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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7点，白志跃开着他的黑色帕萨特过来。他一般会比员工早到一个半小时，和值夜班的职工聊聊天，收拾收拾院子，把掉落在地上的茉莉花扫一扫。一双老北京黑布鞋，踩在水泥方砖上静悄悄的。
一个人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想起母亲从前常说的一句话：男孩子，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倒秧。
文 / 王海璐 编辑 /卜昌炯 图 / 尹夕远
2016年8月6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选手杜丽、易思玲分别摘获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银牌、铜牌——这是中国队收获的最早两枚奖牌，中国国旗第一次在领奖台上升起。
对于北京京工红旗厂厂长白志跃而言，相比于奖牌，领奖台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更令他关心——他怎么看都觉得，这面国旗上的五星有点儿不太对。
依据《国旗法》，五星红旗上的4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中央的大星，象征着士、农、工、商4个阶层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拥护。而奥林匹克射击中心的这面中国国旗，五颗星的角度是平行的。
坐在东南二环的红旗厂办公室里，白志跃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面桌旗向《博客天下》解释。这是2008年红旗厂为北京奥运会制作的纪念款桌旗，红木托上立着绘制有仿制天坛祈年殿龙纹图案的蓝色珐琅瓷旗杆，旗杆的左右两侧各悬挂一面国旗、一面党旗。白志跃捏着国旗上的五星让记者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发现国旗错误后，当场向里约奥组委提出抗议。但直到奥运会结束前一天，中国女排姑娘们时隔12年再次站到冠军台上时，头顶的中国国旗仍然是错的。
“他们也够慢的，要是我们，当天连夜就得给人改，各界的头儿都得盯着这事。咱们等了多少天！”白志跃摊开手，摇了摇头。
北京京工红旗厂1956年成立，距今恰好60年，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成立之初，专供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天安门国管委等机关企业，以及北京各大饭店和各级中央领导家中使用。“都是为首长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是政治任务。”白志跃说。
白志跃19岁进厂，干过车间，跑过业务，做过销售，如今是红旗厂第六任厂长。他今年57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花白的短发修剪得整齐利落，白色polo衫下摆整齐地扎进皮带，腰杆笔直，精神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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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岁的白志跃是京工红旗厂第六任厂长
白志跃是旗人，满洲镶黄旗。小时候家里住在800年历史、以明代功臣“遂安伯”陈志命名的遂安伯胡同。大杂院里18户人家，街里街坊都挺亲近。做饭点蜂窝煤生炉子，火灭了就上别人家里夹去，也不觉得外道，“上个厕所都得问吃了么”。在白志跃看来，那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文化。
上世纪90年代末，遂安伯胡同拆迁改造，白志跃和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一起搬走。新的居民是阿斯顿马丁、兰博基尼、劳斯莱斯等全球顶级跑车的4S店。
提起此事，白志跃总会有些遗憾。
“现在说，那条胡同不应该拆。你要发展外边发展，把老城区留着。大杂院才有文化呢，把老的拆了，把文化都弄没了。”
大概37年前，白志跃刚进红旗厂时，附近还是一片庄稼地。12路公交车坐到关厢站，下了车他为抄近路，跨白菜畦上的土埂一歪一歪地走过去。
那时的红旗厂占地十几亩，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特批用地。5层楼高的车间装满了巨大的纺织蒸箱、水洗机、印花台板等设备，来往穿梭的工人最多将近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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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红旗厂的纺织业务逐渐萎缩，旗帜和条幅等成了主营产品。除了各级机关企业，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增长的重大赛事、活动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2008年北京奥运会，京工红旗厂从3家竞标公司中脱颖而出，拿下北京奥运会礼宾旗帜制作的资质。白志跃和工人一起搬到通州的厂区驻厂两个月，吃住都在工厂，一来方便监工，另外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最终，3万多面各国国旗及奥运旗帜，经过不同工种的6道质检，打包送到体育场馆和各国使馆。
8月8日开幕式当晚，白志跃和家人一起围在电视机旁，烟花一晃，鸟巢四周200多个国家的国旗迎风舒展，他心里说不出的骄傲，“很激动，挺震撼的”。
北京奥运会后，伦敦和里约奥运会的旗帜相继出现问题。伦敦奥运会网球女单颁奖仪式上，美国队的国旗意外从旗杆上飘落；而里约奥运会出错的除了中国国旗还有美国国旗，星条旗的长宽比例是1：1.9，他们做成了2：3。
看过这两届奥运会，白志跃对于京工红旗厂的“0差错”越发自豪。“我们就是万无一失。”
某种程度上，这种谨慎态度与国旗对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意义息息相关。“旗子这行业，虽然不是什么大的生意，但对于中国，旗子是政治。真出了事儿，可是大事儿。”白志跃说。
8年前的北京奥运会让白志跃荣耀至今。
西四环北路，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的会议室大概50平米，白志跃身着正装站在台前，头上冒着汗。采购中心聘请的30多位专家评审及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坐成4排，向他“轮番轰炸”。
2008年3月，北京奥组委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为奥运旗帜定点采购项目招标。报名的有十几家企业，最后选出了京工红旗厂等3家公司谈判。
作为东道主，白志跃志在必得：“在北京开奥运会，我们红旗厂没中上标，别人拿走了，寒碜不寒碜？”
他口才不错，相貌堂堂，但面对众多专家，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杵窝子，不爱在人前讲，谁知道问你什么。”直到演讲结束前，白志跃还是看不清评委的态度。他急中生智，补充道：“我们厂党政工团非常重视，拿这个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为北京人争气，为北京工业争光。”
走出门，白志跃跟书记合计，这句话当时是说对了。“我当时急的，随口就说出来，我们要为北京工业争光，这买卖你给别人合适吗？实际上是这含义。”
总的来说，白志跃对这次中标充满信心。奥运会兹事体大，虽然公开招标，但按照中国官场的逻辑，一般策略会偏于保守。万一出了事，京工红旗厂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隶属于国资委纺织局，不怕找不到组织。
另一方面来讲，奥运会在北京开，北京的企业胜算也会更大。“这么大型运动会，旗子从外地进，这让人听见，也不可能。”凭这两点，白志跃认定京工红旗厂具备两个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优势。
招标结束后，他和共同入围的一家上海企业的老板一起吃涮羊肉。两人私下里交流刚才“答辩”的情况。上海老板告诉白志跃，评委问了他这几个问题：
“你旗子怎么运输？”
“我们火车运。”
“火车翻了怎么办？”
“那我们汽车运。”
“汽车道上着火怎么办？”
“那我们飞机运输。”
“飞机失事了怎么办？”
“那……那我没辙。”
“人家没错啊，你得留有预案。真要开幕式没旗子，再生产来不及，不急大了。那不就告诉你不成嘛。”白志跃大笑着和对方打趣。“他上海人，挺逗的。我跟他逗，你们老说我是北京爷，我告诉你什么叫北京爷，这标还就是我中。”
实事求是地说，京工红旗厂在旗帜的生产技术是白志跃最大的底气来源。
传统的国旗制作工艺，有几个颜色就要用几套台板印上几次。手工套板往往会有重叠，无法做到严丝合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白志跃从日本进口数码印花机，采用电脑喷绘和手工染色相结合。先用机器把旗帜的徽标印在白布上，然后再用台板手工填充其余色块。
奥运会的旗子需要正反两面都有图案，而热轨的温度变化会引起旗子的伸缩，喷绘时很难把正反的徽标对齐。白志跃让工人反复试验，硬是从中找到了规律，把位置和温度调得刚刚好，让正反两面的徽标恰好吻合。
“我把我们这个产品拿过来，喊过来一个专家，他都愣了。这个轧是有技术含量的。”白志跃回忆。
里约奥运会，白志跃坐在电视机前，一眼就看出来对方是用机器印的，采取“热升华”技术回色。这样印出来的旗子，背面的渗透率只能达到30%。而红旗厂的旗帜通过“蒸化”固色，背面的渗透率能达到80%。“蒸出来的鲜艳，而且背面透。旗子生产出来非常漂亮，比它强多了。”
京工红旗厂还有一项技术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就是生产天安门广场每天早升晚降的国旗。
这面国旗长5米，宽3.33米。每年为天安门广场特供近300面，一直被白志跃视作红旗厂的脸面。生产这面旗子的难度在于，过去很多年间，国内都找不到能制作3.33米门幅的纺织机器。因此这面旗子一直是由两块布拼合而成的，中间用缝纫机轧一道印。
后来有一届“两会”，“两会”代表注意到中间的那道印，随口说道：“这么大一国家，旗子还拼。”这句话像病毒一样一级级扩散到天安门管委会，白志跃听到耳根发红。
“他不知道生产这面旗子的难度。没有任何厂家能给你生产。那么宽的门幅，为你天安门这200面旗子，国家要真投钱行，没人投钱，你个人怎么做？”白志跃说。
近几年，随着纺织技术的提高，白志跃在南方找到了能织出3.33米宽幅布料的纺织机。他从工厂购进白布，再在红旗厂手工染色。染的时候需要4个工人配合着吊起来染，有一点瑕疵就是废品。
“这面旗子酸甜苦辣我心里最清楚。这不是利润的关系。天安门广场第一面无缝国旗，是我们企业生产的，这是我们的荣耀。”白志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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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无缝国旗是京工国旗厂生产的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这面国旗被风刮跑了。“给我吓得，一身冷汗。我说这回麻烦了，事大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车间主任，让对方以后把国旗拴杆的边沿再匝一趟。之前都是匝两趟，此后开始轧3趟。
有一个弯白志跃一直转不过来。京工红旗厂是北京市政府唯一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按说别的家都不许竞标的，都不许生产”，但市场经济以来，越来越多的纺织品公司都开始生产国旗。在淘宝网上搜索“国旗”，可以搜索到100页、数千个结果。
“他们未必有资质。咱们国家虽然有《国旗法》。但真正监督的没什么，谁都卖。就别出事，像里约这次，错了，麻烦了。”
除了“国有”和“北京”两个优势外，白志跃分析，能从奥运会的竞标中胜出，可能还因为红旗厂的报价是最低的。
红旗厂第一次竞标大概是2000年，人民大会堂首次以招标的形式采购幕布及背景旗，京工红旗厂中标。“那时候还能有人情，因为我们一直为人民大会堂服务，他肯定找我们。”
但第二次招标，红旗厂落选了。中标的是一个南方的小伙子，报价比红旗厂低了一半。
看清这个事实后，在一些志在必得的重大项目上，白志跃也开始采取低价策略。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时，300名解放军战士组成方阵，拖举着一面35米长的五星红旗缓缓走过天安门广场，这面巨型国旗就是京工红旗厂制作的。红旗厂按照人数出方案，设计点位。在每个战士的点位上轧上带子，走的时候系在手腕上。“还得让他走开了，不能踢着脚。”
招标时，北京大型活动处只要求做两面，但白志跃凭经验，建议做了3面。一个彩排，一个正式用，还要留一面备用。
“如果当天上天安门广场，这么多人，谁的皮鞋给剐一大口子，怎么办？你没啦，你不可能剐大口子上去吧。这你就不能计较钱了，这是政治任务。都现场直播，世界转播的，中国现这眼？”对方想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最后决定采购3面。
这3面巨型国旗，白志跃的报价是3万元，共同竞标的公司报价40万元。后来对方说是把小数点点错了。
白志跃不在乎利润，对于他而言，“定点企业”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一种责任。
“国家这么大活动，你又是定点企业。不给你钱，让你做，你不也得做嘛，怎么还计较利润？在这种理念下，我们肯定低。我送你都可以，亏就亏吧。”白志跃说。
奥运会招标，白志跃的报价也是最低的。利润微薄，再加上奥运会质检严格，总共3万多面旗子，几乎没挣到什么钱。“不挣钱，也得拿下来。”
不过，奥运会效应让红旗厂受益良多。2008年后，白志跃前往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南京亚青会、世锦赛、大学生运动会招标，几乎攻无不克。“基本上所有赛事旗帜活动，我们红旗厂包揽。”
白志跃第一次到红旗厂前门大街门店，是7岁时。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哥哥领着他来买红袖标。当时还不流行红绸条幅，到处张贴着宣纸做的大字报。
他对“文革”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凡是“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就拿着花篮去学校集合，排队上天安门游行。从学校出发到天安门再回到遂安伯胡同，“回来晕晕乎乎的，都打蔫了”。
上小学第二年，姐姐当了内蒙古兵团战士。“文革”对他的家庭影响不大。但旗籍是个秘密，“那时候谁敢提啊，不找揍呢。八旗子弟没出息，成分越低越好”。
在白志跃印象中，那是一个“垃圾站都能捡着金条”的年代。有钱的人把家里财产全扔了，就怕抄家抄出来。大杂院里一个资本家，把家里的八仙桌做成了空的，里边装满了金条，最后还是被查出来批斗了。
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基本上是应付差事。老师对付着讲，学生凑合着听。后来学校组织“学农”、“学工”。白志跃去平谷的庄稼地里掰了半年玉米棒子，又到劲松一个金属结构厂当了半年工人。
“文革”结束后，白志跃没考上大学，直接进了红旗厂。
他在车间干了3年，从“水洗”的工人干到“蒸化”的组长。这是纺织的两道工序，织物印染后先进入高温高压的蒸汽设备中“蒸化”固色。蒸好后，再用清水洗掉印花织物表面的化工试剂，加入“保险粉”（即漂白粉）增白。外贸的台布800米一匹，蒸一锅25分钟，一洗一个多小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组长并不只是行政职权，要每天带头干活。“那时候我们没有闲着的时候。烦，真烦，累。”白志跃回忆。但高中毕业生就业也困难，全民企业已经算是不错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