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前往中国，并在一篇介绍中国“惊人的制造业实力”的文章中讲述他的观感。他总结道，“就在我们沉睡时，中国已在每个高科技制造领域取得了巨大飞跃。”但他不明白，这并非所谓的中国回归。

他注意到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进步。无现金支付无处不在，工厂增加对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仓库使用自动物流管理系统。他对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等方面的进步感到震惊和恐惧，并对时速321公里的快速平稳高铁旅行惊叹不已——按照中国的新标准，这个速度并不快。他建议世界“准备好迎来中国设计的更多产品”。即便如此，他的注意力仍然牢牢地集中在“后视镜”上，对中国“惊人的制造业增长”感到担忧。

他惊讶地注意到中国的这些鲜明特征，因为像许多西方评论员一样，他也以为中国在疫情期间未能继续前进。他以为美国的激进制裁、《芯片与科学法》和其他旨在削弱中国的措施会阻止中国的进步。令他惊诧的是，中国并没有“崩溃”，但他的观察一直停留在表面。他尤其没有意识到，这些观察结果只是中国深层次经济和技术变革的外在表现，而此类变革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和方向。

更细致的观察可能会发现，中国在有关软件领域取得进步，这些软件管理着他乘坐的高铁的票务、调度和高速驾驶系统。他可能已经注意到协调一致的万架无人机表演，它们照亮了圣诞节以及农历新年的夜空 。软件开发和先进的5G/6G网络连接支撑着这种表演，这将对技术发展和服务交付产生深远影响。

在弗里德曼看到中国机器人及其工业影响之际，人形机器人登上中国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展示了需要维持良好平衡并协调配合的精心表演。在他浮光掠影地观察过后，《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问道：“中国能从‘拳击台’上站起来吗？”和弗里德曼一样，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拳击台”已经发生变化。深度求索（DeepSeek）是该转变的一部分并带来许多重要问题，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将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

唱衰中国者以为中国会“崩溃”，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的。可以说，计算机技术推动西方经济体的生产力实现上一次大幅增长。 对中国来说，生产力的扩张取决于数字经济，而数字经济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这并非（西方）成本昂贵的基于数据中心的高耗电人工智能，而是从深度求索中看到的成本低廉的、可负担得起的人工智能。

在西方媒体评论中，未能认识到深度求索是一种可以合作的语言模型，也未提及这种高效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潜力。

与弗里德曼一样，（西方媒体）对深度求索的评论没有理解这些功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批评者也没意识到深度求索的突出特点之一。它是双语模型，英语不是它的母语。它是根据中文和英文数据进行“训练”而来，并从这些源头中吸取见解。

人工智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核心。 它推动了物联网的发展，包括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如今在中国，这些汽车已将成千上万的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弗里德曼瞥见的中国以及深度求索所显现的中国，是经过重建的未来的中国，而非对昔日中国的重现。在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现实并与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