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长大的王嘉伟总试图说服父亲离开危险的井下,起码换个安全点儿的工种。那时王树平的工作有些起色,他在中年时一度得到许多调整岗位的机会。
但父亲回应给他的,总是摇头和长久的沉默。王树平谁也没说,他已经离不开这里了。这个自认“没出息”的男人,曾被矿区安排去南戴河和海南岛疗养,头一两天,他看看大海和绿树还觉得新鲜,第三天开始想家,一个人默默嘟囔着,“想回去了”。
他有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上了几十年早班,王树平总会清晨6点不到出门。父亲去世后,老母亲一个人住在4层小楼的顶楼。从自家去矿上,他一定要拐到母亲楼下。这个矿工儿子和母亲有个约定,如果早上起来人还好好的,就把灯打开,“我看一眼,看到灯亮了,心就安了,就能下矿了”。
多年后再次提及这段故事,王嘉伟的眼眶里都是湿的。他说如今,自己无比理解父亲的选择。他也开始真正理解矿区人。在那之前,他的表妹已经通过考大学彻底离开了煤矿,最初,每年回家时总会对家里人的工作表示不解,“钱挣这么少,还这么危险,是为啥啊?”
后来,说着说着,表妹也不提这事儿了。有一次她跟王嘉伟说,在外面,自己就是个打工者,只有这里,是自己的根。
她和自己的表哥一起,用“矿三代”的眼睛慢慢去理解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群体。
这里的许多矿工至今没去过银行,也不会使用ATM机,矿区的女人操持家里的一切;矿工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简单,他们会为一顿美味的猪肘子和羊肉开心,也会为孩子噌噌上涨的分数高兴。发工资那天,煤矿周边的小饭馆生意一定很好。
前些年,超过40万同煤家属从采空沉陷区和窑洞草棚砖瓦房迁居。
那些曾经漫山遍野一起分享晚饭的邻居,都在努力适应着现代化的生活。有老太太分不清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和楼房,进错了房子,瘫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家里进贼了,怎么办啊?”还有人不懂垃圾回收,从几层楼高的房子里,把垃圾直接往外扔,险些砸到人。
这些曾远离城市的家庭正蹒跚着拥抱现代化。分不清小区ABCD的英文,矿区人就把J区喊成“勾区”,I区喊成“棍区”。各小区的一层楼陆陆续续开起了小卖部和理发店。老人们趁着太阳,围坐在广场下棋唠嗑,小区外,是越来越繁华的街道。
纹身、正装、法律咨询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十块钱一筐的水果等着售卖,七八十一双的鞋子正待批发,不远处的小学即将放学,尽管学校已被收回由当地教育部门主管,但学生依旧都是煤矿子弟。
过年时,全家人一定要排成一个圆,中间把煤垒得高高的,烧起来后,屋子都是红彤彤暖烘烘的,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全家人还要顺逆时针各绕三圈,顺着走,转来好运,逆着走,转走霉运。
他们唯一的盼头,是孩子。
在井下的日子,这些沉默的男人试图为孩子拼出一条力所能及最好的路。王树平和妻子至今住在墙壁脱落、阴冷逼仄的一层,因为气血虚,他的眉毛和头发都掉光了,但还是站在下矿的一线。
田建军的女儿懂事听话,唯独一次,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妻子李梅凤气极了,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同煤电视台的画面,一群黑黢黢的矿工从地底出来,面对镜头憨厚地笑着。
她一把拖过女儿,凑到电视跟前,“看,你看啊。这就是你爸!你爸就是干这个的!”
说完,嚎啕大哭。
母女俩再也没有因为学业发生大的争吵,家里回归到日复一日的平静。只是,这个敏感的妈妈越来越觉得女儿像极了丈夫,“憋了一肚子话不说”。高考前夕,父女俩闹矛盾,双方都倔着,沉默着互不让步。最后,女儿给父亲发了一条手机短信,悄悄道了歉。
父辈那个年代,田建军只隐隐约约知道下矿很苦,在家从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惹了父亲生气,招呼来的必然是一顿耳光。他心里委屈,但不会怨恨父亲,时至今日甚至多了一分理解,“他们没文化,那时候上矿一不小心还会丢命,我理解他。”
王嘉伟在前几年也有了女儿,他说自己变得越来越“现实”。这个32岁的年轻人也曾从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黄浦江昂贵的夜景、夜未眠的北京后海和熙熙攘攘的广州上下九,但他已经把这些绮丽的生活压到心里很深的地方,他和在矿区灯房工作的妻子商量,早点下班,一定要去看看父母。
留在矿区是大多数矿区人眼中属于子女的“康庄大道”。井下的世界似乎让他们远离了尘嚣,却以另一种形式让他们现实。
“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煤矿的中年人淡淡地说,“能闯出名堂的毕竟是少数。”他说,女儿能回同煤集团就是最好的结果,“哪那么多优秀的孩子,大部分人终究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