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成林

▍一

约会只能在外面。澳门北区黑沙环胜意楼的大陆劳工宿舍，六层顶楼，残旧燠热，两房一厅住了六个人。我和肥仔住最小一间，大约十平米，摆了一张双层钢架床；不在床上，两人几乎转不过身。

然而尽量收拾干净，包括床对面那个两屉矮柜。有晚，从楼下街边的垃圾桶旁，我和肥仔把它抬上六楼。打开抽屉，很多蟑螂，黄褐瘦小，像有些广东人；用开水淋，喷杀虫剂，上面一层我装书刊，下面一层肥仔放衣服。

物以类聚，老罗他们几个住的房间大些，但也脏乱。共用的客厅、厨房和厕所，地上铺的小格瓷砖到处黑污，洗碗池堵了半盆浮着菜渣的油水，马桶一层黄垢，二手冰箱是蟑螂温室：没人想管，管了也没用，自扫门前雪吧。

肥仔也是省城人，小我五六岁，也在工程师室。他是助理工程师，我是主管植叔的助理，成天翻译香港总部“扑街”经理（即Project Manager，扑街是粤语骂人的话，跟project读音相近，这是公司本地同事的刻薄语）转过来的英文传真：欧美客户产品要求，工艺流程，技术规格。植叔不多言笑，没到五十岁，广州新移民，定居澳门十多年，不会英语。狭长的工程师室，植叔坐在最里头靠窗，我坐他前面（虽然慢慢成了大老板Eric的文字秘书，这个位置我还是坐了好一阵）。

刚到澳门，过了短暂的工厂实习期，从楼上工场“空降”写字楼，这是我在公司的第一个落脚处。铁质的写字台漆成暗白色，桌上没电话。从Eric另一个秘书敏思那里（她是澳门人，齐耳短发像妇女主任，眼镜常常滑下鼻梁，是个老姑娘），我领了一支圆珠笔，一叠A4白纸，一本笔记簿，一瓶涂改液，一个文件打孔机，几张塑料文件夹。做文员，需要的东西不是太多。

我感觉植叔不太喜欢我，但有Eric罩着，对我还客气。每天，不像助理，更像劳动改造的犯人，我坐他前面，总觉一双狱卒的眼睛盯着后背。他不吭声，我也不敢吭声。植叔和其他主管或本地职员闲下来，可以看看《东方日报》和《澳门日报》，聊聊马经和六合彩，我和肥仔几个大陆劳工，只能小老鼠一样埋首文件，没事也得装着很忙。

除了大陆劳工低人一等，这也是“公司文化”。然而，常居香港的Eric只要来澳门，不论本地人还是大陆人，写字楼谁也不敢看报纸或闲聊，大家都忙，或假装忙。Eric一旦出去拜访殖民地高官、驻澳的中方要员或本地工商名流，几个高级职员就会去跟老姑娘敏思打听：“老细几时返香港？”敏思鼓起眼睛，从滑下鼻梁的眼镜上方瞪着你：“暂时唔知。”也有皆大欢喜的答复，像送瘟神：“下午就返香港。”只是，刚到工程师室那几个月，不管老细在不在，我都像蹲监狱。

后来我知道，植叔更愿意QC部（品管部）那个厦门妹来做助理。她跟肥仔差不多年纪，比我们这帮四川佬先来几年，挂着职员厂牌（我的厂牌还是长工），不怎么正眼看我们。她不漂亮，但耐看，长相有点东南亚，不怎么化妆，一肩长发略微蓬松，额头有点啵儿。肥仔说她有个男友从厦门去了菲律宾，她迟早也得移民；菲律宾不算好选择，但也是移民。厦门妹的粤语讲得很好，偶尔会来工程师室，跟植叔聊聊工作什么的，顺带也跟另一个厦门劳工阿松说几句闽南话；阿松是大陆劳工里面唯一的工程师，跟厦门妹一样，也是职员。跟我和肥仔不同，阿松偶尔可以翻翻报纸。

我到写字楼不久，公司接了一个OEM（代工生产）大单，给美国一家公司生产工业用途的防毒面具。Eric在美国拿过工商管理博士，还在美国大学教过书，很看重这单生意；做了十多年玩具厂，这是他口口声声本地工业转型一大突破口。美国客户来了，总裁，带着个子不高身躯肥大的项目经理阿Joe和几个工程师。香港的“扑街”经理Alex也来了，年纪跟植叔差不多，一口流利的港式英语。Eric和“扑街”经理不可能一直陪着美国佬。澳门工厂没几个人讲英语，接手防毒面具的阿松也说不了两句。我和厦门妹（原来她会英语）给大家翻译。然而，粤语还不熟练，技术英语听得像坐飞机，我更像陪衬或学徒，带着惊奇和妒意，看着厦门妹跟美国人谈笑自如。

美国客户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靓仔工程师，ABC（America Born Chinese），根本不会讲中文。这是有生以来我见过的第一个ABC，肤色五官跟我同种，眼睛也是黑的。我很稀奇，暗暗盯着他看，但又隔了千山万水。美国佬住在港澳码头附近的五星级文华东方酒店，那里也是Eric每次来澳门的短暂居处。不用说，文华东方也跟北区黑沙环肮脏闷热的劳工宿舍隔了千山万水。生产防毒面具的前期准备顺利，我跟着植叔等人，去文华东方的意大利餐厅跟阿Joe和ABC他们吃饭；厦门妹也在，和ABC出双入对，好得有点不寻常，也让我心羡；来澳门没多久，我已明白大陆劳工移民无望，除非你嫁一个本地人或鬼佬。

美国佬在澳门大概十来天。他们走后，一切复归正常。我继续坐在植叔前面翻译技术文件和客户传真（多半有关防毒面具），对着工程师室唯一的386电脑，抽空熟悉正体字办公软件（幸好有拼音输入，我始终没学会繁杂的仓颉输入）。然而，从大陆把我招来澳门的Eric，对我一见钟意，并非真的让我只给植叔当助理。再过几年，澳门就要“回归”，本地工商名流想在未来政坛有所作为，更看重跟中方的关系。Eric需要一个“价廉物美”的大陆人，熟悉中方那套官式用语，帮他起草跟中方有关的信件和演讲稿。我就是那个人。

▍二

过了大半年，从工程师室搬到写字楼大堂，胸前挂上职员厂牌，座位靠近秘书组眼镜滑下鼻梁的老姑娘敏思，我不再是植叔助理，而是大家公认的Eric的“文胆”了。我的办公桌有了电话，有了一台专用的486电脑（Internet还没出现）；Eric要我多多了解港澳台和大陆政经动向，上班时间我也可以大翻各类中英报刊了。尽管还跟肥仔他们住在黑沙环的劳工宿舍，我在公司的“地位”，已经超越所有大陆劳工（从工场到写字楼，公司至少有六七百大陆劳工），超越坐我后面不远的厦门妹；她也从QC部调到出口部，因为粤语好，英语不错，主管李生让她去跑船公司的货运单和澳葡政府相关部门的文件单据。

大概那时，负责防毒面具的美国中年肥佬阿Joe，带着两个工程师和技师又来澳门，上次跟厦门妹出双入对的ABC靓仔却没来。这一次，我在美国佬面前的表现有改观，但依然不如厦门妹。她的灿烂笑容，她的流利粤语和英语，她的敏捷反应，她的善解人意，让我像个呆头呆脑的大陆闷包。

然而，因为工作，我和厦门妹多了接触。她渐渐不再斜眼看我，反而常跟阿Joe开我玩笑，说起老姑娘敏思姐姐对我很好（虽然我和敏思全无化学反应），说起公司本地职员给我起的绰号：Prime Minister（Eric是港澳几家工商机构和管理杂志的执行主席，我负责给他打理文字，就像日理万机的总理）。

应对客户的能力不如她，但不知为啥，我没争强好胜，而是让着她，甚至依赖她，暗中欣赏她的能干。虽然两个人都心高气傲，我们似乎不再是彼此一大威胁；同是低人一等的大陆劳工，我们在澳门的苦乐相近，更无身份上的天差地别。再有，劳工宿舍睡我上铺的肥仔，表面呆萌，很快讨得公司几个高级职员喜爱，跟厦门妹也熟络起来，常跟她八卦我俩睡前聊些啥，怎么嘲笑宿舍里老罗他们的邋遢悭吝。听多了，她觉得有趣：不苟言笑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不仅爱看书，似乎也没那么呆板。

阿Joe和另外两个美国佬要走了，请厦门妹和我吃葡国餐，又去酒吧喝酒，陪着美国佬从香港过来的“扑街”工程师阿琪也跟着去。那晚，我们在文华东方的lounge bar听菲律宾乐队唱歌，厦门妹点了Billy Joel的Piano Man；我俩听的歌原来相近。

那是仲夏夜，正逢葡国一个节日，澳凼大桥海傍有盛大的焰火表演。烟花散尽，我们又去西湾澳督府旁的Sunny Club接着喝。阿Joe兴致高，喘着胖人粗气，喝着鸡尾酒，卷着舌头，开着“总理”玩笑。厦门妹和我要了一杯加冰的Jack Daniel。腼腆的阿琪几乎不说话，要么结结巴巴，像个初出茅庐的大男生。自来澳门，我很少进酒吧了。叹着Sunny Club飘着酒香的冷气，听着jukebox播放的葡国Fado，嗅着一旁厦门妹的缕缕体香，我真的不想回到没有空调一股汗臭的黑沙环六楼：半夜，铺了草席的床铺还烫；凌晨两三点，对面黄金商场门外的大型垃圾车总是把我吵醒。

回想几次恋爱，似乎都从借书开始。阿Joe他们走后，厦门妹找我借书借杂志了（我应该是澳门所有劳工最舍得买书的）。我和她往来更多，确切说，一开始，我和睡我上铺的肥仔跟她往来更多。然而，三人聚会只能在外面。我们去水坑尾和板樟堂看电影：《七宗罪》和《神父同志》；去高士德路那家茶餐厅吃我们都爱吃的豉椒炒蚬；去葡京酒店玩老虎机；去新口岸逛日资百货八佰伴；去三盏灯附近的东京唱片行买台湾新出的罗大佑CD。听我和肥仔老说胜意楼劳工宿舍如何脏乱，厦门妹开玩笑，周末要来“总理”住处看看。我和肥仔当真了，回去商量怎么招待客人。周末，我俩把自己的房间弄得整整齐齐，一起到佑汉街市采购，做好饭菜，摆在双层钢架床前的两屉矮柜上，等着她来。

但她没来。肥仔和我又失望又不好意思，周一见到她闭口不提。下了班，我们仍旧聚会，吃饭逛街。我察觉表面呆萌的肥仔有点喜欢她，但也感觉她喜欢的，既不是肥仔也不是我，而是她不时提到的那位ABC靓仔，他俩一直通信和电话。但我还是想跟厦门妹单独见面，找借口和她又去Sunny Club喝加冰的Jack Daniel，她告诉我她想去美国念书（她的二姐已经嫁到美国），她和ABC怎么要好。这不出奇，大陆女人总是比大陆男人更容易出去，虽然我内心沮丧。

圣诞快到了。我跟她提到中区俾利喇街的Talker Bar，那是葡国佬和本地鬼佬爱去的小酒吧，我俩都想去看看。周末傍晚，在胜意楼吃完饭，把肥仔搪塞掉（我和肥仔不仅同居一室，亦常出双入对有如夫妻），我第一次坐上Talker Bar高高的圆凳，等着她来。这一次，她真来了，一件盖过臀部的红色宽松毛衣，对应一肩蓬松长发，有点啵儿的额头发亮，薄施脂粉。仍是加了冰的Jack Daniel，仍是jukebox点播的Billy Joel。Talker Bar的客人，我俩是唯一的大陆劳工，然而无人知晓；骄傲加自卑，我们羞于讲遭人白眼的普通话，英语粤语混杂。

那晚，她继续说起ABC靓仔，他们的关系好像出了问题，毕竟隔了千山万水。她也告诉我，肥仔跟我八卦过的菲律宾男友，她跟他早已分手。这是暗示？还是跟朋友倾诉？似乎都有。不管在哪儿，尤其在这儿，好感加孤独，让人彼此靠近，一起喝一杯总比一个人喝一杯好，就像Billy Joel唱的那样：Yes they‘re sharing a drink they call loneliness，but it’s better than drinkin‘ alone。夜深了，周围是喝得微醺的葡国佬。有个鬼妹，身段性感，光头，很沉醉，随着jukebox的音乐起舞。我和厦门妹也晕了。接下来，则是俗套：我吻了她，她吻了我。

东摇西晃，手牵手，我俩走在凌晨的澳门街头，从鬼佬和土生中产居多的中区，走回新移民和大陆劳工聚居的北区。我把她送到靠近关闸的台山屋邨，她在那里租了单间，房东夫妇是福建新移民。我俩在电梯口拥抱，吻别。她没邀我进电梯；这个俗套，显然还不到时候。然后，我慢慢走回不远的黑沙环，沿途几幢工业大厦，灯火通明还在加班。胜意楼周遭，市街一股垃圾臭，老鼠在旧楼之间狭窄的巷道游逛。劳工宿舍又臭又闷，肥仔和老罗他们还在呼呼大睡。

▍三

有晚，肥仔跟我们去了Talker Bar。他很开心，似乎蒙在鼓里。身段性感的光头鬼妹就在邻桌吞云吐雾。肥仔醉眼迷离望着光头鬼妹，一脸呆萌，或貌似呆萌，把嘴凑到我的耳畔，用省城话悄悄说：“我想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我们依旧喝到凌晨两点过。这一次，我和肥仔把厦门妹送到台山屋邨的电梯口。跟肥仔一起走回黑沙环，我暗自抱歉，因为肥仔似乎觉得他有机会。但他没机会，他更不知道，有晚睡到半夜，我突然下楼，跑去对面黄金商场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I love you.”

平安夜来了。约会还是只能在外面，只是原因不一样：不能让肥仔晓得。Talker Bar已是两个劳工情侣的约会首选。我和她在jukebox点了好几遍Elton John的Blue Eyes；我俩不约而同买了这位“乐坛姨妈”新出的情歌专辑。曲终人散，站在台山屋邨的人行高台，一队报福音的本土天主教徒隐约穿行夜街；或许也是我俩福音？黎明前，露天的耳鬓厮磨中，我竟拉破蕾丝内裤。租她单间的福建新移民一家早已熟睡。踮起脚尖穿越暗黑客厅，门内一侧的财神龛泛着微弱红光。她的房间很小，但有空调，跟胜意楼一样，也是双层铁架床，然而只有一个人睡，除了今晚。在沉默或低语中，喘息，战栗，英语粤语混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可怜的肥仔。Talker Bar继续令他陶醉，或是故作呆萌自甘麻醉。那些有份好工作每晚来跟朋友喝一杯的土生葡国佬，那个肥仔想把手放她屁股上的光头鬼妹，永远不会也没兴趣知道，好几次，这三个不时出现的中国人（澳门人？香港人？反正不可能是他们鄙视的大陆劳工），午夜喝完酒，两男会做护花使者，继续把一女送回台山屋邨。如同演戏，我和肥仔会跟她电梯口道别。往回走了一半，我会突然跟肥仔说，就像比我后来澳门的另一个四川劳工冷冰冰，跟你说话总是弯弯腰，神经兮兮：“我想再走一会儿。”肥仔也会弯弯腰：“您慢慢走。”然后，她会在楼下等我折回，我俩会一起进电梯，踮起脚尖穿越暗黑客厅，回到她有空调的房间。等天快亮，我会再度踮起脚尖，穿越无人的客厅，穿过街边粥面档热腾腾的雾气，像个心虚的偷欢者，回到黑沙环。

这样的游戏难以持久，虽然乐天的肥仔已经认命，习惯了三番五次我的夜半蒸发。有天一大早，福建佬夫妇和女儿在客厅喧嚷。穿越不再可能。她把我反锁在没有洗手间的房内，到了公司让肥仔代我告病（肥仔终于成了同谋）。困在斗室，听着客厅里鸟语一般的福建乡下话，就着塑料水樽小便（幸好没有更大危急），我在中午“脱险”。

那一阵子，我曾惧怕的植叔已经另谋高就，负责防毒面具的阿松也回了大陆。跟厦门妹上床前，因为黑沙环胜意楼住得实在难受（到了漫长夏天，夜里更像火炉），也因留在澳门改变身份的前景暗淡，我写了一封辞呈；Eric不愿我走，让厂长刘生再三劝说，给我加了薪，还说只要将来老细有所作为，我自然也有光明前景。光明前景有点远，然而厦门妹也许就是意料之外的一大前景？虽然留下来也没出路，但在这个即将“回归”的殖民小城，暂时逃离我俩厌憎的另一片大陆，我们都想好好享受这段不期而至的二人时光；时空错位，又有爱情，我们的短期忧虑其实不多。

为了不用每次都在外面约会，为了不再穿越“危机四伏”的客厅，只得另觅住处。臭烘烘乱糟糟的北区我们受够了，满街的本地和大陆打工妹打工仔，随时有警察或便衣街头查证（即使你有劳工证，他们看你的神情也让人受不了）。在葡京酒店附近的南湾租房不现实，在土生葡国佬和本地中产居多的中区租房，稍微像样的，光靠我俩薪水只会捉襟见肘。看来看去，中区雅廉坊街尽头，靠近买菜方便的红街市，离Talker Bar近，去公司只要十来分钟路程，正好是北区和中区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栋五六层旧楼，二楼一隅隔成几个狭窄单间，公用厨房在过道顶端，一个四五平米的死角。这条小街不长，没啥商店，白天也很清静，许是街对面有家天主教圣心女中，街名很好听：罗神父街。

拖着行李箱，告别肥仔，告别空下来的半张双层钢架床，告别我和肥仔从街边垃圾桶旁抬上来的那个旧两屉柜，我从黑沙环搬到罗神父街。房间真的很小，十来平米，陈旧的日产窗式空调嵌入钉死的铁窗，窗玻璃刷成暗绿，涂料不匀，室内很暗，空气潮闷。一张大床和靠墙的衣柜兼电视冰箱柜占了大部分空间，厕所和淋浴则像鸽子笼里的鸽子笼。我和她都怀疑这里曾是港澳特色的“别墅”，不知多少舞女和恩客出入，在那张大床上翻云覆雨。然而这里暂时属于我俩。因为借钱来澳门做劳工，我还在欠债。罗神父街最初的按金租金是她出的。但是会好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除了从小跟着祖母长大，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跟年轻女人同居；罗神父街，也是有生以来我的第一个家：陌生又熟悉，局促又自然。你把自己的里外呈现给对方，反之亦然。从小到大，你觉得自己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私人空间，哪怕是在一个不正常也不长久的环境；第一次跟爱你的女人一起生活，你也爱她，会有一种虚幻而实在的安全感，仿佛可以永远，可以互为命根。你用英文给她写了一封短柬，把她譬为让你渴望的oasis；她也用英文回你，darling you are my life。夜深，她在鸽子笼里冲凉，你靠在床头听罗大佑那首《家II》，你会听得落泪：

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

转开我晕眩的头，是张不能不潇洒的脸

给我个温暖的家庭，给我个燃烧的爱情

让我这出门的背影，有个找到了家的心情

然而日常生活，“愚蠢”却得用心。我去高士德大马路的惠康超市买了一本真皮的“行政人员”记事簿送她。而她有晚，住到罗神父街不过几天，突然让我换上一套英国牌子的暗蓝睡衣，她一个人去新口岸的八佰伴买的，我生平的第一套睡衣。我们租了一个石油气罐，就着过道尽头狭小的“厨房”做饭（除了后来住进来的香港王太，这里只有我们不时做饭）；她炸的红葱头有股陌生的炝味，她突发奇想给我做的鸡蛋omelette放了太多牛油。然后，我和她从迷你冰箱拿出两罐喜力啤酒，边喝边看街角影音店租来的录影带，我俩喜欢的Almodovar，或是香港两家公共英文台九点半的欧美电影；她在床头靠着我，不施脂粉的额头有点啵儿，有着台湾国语文艺片似的清新朴实：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同居男女，都有这样的开头，浅显而又温暖，可以一辈子？

我没忘记肥仔，就像我送他的生日礼物，香港滚石的老狼CD所唱：睡我上铺的兄弟。独自躺在黑沙环半张双层床的上铺，每晚睡前，他可能还是翻翻楼下报纸档那里买的最新一期香港成人杂志，听着深圳电台午夜清谈女主播的柔性嗓音入眠。肥仔是罗神父街唯一的客人，进门就直奔洗手间，鸽子笼中的鸽子笼，故作呆萌，端详她晾在那里来不及收的底裤。

那晚，我们三人坐在地板上喝啤酒，肥仔继续八卦胜意楼的老罗他们又有什么新的邋遢悭吝，肥仔也说他打算再做半年就回大陆，留在澳门没出路，做劳工更没前途；这是我们的共识，没出路没前途，但是我和她还可暂时相依。“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肥仔临走前撒着娇，借着酒劲。如同那次在Talker Bar，我陪他下楼，陪他在北区和中区的“灰色地带”走了一截，仿佛这样可以让我心安，也让他心安。最后，我俩继续像冷冰冰那样道别，彼此弯弯腰，神经兮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