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健委调查医院营销让病人长住交钱#
让环境不断恶化、让百姓不断生病、让健康奢侈化、让医疗产业化、让就医服药日常化、让重金治病普适化——这是大到生物（基因）战争、小到疫苗泛滥背后的根本逻辑。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根子在哪儿？向历史看：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
然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院方回应营销方案主打让病人长住# 今天这家泸州富康医院不加掩饰的营销标语自然不是孤例，轰动一时的东莞康华医院也曾给出了答案：“手术室里全是钱”。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相比于这些人的祖师爷——美国人，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高盛集团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还羞答答地问“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中国的这帮买办却向来不加掩藏……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中国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插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不久之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推动了自营医院的数量飙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医院总量为3.5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18万家，民营医院2.37万家，民营医院占比66.7%，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且民营医院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行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
从住院费用看，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且理赔金额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2014年至2019年5月，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书为93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早已成为欺诈骗保的重灾区，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等问题严重。
如果保险公司将民营医院纳入医院范围，理赔端将承担更多压力，增加运营成本和理赔风险——而这正是国内公知、南方系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的。
今年春夏之交的上海疫情中“声名鹊起”的邬惊雷，早在六年前的“2016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当时作为上海市卫计委主任的他就表示：“目前上海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发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是远远不够的。”
那年8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也称：“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
根据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增长7.5倍；社会办医床位数从1236张增长到10521张，增长8.5倍。
就这，邬惊雷竟然还嫌不够呐……那场论坛上，邬惊雷还说：“我想上海不一定具体说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的希望在整个上海的医疗市场的培育、发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更加好的良性互动和竞争。”
魔都今年上半年的惨状，原因有很多：基层党建不力、政府服务外包多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存在响应中央指示滞后现象……但我就从一个床位也能窥见端倪：上海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9，排在全国第13位，已经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仅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根子在哪儿？向历史看：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
然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院方回应营销方案主打让病人长住# 今天这家泸州富康医院不加掩饰的营销标语自然不是孤例，轰动一时的东莞康华医院也曾给出了答案：“手术室里全是钱”。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相比于这些人的祖师爷——美国人，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高盛集团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还羞答答地问“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中国的这帮买办却向来不加掩藏……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中国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插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不久之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推动了自营医院的数量飙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医院总量为3.5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18万家，民营医院2.37万家，民营医院占比66.7%，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且民营医院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行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
从住院费用看，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且理赔金额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2014年至2019年5月，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书为93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早已成为欺诈骗保的重灾区，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等问题严重。
如果保险公司将民营医院纳入医院范围，理赔端将承担更多压力，增加运营成本和理赔风险——而这正是国内公知、南方系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的。
今年春夏之交的上海疫情中“声名鹊起”的邬惊雷，早在六年前的“2016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当时作为上海市卫计委主任的他就表示：“目前上海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发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是远远不够的。”
那年8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也称：“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
根据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增长7.5倍；社会办医床位数从1236张增长到10521张，增长8.5倍。
就这，邬惊雷竟然还嫌不够呐……那场论坛上，邬惊雷还说：“我想上海不一定具体说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的希望在整个上海的医疗市场的培育、发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更加好的良性互动和竞争。”
魔都今年上半年的惨状，原因有很多：基层党建不力、政府服务外包多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存在响应中央指示滞后现象……但我就从一个床位也能窥见端倪：上海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9，排在全国第13位，已经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仅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