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货币量价将呈现出高质量支持经济发展的特征：扩大内需与加快技术进步并重。适度宽松不是“大水漫灌”，不要货币政策尾部风险。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突出货币政策的价格预期引导和管理功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与强化正向激励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可最大限度实现货币政策量价的能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处理好三大关系不会变：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以及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
2024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2010年中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十四年后，中央重新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首次“适度宽松”非彼“适度宽松”。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的场景发生了很大变化。2009-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GDP下滑2%，世界贸易下滑超过10%（IMF,WEO），外部冲击剧烈。当前经济面临的场景是：（1）国内需求不足。外部需求虽有些疲软（IMF10月份预测2024-2025年全球GDP增速3.2%），但中国经济出口超预期。以人民币计价，前11个月出口同比增长6.7%；以美元计价，前11个月出口同比增长5.4%。（2）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一方面，美国加大对中国高技术的封锁和禁售，并禁止采购中国技术和投资中国高科技企业，有技术脱钩的趋势。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延宕，对全球经贸格局和产供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冲击，加大全球产供链的成本。
其次，十八大新时代以来，稳中求进是工作总基调，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适度宽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不是“大水漫灌”。
再次，十八大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到新发展理念，再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更重视创新驱动和结构转型升级，宏观政策更加注重支持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最后，货币供给和需求发生了变化。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受到了需求约束。央行货币供给函数中需要增加需求考量因素，比如，居民提前还贷就是典型的货币需求约束货币供给的现象。从2023年四季度开始，在货币中介目标总量上，央行新提出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与2020年4季度提出并一直采用至2023年三季度的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不同的。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突出了预期价格管理，向市场显示政策推动价格合理回升的明确意向。
由于价格存在粘性，新提法显示出货币供应量要注重物价预期目标，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但依然会做好跨周期设计。
因此，在新发展理念下，坚持稳中求进，国内经济面临加快技术进步和扩大内需的双重任务，决定了新时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应具备的要求：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做到高质量的稳经济，不是简单的通过货币扩张总需求稳经济。
问题导向强调了货币政策灵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系统思维强调了必须防止出现或者大幅度减少逆周期货币政策尾部风险，逆周期调节需要有跨周期的系统思维，不搞“大水漫灌”。
终端消费不足，大力提振消费。坚持就业优先依然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把资产价格全面纳入宏观调控框架，稳楼市稳股市释放财富效应。增加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的“两新”政策提升消费的作用会延续，甚至扩大范围；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等，都提升了优质消费供给水平。
扩大投资，用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通过放松限购等四个取消和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等四个降低挖掘住房需求潜力，通过专项信贷和专项债资金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同时通过加大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措施，综合施策逐步收窄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直至正常区间。更重要的是投资要强调创新驱动，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维护产业链的安全性和提升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做到稳外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