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轮大动作。

或许你生活的城镇，第二天就消失了，可能改成市，也可能就变成了街道。

一方面，特大镇在扩权；另一方面，更多的城镇面临大收缩。

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同时提到两点：

一、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

二、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

强者更强、弱者淘汰，这是中国城镇未来的格局。

特大镇的扩权，已经箭在弦上。日前，《中国社会报》刊发了一篇由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有关负责人文章，提出“研究特大镇设市的新路径、新模式，打造县域经济增长点”。

特大镇指的就是经济强镇，它们因为镇级编制，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相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权力，包括财权、人事权和地权。

镇级编制级别低，虽然它们赚得多，但需要上缴的地方多，这样在财政分配上受到不小的约束。而且这些经济强镇的公务员编制少，却要负担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人口的公务服务，这给地方治理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此外，想设立一个新的开发区或者想增加一点商业用地，要等待上级政府的一套审批流程，这会浪费很多时间。

财权小，事权小，地权小，人事权小，这是经济强镇面临的四大困境。

上一次“撤镇设市”开闸，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早在2019年，浙江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直接改为县级龙港市，温州代管，浙江省直辖，完成了很大的跨越。设市以后，只有几年的时间，龙港市的GDP总量就达到了410亿，经济增速也领跑其它县城。

未来，越来越多像龙港镇这样的经济强镇，将迎来高光时刻。

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经济强镇扩权的同时，面临大收缩的城镇也越来越多。

人口减少是城市收缩的主要标志。

2010年—2020年全国共有1507个收缩的区县，占比超过一半，覆盖了近46%的国土。

去年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只对各省提出要求，也明确“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但今年就把“人口小县”单独拎出来，明确提出“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

这是形势所迫，因为有些县已经成了“空心县”。

比如，陕西佛坪县的城区人口只有8000多人，而党政事业单位“吃财政饭”人员就超过了2000人。2020年全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仅3311万元，但补助收入却达到了惊人的9.23亿元。

在中国三四线城市，像佛坪这样的小县城还有不少，而且有不少县城的机关事业单位已经出现了养老金拖欠的情况。

县城都如此，更不用说镇了。最近在郑州东部新城的大孟镇已经撤镇改街道，南部新城龙湖镇撤镇改街道正等地啊审批，郑州市荥阳市撤销豫龙镇设立豫龙街道。而在去年年初，伊春市和齐齐哈尔市6个街道干脆被撤销。另外，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衰退型城镇，尤其是广大的农村，比如，2016年衡阳县，减少448个村，增加4个社区，撤并率高达47.49%。

特大镇的扩权与人口小县和小镇优化收缩同时出现，背后就是经济指挥棒在发挥作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必须要让行政效能和经济、人口的规模相适配，这样才能全国一盘棋，提升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

这与企业将赚钱的部门扩编，将不赚钱的部门砍掉，是一样的道理。

未来，城镇化洗牌会愈演愈烈，有些人的家乡或许只能存在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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