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湔雪百年耻，港澳当其首。
谈判任首席，折冲供趋走。
三年复二地，我何功之有。
乃因国力张，昔强今俯首。”
作为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被誉为“诗人外交家”的周南如是述怀。1984年1月至9月，周南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与英国方面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了自第8轮至第22轮的会谈，并参与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又参与收回澳门的工作，并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在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周南接受了《参考消息》专访。90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将30多年前中英谈判的细节娓娓道来：
“中英两国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的全部谈判，都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进行的。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离不开邓小平的英明领导、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人员只是小兵。”
周南强调：“小平同志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没有过时，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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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周南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摄影 田宝剑）
《参考消息》：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回归之前经过了中英之间一共22轮的艰难谈判，在这个过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周南：
从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还有过渡时期（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这段时间）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自始至终都是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指引下进行的。
早在1982年初，邓小平等领导层就在中央一次高层会议上决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两大方针：
其一，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也就是强调国家主权不容损害，“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其二，要充分估计到香港可能会出乱子，并根据这种可能来做好一切安排。这可谓贯穿整个香港问题解决过程的两条红线。
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与到访中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就明确把以上两条都亮出来。撒切尔夫人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辖不变，甚至宣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
小平同志明确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这一表态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用一个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幻想。
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政策，我们不担心这一点。他说，他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内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面对撒切尔夫人，小平同志用平和的语调讲出了很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应该说，撒切尔夫人听懂了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参与中英谈判的时任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是个中国通，他告诉内阁同僚们中国绝不是在“虚张声势”。中国领导人的表态令英国人原来的所谓“共管香港”、“以主权换治权”等等幻想彻底破灭。
▲资料图片：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新华社）
《参考消息》：
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他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英谈判中的角色？
周南：
这是外交场合的一句玩笑话。此话的背景是双方基本上就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的事项达成一定共识。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每一期的中英会谈简报，邓小平都要亲自过目。当时他集中关注两大问题：驻军和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1984年4月，小平同志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专门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一再强调，关注香港问题的人，一定要看《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收录了他对驻军问题的看法。关于驻军问题，小平当时是拍了桌子的，这个典故大家应该早已熟悉了。这显示了身经百战的邓小平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驻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关于派驻机构问题，英国方面一直不同意在香港设置常设机构，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到1984年7月，也就是距离中英双方原定的两年谈判期限仅剩两个月的时候，双方僵在这个问题上了。我和同事就此前往北戴河请示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但必须进驻。
我们按照指示，终于和英国人谈出了结果。这才有了小平同志从北戴河回京接见杰弗里·豪以及双方之间的笑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之后，为排除香港顺利回归的障碍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正式签订之后，就进入了起草香港特区《基本法》阶段。在这个阶段，小平着重关注两大问题：香港的政治体制以及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的核心问题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体制问题。一些亲英人士、西方的代理人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鼓吹搞三权分立，搞议会民主，搞立法主导云云，都是想操纵香港政局。邓小平指出：“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