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这一shot可能会有点刺激：可能让你感觉自己刚刚喝了下一杯激爽的龙舌兰，也可能让你感觉自己一屁股坐在了钉子上（而且是一颗，不是一片），还可能让你感觉胳膊被蚂蚁叮了一下——不管是哪种感受，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看完这篇文章的想法。
来自大可奇的推荐语：
本周编辑部最关注的消息之一是我国台湾地区刚刚颁布了一项修改所谓“民法”的决定。先祝贺台湾地区的同胞们，现在大家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婚姻生活的幸（tong）福（ku）了。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展开了发散思维。关于婚姻值不值得追求，尤其是女性去追求。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认为，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女性很容易被认为too old to marry；然而看了太多毒草的编辑们都说，小说里的经历反映，她们都是too young to marry（想想《傲慢与偏见》和《革命之路》）。世界在一个女性面前温和地展露自己的出场顺序，最好是“爱情→性→婚姻”，或者“爱情+性→婚姻”，或者“性→爱情→婚姻”（《牡丹亭》）也可以。“婚姻→性→爱情”可能有点奇异（《自由》），而“？→？→婚姻”这样的面目可以说比较狰狞了——虽然它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不光是我们这片热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它常见于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发生在窝缩在阴暗之地、发出的声音根本不被认真对待的女性。
比比·哈尔达就是其中一个。不同于以上模式的是，她遭遇的“？+？→婚姻”模式还有命运的一项附赠——而你很难指出那到底是残忍还是不残忍。
以下短篇小说摘自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裘帕·拉希莉 著，卢肖慧 吴冰青 译）。简体中文版即将由理想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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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哈尔达的治疗
裘帕·拉希莉 著；吴冰青 译
在她二十九年的生命历程里，比比·哈尔达多数时间都在忍受疾病的煎熬，这病真是折腾坏了家人、朋友、和尚、手相家、老处女、宝石命相家、预言家，还有白痴。为了治好她，城里关心她的人从七条圣河带过圣水来。每当夜里听到她在痛苦中挣扎的尖叫，我们都喃喃为她祈祷；那时家人就把她的手腕用绳子捆绑起来，在她身上敷贴上黏糊糊的药泥。智者用桉树油揉她的太阳穴，用草药汁熏她的脸。按一位盲眼基督徒的建议，她还一度坐火车前去亲吻圣徒和殉道者的坟墓。她的手臂和脖子上佩满了护身符，防备邪恶之眼的魔力；她的手指则装饰着好些幸运石。
医生的治疗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对抗疗法，顺势疗法，阿育吠陀疗法——时间一长，所有的康复艺术都领教过了。他们的建议五花八门，没完没了。试过X光、探针、听诊、注射之后，一些医生只是建议比比增加体重，另一些却要她减肥。如果有人禁止她睡过黎明，必有另一家伙非要她睡到中午不可。这一个要她做头手倒立，那一个就要她在一天特定的时段吟诵吠陀诗文。还有人建议说，“带她去加尔各答接受催眠治疗。”一个一个专家走马灯似的看过后，女孩得到了这样一些药方：忌食大蒜、饮大量的苦药酒、冥思、喝青椰子汁、吞生鸭蛋打牛奶。一句话，比比的一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劳而无功的治疗方法。
比比的病发作起来毫无征兆，她因此只能待在一幢未经粉刷的四层楼房里。她在本地唯一的族人，就是一个堂兄，加上堂嫂，他们在二楼租了一套公寓。她随时可能失去意识而不知羞耻地发狂，没有人盯着，他们不敢放手让比比过马路或者上电车。她每天就坐在楼顶的储藏室里，一个只能勉强坐着站起来就不舒服的地方。储藏室的进口垂着帘子，一洞窗户没有铁栅，室内满是旧门板做成的货架，隔壁还有一个茅坑。她盘腿坐在一块黄麻垫上，为她的堂兄哈尔达在我们院子门口开的化妆品店清点存货。比比做这些事没有报酬，她只能得到三餐和日常所需，再就是足够的棉布，让她在每年十月的假日里找一个便宜的裁缝添置些衣服。晚上她就睡在楼下堂兄家的一张折叠床上。
每天早上，比比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来到储藏室。她穿的居家外套长到膝盖以下好几寸，我们十五岁就不再穿这么长的衣服了。她的小腿几乎看不到寒毛，却散布着不少苍白的麻斑。我们晾晒衣服或者刮除鱼鳞的时候，她悲叹自己命运多舛，恨恨责难造化的不公。她不漂亮，上唇太薄，牙齿又太细了。她说起话牙龈就往外龅。“我问你，一个女孩整年整年坐在那里打标签列价格，看不到什么未来，把最好的青春都浪费了，你说这公平吗？”她仿佛是在跟聋子说话，嗓门大得有点过头。“我不该嫉妒你们吗？你们当了新娘又当妈，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我不该想描一描眼睛、头发洒点香水吗？不该想养个孩子，教他分辨是非善恶吗？”
日复一日，她向我们倾倒无尽的苦水，事情终于再明白不过了——比比需要一个男人。她需要依靠，需要保护，需要他来安排她生活的道路。像别的女人一样，她想要天天安排晚餐，想要责骂仆人，想要在她的立柜里攒钱，每三个星期去一次中国美容院修修眉毛。她缠着我们要听婚礼的细节：珠宝啦、喜帖啦、还有悬在床上的晚香玉的幽香啦。在她一再坚持下，我们拿出饰有蝴蝶花样凸饰的结婚相册给她看。于是她神情专注地研究起婚礼的场面来：泼进火里的黄油，相互交换的花环，涂上朱砂的鱼，成盘的贝壳和银币。“好多客人啊，”她说道，手指摸着我们周围那些面孔，好些我们猛不丁都认不出来了。“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可都要来啊！”
期盼开始疯狂折磨她。有好几次，她一动念，想着全部希望所系的一个丈夫，病就差点儿再度发作。在一罐罐爽身粉和一盒盒发夹当中，她躺在储藏室的地板上，身子卷作一团，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胡话。“我的脚不会浸到牛奶里去了，”她喃喃地说，“我的脸抹不成檀香膏了。谁会给我擦姜黄粉啊？我的名字不会用红墨水印到请帖上去啦……”
粗率直露的独白，忧伤自怜的情感。她的孤苦、她的无助，像热病时的汗珠，从全身的毛孔密密渗出。在她最难熬的时刻，我们用披肩把她裹起来，从水池的龙头接水给她洗脸，再拿酸奶和玫瑰水给她喝。在她不那么抑郁的时候，我们鼓动她一起去找裁缝，添置些衣裙，一方面让她换换环境，另一方面说不定真的会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呢。“女人穿得像洗盘子的，哪有男人肯要你？”我们跟她说，“你攒那么多布，都让它喂虫子啊？”她不高兴了，话也不说地噘着嘴，接着争辩了几句，终于叹了口气。“我要去哪里？我为谁打扮啊？”她反问道。“谁会带我去看电影，去逛动物园？谁会给我买酸橙汽水，给我买腰果？认命吧，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不会结婚的了。”
可是时隔不久，医生就给比比开出了一单最令人咋舌的方子。一天晚上，比比下来吃晚饭，下到三楼时，她摔在了楼梯平台上。她又是砸拳，又是踢脚，汗水涔涔流下，迷迷糊糊不省人事。她的呻吟在楼梯井里回荡，我们马上冲出门，带着棕扇、糖块和几杯冲头的冰水前去安抚她。孩子们抱着楼梯栏杆，目睹她宿疾发作。我们唤仆人去叫她的堂兄。等哈尔达从店里出来，已过去十分钟了；他除了脸有点发红，竟懒懒的无动于衷。他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然后毫不掩饰他的鄙夷地把她塞进人力车，送往综合医院。就在那里，做完一系列血样检查，束手无策而有些气恼的主治医生铁口直断，唯有结婚方可治好她。
消息在我们的窗棂之间传递，穿过晾衣绳、越过鸽粪斑斑的房顶护墙，就这样传开了。第二天早上，三个手相师分别看了比比的手相，一致认定她的掌纹毫无疑义地显示婚姻即将来临。无聊的家伙在肉摊边叽叽咕咕说一些下流的话；老奶奶们翻查历书，要定下一个订婚的吉日良辰。这些天，送孩子上学、取洗好的衣服、在配给店里排队的时候，我们都低声议论着。显而易见，男女之事乃是这个可怜女孩一直需要的。我们第一次想象起宽大的外套底下她的身段来，估摸着她能给男人带来多少乐趣。我们第一次注意到她明净的脸色、慵懒而修长的睫毛，还有她那无可争议的美丽双手。“他们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她是火气太旺。他们说——”我们顿了一下，红了脸，“男女那事儿可以给她消消火。”
不消说，这个诊断让比比高兴得不得了，她即刻着手为婚姻生活作准备了。她拣哈尔达店里一些损坏的货品，给脚趾甲上了油，又把手肘的老茧清掉。她不理会储藏室里来了新货，却缠着我们要起菜谱来。她要粉丝布丁和木瓜煲的菜谱，一得到就用歪歪扭扭的字体誊录在存货账簿里。她一遍遍开列客人名单和甜点清单，还列出了一串度蜜月想去的地方。她涂甘油来光滑嘴唇，拒甜食以减轻体重。一天她央我们谁陪她去找裁缝，让他给缝了一套那一季流行的伞形风格的萨尔娃—卡米滋。大街上她看见珠宝店就拖我们进去，凝视着玻璃柜里的宝贝，她询问我们喜不喜欢那些头饰的设计和放小像的链坠的镶嵌。对着莎丽店的橱窗，她指点着一件洋红色的丝质莎丽，一件青绿色的，然后是一件色如金盏花的，说，“婚礼一开始，我就穿这一件，再穿这一件，再穿这个。”
然而哈尔达夫妇却另有打算。对比比的幻想无动于衷，对我们的担心毫不在意，他们一如往常地做着生意，一起挤在那间不过壁橱大小、三面墙壁都塞满了染发水、头油、浮石和雪花膏的化妆品店。“我们可没时间听馊主意，”有人一提起比比的话题，哈尔达就这么回答，“治不好那就得忍。还嫌不够吗？比比惹起了多少烦恼，增加了多少开销，给家门的名声抹了多少黑！”他的老婆，挨着他坐在窄小玻璃柜台后面，摇着扇子扇她那麻麻点点的前胸，跟着连声附和。她是一个颇有吨位的女人，扑的粉过于苍白，因脖子上的皱褶而结成了一片一片。“再说，谁会娶她？她什么也不懂，说话颠三倒四。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生不来煤炭炉，煮不来饭，分不出茴香和孜然。想想她怎么去伺候一个男人吧！”
他们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来没有人教过比比怎么做女人；因为疾病，她在大多数事情上仍旧天真无知。哈尔达的老婆认定邪魔攫附了比比的身体，不让她靠近火焰。没人教过比比如何穿莎丽，不必别上四个不同的位置；她也不会运用任何特殊技艺绣出家具套，或钩出围巾来。他们不准她看电视，因为哈尔达想象那是电子器件，会让她兴奋发作的；这样她便不大知道我们世界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娱乐。九年标准教育之后，她正式的学习就中断了。
为了比比，我们跟哈尔达争。“她要的就是这个嘛，”我们都说白了。但是哈尔达和他老婆实在不可理喻。他们对比比的怨恨就挂在嘴上，动不动就爆发出来。当我们坚持说新方子值得试试的时候，他们争辩道，“比比不懂得尊重，也缺少自我控制。她在有意渲染她的病，就是要引起别人注意。给她个事做就最好了，她总是惹麻烦，不要去沾。”
“那为啥不把她嫁掉？至少你们不用再管她了嘛！”
“那就把我们赚的钱全浪费在婚礼上？要我们请客、订手镯、买床、办嫁妆？”
但是比比的牢骚仍在继续。一天快晌午时，我们帮助她穿上蓝色镂花雪纺绸莎丽，还专为这事儿借给她一双拖鞋，然后她一脚高一脚低地急急赶去哈尔达的店铺，非要他带她去相馆照张相，好把她的照片，像别的待字闺中的女孩子一样，给有合适男子的人家传看。透过我们阳台的百叶窗，我们都注视着她；汗水已经在她的腋下湿了一片。“除了X光，我从来没照过相，”比比焦急地说，“未来的公公婆婆也该看看我长什么样。”然而哈尔达拒绝了。他说谁想看看她，就自己来看。看她这么又哭又闹的把顾客都赶跑了，他骂她是败坏生意的祸根，是累赘，是赔钱货。镇子上哪个不晓得她？还看什么照片！
第二天，比比干脆罢工，跑来给我们讲哈尔达和他老婆那些蠢笨的生活细节，逗大家开心。“每个星期天，他都给她拔下巴的毛。他们把钱上了锁，冻在冰箱里。”为了让院子其他楼里的人听见，她大摇大摆地边走边嚷。她每叫嚷一阵，竖起的耳朵就增加一些。“洗澡的时候，她拿鹰嘴豆粉往手臂上擦，还以为可以增白呢。她右脚第三个趾头没有了。他们午觉一睡睡那么久，知道为啥？没办法取悦她！”
为了封住她的嘴，哈尔达只得在本镇的报纸上登了一行招婚广告：“女孩，性情不稳，身高一米五二，欲寻丈夫。”家有少年郎的父母都知道这位未来的新娘是何许人，却没有一家愿意担负如此明摆着的风险。谁又能责怪他们？很多人谣传，比比用一种根本听不懂的语言流利地自言自语，而且睡觉都是没有梦的。甚至那个在超市补手提袋、只剩四颗牙的孤寂鳏夫，你劝他去提亲，他都不干。尽管如此，为了让她分分心，我们开始教她为妻之道。“耷拉着脸一点好处也没有，男人需要你用表情和言语来爱抚他们。”我们鼓动她跟周围的男子随便聊聊，练习一下，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追求者呢。当送水工送完别家的水，最后来到储藏室给比比的水缸添水的时候，我们教她说“你好吗？”当运煤工把煤篮卸在房顶的时候，我们让她向他们微笑，聊几句天气。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帮她做好相亲的准备。“跟男孩子一起，他的父母多半会来一个，祖父母来一个，叔叔或婶婶也要来一个。他们会盯着你看，再问几个问题。他们会查看你的脚板儿，摸摸辫子多粗；会叫你说出总理的名字、背诵诗歌，还会让你用半打鸡蛋喂饱一打肚子饿了的人。”
两个月过去了，一个应征的人也没有。哈尔达和他老婆不免得意起来，“你现在知道她不适合结婚了吧？你现在知道男人只要脑袋没病，就不会碰她了吧？”
比比的父亲去世以前，事情还没落到这步田地（她的母亲生下她就死了）。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这位垂垂老者，我们小学校的数学老师，一直在苦苦跟踪比比的病情，希望弄明白她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就必有答案，”每当我们问他进展如何的时候，他都这么回答。比比安心了。我们一度也很有信心。他给英国的医生写信，晚上去图书馆阅读病例记录，每星期五戒绝荤腥以安抚祖先在天之灵。最终他书也不教了，只在家里辅导几个学生，这样可以时刻盯牢比比的病情。可惜，就算他年轻时有能耐心算开平方还屡屡获奖，也没办法解开女儿疾病的谜团。尽管如此费心劳神，他只能从记录上得出仅有的结论——比比夏天比冬天更容易发作，她总共遭罹了大约二十五次大的发病。他把症状列成图表，附上如何使她平静下来的说明，在邻里广为散发。可是这些图表最后都丢失了，不是被孩子们折了纸船，就是翻过来作了杂货预算的草稿纸。
除了陪陪她，除了抚慰一下她的不幸，除了偶尔留心一下她别出问题，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如此的孤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明了。一些日子里，我们午觉起来为她梳头，不时记起换换分路的地方，不然头发就会掉得太宽。应她的央请，我们在她嘴唇边和脖子上多毛的地方扑了粉，又把眉毛清晰地描过，然后带她出去散步。我们漫步来到鱼池边，那儿每天下午有孩子们打板球。比比还是想俘获一个男人。
“除了有时发点那个事，其实我身体完全没问题呀！”她坚持道。小径上有恋爱的男女手牵手闲步而过，她在路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从没得过感冒。我从没得过黄疸。肚子从没痛过，也没有消化不良过。”有时我们给她买洒了柠檬汁的薰玉米棒子，或者两个派沙的奶糖。我们安慰她，当她确定有男人在向她抛媚眼的时候，我们又打趣她，笑着同意她的感觉。然而她不是我们的责任，私下里，我们曾为此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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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我们得知哈尔达的妻子怀孕了。那天早上在储藏室里，比比哀哀饮泣。“她说我会传染人，像天花一样。她说我会坏了孩子！”她的呼吸沉重起来，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墙上一块剥落的地方。“将来我怎么收场啊？”登出的征婚广告到现在还没有回音。“让我一个人承受这样的诅咒，难道惩罚还不够吗？难道还要责难我传染了别人？”哈尔达家里的不和开始渐渐升温。哈尔达的妻子认定比比呆在近旁，会传染未出世的孩子，于是用羊毛披肩包裹隆起的肚子。浴室里，比比用的肥皂和毛巾都分开了。据洗碗碟的女仆说，比比的碟子也不跟别人的一起洗。
不久的一个下午，病又发作了，没有任何征兆。比比在鱼池边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小路上。她战栗着，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很快，一群人围住了这个痉挛的女孩，都急得不知怎么帮帮她。卖汽水的摁住她剧烈抖动的四肢，卖黄瓜片的试着掰开她的手指。我们中的一个取来池水淋在她身上，另一个拿香手绢擦她的嘴。卖榴莲的双手托住比比拼命左右甩动的头，而卖榨甘蔗汁的则抓起那把平素用来赶苍蝇的棕扇，拼命地给她扇风。
“这里谁是医生？”
“小心别让她憋了气。”
“叫哈尔达了吗？”
“她烫得跟炭似的！”
我们折腾了一番未见效，乱哄哄的局面仍在继续。她与病魔撕扭着，被极度的痛苦摧残着，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双腿纠绞在一起。两分多钟过去了，我们眼里看着，心里焦急如焚，却拿不出个法子来。
“皮革！”有人突然叫起来。“她要闻皮革的味儿！”我们一下就记起来了。上次发作的时候，就是闻了一只牛皮凉鞋，比比才最终摆脱痛苦的魔掌的。
比比终于睁开了双眼。“比比，怎么回事？告诉我们你怎么了？”我们问道。
“我觉得热，越来越热。烟雾在眼前飘来飘去，世界一片黑暗。难道你们没看见吗？”
丈夫们护送她回家。暮色渐渐深了，海螺四处吹响，空气里晚祷的香烟越来越浓郁。
比比摇摇晃晃地走着，嘴里含混地嘟囔着，然而终于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她的脸颊添了好几块乌青，皮也擦破了，头发乱成一团，手肘沾上的泥渐渐干了，一颗门牙缺了一小块。我们在后面跟着，牵着孩子，和她保持一段我们觉得安全的距离。
她需要一条毛毯、一块止血布、一粒镇静药。她需要有人照顾。然而我们来到院子时，哈尔达和他老婆却不让她进家门。
“就快生孩子了，跟歇斯底里的人接触医疗风险太大了，”他坚持不许。
那天夜里，比比睡在了储藏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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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他们的孩子出生了，这个女婴靠了产钳之力才呱呱坠地。那时，比比又到楼下来睡了，不过他们把折叠床留在了楼道，更不让她直接碰孩子。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差她去楼顶清点存货，到了中午，哈尔达带来整个上午的卖货收据要她处理，还有一碗黄色的豌豆瓣儿给她当午饭。晚上，她独自一人在楼梯井用牛奶下面包。比比又发作了一次，不久又是一次，两次都无人看顾。
我们表示关切时，哈尔达说这干我们屁事，干脆地拒绝了对话。为了申言愤慨，我们开始去别的地方买东西；这是我们唯一的报复手段。几周以后，哈尔达架上的货品落满了灰尘。标签退色，科隆香水变成了科隆臭水。晚上打那儿经过，我们每每看见哈尔达独自坐在里面，挥动一只拖鞋扑打飞蛾。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老婆了。洗碗女佣说她还卧病在床，显然是产后出现了并发症。
秋天来了，带着对十月假期的期盼，小镇开始忙碌起来。为了这个节令，人们忙着买东西、订计划。树上成串的喇叭嘹亮地放着电影歌曲；商业街和市场全天营业。我们给孩子们买气球和花花绿绿的缎带，成公斤地买蜜饯。我们搭出租汽车去拜望一整年都没见过面的亲戚。白昼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凉。我们扣紧毛衣、拉上袜子。紧接着一股冷流袭来，弄得人人喉咙都痒痒的。我们逼孩子们用温盐水漱口，再围上围脖。不过最后生起病来的却是哈尔达的孩子。
那天午夜，他们召来了医生，让他给孩子退烧。“治好她啊，”哈尔达的妻子恳求道。她激动得直打哆嗦，把大家都惊醒了。“你要什么都行，怎么也要把我的女儿治好啊！”医生开出的处方是一副葡萄糖冲剂和用研钵粉碎的阿司匹林，还要他们用棉被和床罩把孩子裹严。
五天之后，孩子的烧依然如故。
“一定是比比，”老婆哭道，“一定是她干的，她把病传给了我们的孩子！真是不该呀，我们怎么让她下来了，怎么又让她进了这个屋！”
于是比比又回到储藏室过夜了。应他老婆的坚决要求，哈尔达甚至把比比的折叠床连同一铁皮箱她的个人物件一起搬到了那里。她的三餐都用淘箩扣好，放到楼梯顶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