名Gabriel；僧志和是George；Lucas是僧利见；Bachus则是僧崇敬。
运用佛教道教的词汇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唐代的大众，而更改摩西十诫却是景教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严重篡改。
基督教中的摩西十诫是：
第一条 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
第二条 不可制造偶像与拜偶像；
第三条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
第四条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条 应尊敬父母；
第六条 不可杀人；
第七条 不可奸淫；
第八条 不可偷盗；
第九条 不可作假见证；
第十条 不可贪心。
景教将十诫改为十愿（大致根据《序听迷诗所经》归纳）：
第一愿 一事天尊，二事圣上，三事父母
第二愿 孝养父母恭承不阙
第三愿 为宅舍为事父母
第四愿 向一切众生发善心，莫怀仇恶
第五愿 众生自莫杀生，亦莫谏他杀
第六愿 莫奸他人妻子
第七愿 莫做贼
第八愿 见他富贵并有田宅奴婢莫仇妒
第九愿 有好妻子并好金屋，（莫）作文证加谋他人。
第十愿 受他寄物，并将费用，天尊并处分事
这十愿中，极具基督教特色的前四条诫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与唐人早已耳熟能详的社会规范，好像大家兴高采烈来到胡肆要一盅葡萄酒佳酿，落肚却是一口最普通的农家绿蚁酒。
这样变了味的福音，是景教努力扎进中国土壤所做的努力，它汲取了佛道和中华传统观念的养分，有上好的皇家园林供其生长，却终成了一朵无根之花。
景教好像集体丢失了基督教原有的记忆，沦为了另一种形式的佛教和道教。中国景教与波斯教会的联系并不密切，景教也没有一个玄奘，能将经文准确，通俗地传达给民众。这朵花，最终将随着花园里的人事更迭而凋零。
在已知的史料和绘画遗存中，我们清楚，在唐代的景教还严格守聂斯脱利派的斋戒，比如四旬斋、圣徒斋、尼尼微斋、圣母斋等。高昌景寺的壁画也留下了基督教圣枝节的画面。
高昌景教寺院遗址壁画，左边男子为执事补，左手持香盒。
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中国的景教徒一定重视庆祝基督教的传统节日。根据景教碑的记载，我们知道在那个冬日，代宗向教徒分发香饼，大摆宴席，但是还有什么庆祝活动能让我们想象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景教圣诞节？
缺不了一定是圣诞颂赞。景教碑中铭文有载：“击木震仁惠之音 , 东礼趣生荣之路 ”，“七时礼赞 ”，说明景教和今天的基督教一样重视颂赞歌咏，并很有可能用木板来伴奏。
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文中仅有一部译著，《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里面大量采用了佛教词汇，可能正是当时圣诞节景教徒们聚集在一起，为耶稣唱响的赞歌。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无上诸天深敬叹
大地重念普安和 ,
人元真性蒙依止 ,
三才慈父呵罗诃 。
一切善众至诚礼 ,
一切慧性称赞歌 ;
一切含真尽归仰 ,
蒙圣慈光救离魔 。
......
众善根本复无极 。
我今一切念慈恩 ,
叹彼妙乐照此国 ;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
广度苦界救无亿 。
常活命王慈喜羔 ,
大普耽苦不辞劳 ,
......
大师是我等慈父 ,
大师是我等圣主 ,
大师是我等法王 ,
大师能为普救度 。
大师慧力助诸赢 ,
......
这雄浑的歌声，萦绕于今时今日的圣诞节教堂，萦绕于千年前唐玄宗的兴庆宫，也萦绕于瑟瑟琳琅清脆交鸣的大秦寺，响彻在泛起白雪清香的平安夜晚。
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开始，一场巨变开始酝酿，在845年达到顶峰。
不论是因为“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或是为了维护自己信奉的道教，还是为了找到出家的死对头宣宗，唐武宗发起了毁佛灭法运动。“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法器沉河，寺院坍塌。佛教遭受灭顶之灾的同时，所有的外来宗教也被这风暴摧残地一败涂地，大量摩尼教徒、祆教僧和景教徒在逃亡途中死亡或自尽。
仅两年后，继任的唐宣宗就收回了“灭教”令，佛教因为民间信仰的深厚根基再度复兴，而无根的景教却从此一蹶不振。景教徒的噩梦尤未结束，阿拉伯人哈桑所著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写道，879年黄巢开始屠城，杀了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及平民共12万人。
金代诗人杨云翼游历至曾经的大秦寺旧址，面对满目疮痍，有感而写下“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的诗句。
七世纪与中国相识的大秦景教，就这样溘然长逝，四处逃散的景教徒逃亡吐鲁番，高昌等地，在那里小范围延续着自己的信仰。
12至13世纪，成吉思汗屡次西征，被征服西亚和东欧的基督徒，还有信仰景教的蒙古族克烈部都皈依元朝，景教再一次卷土重来。克烈部的王女嫁给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生下蒙哥汗、忽必烈汗和旭烈兀。旭烈兀曾对人说：“吾母亦基督教徒，吾心中最爱基督教徒也。”
景教像一个来不及告别就匆匆远行的好友，时过境迁，在元朝再次造访中国大地，虽仍是那个人，却历经风霜，再也不是旧时的模样。
这一次，他叫也里可温。
注：也里可温为蒙语“福分人”，“有缘人”之意，元代景教再次传入时称也里可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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