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图片来源：搜狗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以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解为基础，尝试从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中国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时，本文还尝试再现作为知识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独立运动”，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构成了改造“世界观”这一政治历程中的重要经验。这种知识还进入到了建立“中国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调动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塑造“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国际主义认同中，将“国际主义”这一命题融入进了“民族独立”的政治体验内。
【关键词】
国际主义 第三世界 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 冷战
在分析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时，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面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之间的组织联系与人员互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流变方面；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内部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讨论，则集中在冷战叙事框架内。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冷战初期便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政治话语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表述，都首先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前提下被审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communist unity）。
这种从现实主义假设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功利主义理解，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于冷战的政治现场。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武装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在其阵营内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界的全面攻击，成为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伴随着苏联阵营内部出现的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国际主义”这一曾经代表了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理想的观念，也被进一步解构为苏联霸权政治的幌子，成为一种“虚假的国际主义”（pseudo-internationalism）。这种粗暴的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快被作为“苏联民族问题”，并被理解为其“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之一。在这个语境下，国际主义也被视为一种苏联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霸权秩序。而第三世界之间在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合作，则也随之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
今天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假设。在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话语基本被看作是苏联输出革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国际主义的理解还包含了与寻求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话语互相对立的含义。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上，这种国际主义话语的直接目的，则是保证苏联国家利益与安全，并不惜损害他国利益。此外，近年来对于国际主义观念的讨论还主要来自对于东欧前华约集团国家冷战历史记忆的梳理。这类研究结合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s）政治讨论的分析，将其视为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用以维系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秩序，树立苏联中心地位，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苏联霸权影响的沙文主义式政策工具。
可以说，作为一种对世界未来秩序及人类平等政治叙述的国际主义话语，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始终被笼罩在美苏政治对抗的阴影之下。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更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本身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在这些前提下，苏联与中东地区的联系被看作是一种寻求地缘政治安全的结果。而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缺少地缘政治的关联，其与该地区在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则或被看作是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对英语世界的一些研究者来说，新中国与苏联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存在一种策略性的差异。在最新的一些讨论中，两者之间针对“反帝”问题的态度被视为这种领导权争夺的核心。这种论点强调，虽然两者从本质上都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在方法上，从赫鲁晓夫时期推行“三和路线”开始，苏联便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此过程中，反帝的诉求则是从属性的。而对新中国来说，帝国主义压力不但是其革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因此，反帝是新中国世界革命话语的绝对核心。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革命主要矛盾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在面对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时，出现了冲突。这也被视为是“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也被作为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主义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叙述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权力平衡形成挑战的佐证。
然而，这种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历史与政治丰富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尝试去展现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这两种在今天的世界观语境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秩序，是如何构建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想象的，同时，这种国际主义想象又是怎样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并最终发挥“改造我们的学习”进而改造新中国人民世界观的作用的。通过这一分析，我们也希望展现，这一将两种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知识基础与政治建设构想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想象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实践，恰恰展现了20世纪中期那种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社会基础的国际主义想象最具历史价值的特点，并且将其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那一系列国际秩序普遍主义话语区分开来。同时，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以此希望打破那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窠臼。
一、从革命的东方理解20世纪的民族独立
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兴趣，密切回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衰落、新的霸权秩序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也正是通过来自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各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历程的叙述、回应与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以民族独立为先机的革命才逐渐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秩序变革发生了联系。这种与世界历史变迁和人类解放命运相联系的政治叙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际主义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基础。从政治理想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与创造新世界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问题意识，这种联系始终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无论是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叙述，还是孙中山表达的人类平等理想，都是这种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世界秩序观变迁历史中有机的知识组成部分。
这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早期毛泽东看来，是大规模改造时代的着手点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在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比“改造东亚”更具价值。因为，提出世界，是为了明确“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是为了“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世界主义，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殖民政策”，即“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当然，从政治调动角度来看，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来说，“世界革命”的政治意义显得并不那么迫切与重要。“中国革命”本身“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在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这两个最基本的大背景下，可以得到较为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斗争本身便扮演着一种整合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阶层、集团，各地区的分散力量组织到一场国家身份建设的现代进程中。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时，那种超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仅仅在革命推动者们的理论叙述中，得以作为一种基本的全球性历史大前提。而真正对革命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并发挥了社会调动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则是列宁所表述的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理解，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有利于全体人民”道路的需求。因此，列宁才提出了关于“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俄国的基本认识。同时，在列宁看来“拯救俄国”这一似乎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命题，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下，还存在着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而超国家的无产阶级认同，则是决定这种进步意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其同罗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一争论中，卢森堡的论点建立在对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性质的判断上。在她看来，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与中欧地区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形成的那种民族国家认同有着根本差异。波兰的民族主义“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经济需要，在卢森堡看来，并不具有普遍的进步意义。相反，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波兰的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业。因此，波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在这里，卢森堡将殖民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与弱小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的霸权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认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动力，进而形成了对“国家”这一政治认同概念阶级性差异的具体判断。
这种将殖民视为一种霸权关系的理解，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在斯塔夫利亚诺斯的论述中，第三世界是一个随着15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概念。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三世界，并不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随着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转移至西北欧，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地区的确如沃勒斯坦所判断的那样，成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去回顾卢森堡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判断，便可以发现，卢森堡对民族自决的批判，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在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压迫下，在发展落后的、处于被压迫地位下的“较小的和次要的”小国中，强行（自上而下地）推动“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的批判。卢森堡强调，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在这种热情推动下构建的国家，并不能成为改变这种经济不平等地位的动力。因此，这种民族概念“兼具乌托邦式和反动的特征”。而在这种民族概念下形成的国家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则无疑成为既得利益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在这个判断基础上，卢森堡对超国家的阶级联合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她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试图将其判断普遍化。她认为，“民族权利”（rights of nations）不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政党讨论民族问题时自身立场的标尺。因为，包括“民族”“权利”，甚至“人民意志”（will of the people）在内的这些概念本身，仅仅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早期那种幼稚的、并无明确政治意识的对抗中产生的概念。在19世纪欧洲弱小国家的政治背景下，民族问题（nationality question）与其他社会与政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利益的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 interests）。而对一个组织起来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说，再使用这些概念则成为一种历史的矛盾（historical contradiction）。
正如卢森堡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一样，列宁为民族自决权的辩护也需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背景下理解。对列宁而言，谈论民族自决权政治意义的基本前提是俄罗斯解放运动。他强调，在谈论民族问题时，必须面对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与波兰不同，俄罗斯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中主要作为一个霸权的施加者出现。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其政治主体在列宁看来，则是标榜着大俄罗斯主义的“封建主”。列宁强调，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无疑便是从事实上帮助了这类霸权者，帮助“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享受特权。同时，在俄罗斯帝国这种强大的现实政治压迫下，独立自主成为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大俄罗斯民族对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便表现在俄国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调。因此，强调（弱小）民族的分离权，无疑是俄国本身寻求平等的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俄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的必要过程。在列宁随后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著名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对俄罗斯作为列强在世界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银行业在整个欧洲金融寡头资本主义秩序中盘根错节的互利与依附关系的分析，列宁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作为压迫者的地位。而只有在这一反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政治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列宁为什么会认为（欧洲）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是在更广大范围内产生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前提。列宁进一步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这种民族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下，绝大部分的亚洲地区或者作为列强（great powers）的殖民地，或者作为被压迫民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作为依附者存在。因此，在这类地区，以民族运动为动员模式的对抗活动，无疑是对这种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击，也是这类被压迫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必须强调的是，在列宁看来，这种来自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分离权”的支持需要与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大联合共同存在。列宁引用了1905年瑞典社会主义者支持挪威独立权的案例，以此说明这种在工人阶级中间，超越了民族界限和作为资产阶级与贵族特权的国家利益，站在“兄弟阶级团结”（fraternal class solidarity）基础上的联合，恰恰体现了（弱小）民族自决行动的进步性。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进一步对民族自决与国际主义关系的问题做了阐发。他强调，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定”民族问题的人无疑是普鲁东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压迫者的大俄罗斯民族，则必须站在基于阶级联合的国际主义精神上，通过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来“获得解放”。
如果将列宁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的辩论放在20世纪世界革命脉络中来看，那么其复杂性则更为明显。用斯大林的话来表述，“民族问题”仅仅是“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斯大林以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独立为例，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超越了狭小的地区范围与民族国家利益，并以阶级联合为政治基础与理想，超越了卢森堡所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式民族主义政权的片面性。在此基础上，斯大林给出了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世界革命图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毫无疑问成了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央”，这一革命浪潮“势必要扩展到边疆去”。这种革命运动的蔓延首先在俄罗斯帝国领土范围内出现。原俄罗斯帝国边疆的“民族政府”与在“边疆工农与俄国工农”联盟影响下的“民族群众”彻底决裂，进而促成了这种在阶级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形成。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吸收了卢森堡式的对（俄罗斯帝国境内）民族政府反动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列宁站在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批判角度出发，对“自决权”革命性的论述。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民族自治政府的革命性，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压迫不但包括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包括来自于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只有在本质上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基础上出现的自治，才是真正意义上反压迫的“民族自由”。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它得以保持俄罗斯帝国原有疆域的合法性基础，则都来自于对这种自由的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平等。
毫无疑问，从卢森堡到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认识，都基本建立在对欧洲社会政治历史的基础上。虽然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析中，“东方”作为“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被压迫民族反抗斗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对这些欧洲之外的，有着迥异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的民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逻辑推论或是经验论层面。甚至，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种明确的差序观念。东方，在这种差序秩序中，扮演着一个从属性的角色。它是（在西方发生的）无产者世界革命斗争过程中，“经过俄国革命”而新开辟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而真正确立十月革命以及整个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世界性意义的，则恰恰来自于广大“东方”内部发生的革命实践。也正是这场发生在“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实践，为我们理解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
二、从民族独立到自力更生
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超民族的“国际主义”式的认同基础来自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如果单纯像俄国革命者们那样，将中国与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国家，同质化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被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么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独立”便完全可以不言自明。但是，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与斯大林所描述的民族主义，都无法真正解释发生在欧洲之外地区的政治变动。辛亥革命从“反满独立”到“五族共和”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中国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性。一方面，“反满”的政治任务反映了卢森堡所指出的民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到对这种确证的反叛；另一方面，革命建国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迅速转向“五族共和”，又体现出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南方革命者们，对汉民族主义不可能作为立国基础的清醒认识。这一点，则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列宁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相对应。而之后随着国共分裂而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则更进一步地将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问题纳入到了革命建国实践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相比俄国革命来说，中国革命则在更广大的“东方”世界中，更具有范本价值。与广大的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旧帝国一样，中国一方面在世界秩序层面上，作为被压迫者，面临着来自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旧帝国疆域内，其民族多样性又使得其内部存在作为主体或／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少数或／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都面临着需要处理自身（主体民族）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重身份的复杂革命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对自身以及世界解放的未来想象，表现为一种对广泛的平等政治的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概念的创造。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详细勾勒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范畴及其未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性首先建立在一个对人类历史进步脉络的认可基础上。毛泽东强调，在20世纪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中，随着一场社会革命的出现，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这一发展丰富了“反帝、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内涵。只有出现了由于革命行动而获得了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反殖民后建立的国家才有可能避免沦落为一个阶级的私产。
必须强调，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念并非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机械想象。它提出了一种无产阶级平等参与的政治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建立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现实诉求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对平等政治的未来想象上。而两方面的互动则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本身。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身平等权利的发现，造就了无产阶级平等政治；而这种平等政治的实践则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平等观念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政治的实践与观念的创造是互为前提也是互为语境的。这种无产阶级政治的觉醒与自主参与，则恰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一层重要理解，也是之后新中国对新的世界平等政治想象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追求，除了要求“独立”之外，还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自力更生一方面强调的是如何处理来自“帝国主义集团”的外援问题；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中依靠群众的基本工作方针。毛泽东在1939年的答记者问中，曾经简要地指出了“自力更生”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解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才能够增强中国“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这种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在抗战的条件下，实现“民主政治”并不一定采用启蒙式的政治教育，而需要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实践来获得。随着抗战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强调“依靠群众”的这种民主政治叙事则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这一在斗争中获得的民主经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末期主张成立“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信心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取得支持，一个重要判断便是“我们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决问题，而国民党却依靠外援，等待胜利”。
自力更生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即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对工农业现代化与实现自给自足的追求。在解放区发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则是达成这种自力更生目的的办法之一。而另一手段，则是通过减租减息和劳动互助的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国民经济生产自力更生的追求，与对政治独立的追求一样，都在无产阶级获取阶级意识与政治自觉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平等政治理解的另一个重要内涵。这种平等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形式层面的“平等条约的订立”，且“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而旨在通过“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这种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想象，本质上则传达了一种新中国对平等观念及其政治的世界新秩序的再造。
新中国自成立之初，便延续了延安时期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并表达了参与全球平等政治建设的意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意识到在社会各阶层中间树立“新的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与战争时期的情况相比，新时期的斗争以“和平民主运动”为基调。除了防止战争的出现之外，建设成为更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新时期，“新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包含了为了保卫新政权而进行的“消灭反动派残余的斗争”，也包含了对“投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的要求。同时，这种爱国主义，“是与进步人类的国际主义相一致，而与民族侵略主义和排外主义不相容的”。在这个政治表述中，反帝这种对抗性的“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与争取团结、互相尊重的“和平民主运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精神理解的内涵。这一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和平民主运动”进程，是新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新中国理解“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辩证关系的基础。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那么在解放战争末期开始的、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的针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英法“帝国主义”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成为构成“中国人民”这一政治身份主体性的重要部分。它通过对“帝国主义”这一敌人的反抗，以及对“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这一朋友的团结，塑造了新中国平等政治话语的一个基本逻辑框架，并将中国“广大人民”“拒绝支持反动统治”这一谋求“中国民族的权益”的斗争，放在了一个更大的人类解放框架中。这种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人民反霸权运动之间的关联，通过一系列包括广播、戏曲、版画等多样的宣传形式，为普通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共时感。这种共识感，则进一步通过报纸新闻及有组织的群众政治学习与讨论，变成了普通人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幅世界图景里，阿拉伯地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抗殖民与帝国主义主要的政治现场，很早便成了解放区以及之后新中国关心的重点。
三、“巴勒斯坦”在晋冀鲁豫边区
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发行量将近一万份。同年5月29日，即《人民日报》创刊之后两个星期，其头版便刊发了三则与中东地区密切相关的短讯。第一则是关于埃及亚历山大港民众与英军的冲突；第二则为转载路透社电讯，内容是阿拉伯国家对英美巴勒斯坦委员会提议向巴勒斯坦地区移入十万犹太人的抗议；最后一则有关黎巴嫩政府改组。在此之后，《人民日报》便开始密切关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其消息来源，除了编译各国通讯社新闻简讯之外，主要还是苏联报刊评论。从内容上来看，这一阶段针对中东问题的表述，除了展现阿拉伯国家“日益滋长的民族运动”、受美国支持的“犹太恐怖主义”与英国、埃及政府的冲突，以及“阿拉伯人民独立要求”之外，还涉及对美英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在阿拉伯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以及诸如1930年签订的《英伊友好同盟条约》（The Anglo-Iraqi Treaty of 1930）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独立负面影响的简单介绍。此外，还有少量内容，介绍中东地区共产党（特别是以色列共产党）对阿拉伯民族独立问题的支持。
虽然这一时期内，这类消息内容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从消息的采编及叙事的形式上，这类对阿拉伯世界要求民族团结，特别是“回犹两族人民”团结，超越党派偏见，共同反抗不平等条约，以及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状况，很容易便同中国民众反压迫的历史经验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并与当时重点进行的反美反蒋解放斗争发生直接的呼应。阿拉伯世界这种民族团结、阶级联合的政治诉求，也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解放战争背景下进行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提供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国际主义共时性。
这种对阿拉伯世界反抗运动的叙述，将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一主题从中国历史经验扩大到了国际范畴中，并从知识上丰富了当时民众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将多民族的世界想象纳入到了一个整体性“人民解放”的政治理想之中。而在这其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便开始浮现的巴以问题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极大关注。从19世纪晚期欧洲内部诞生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以及同时期在欧洲殖民秩序背景下诞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及伊斯兰现代化运动，是二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巴以问题最重要的历史基础。而随着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变迁，特别是美国的参与，这一19世纪的“欧洲内部”问题，也很快成了新秩序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冲突核心。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则关于美国“设立巴勒斯坦委员会”的短讯。短讯中所指的委员会，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6年6月11日发布命令成立的“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内阁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n Palestine and Related Problems）。该委员会基本任务则是推动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十万犹太难民，建立独立的犹太人的国家。当时，英美还正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的框架下，就巴以建国问题进行磋商。两国的主要冲突在于，英国方面希望以道义上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式，通过阿拉伯国家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美国杜鲁门政府则更希望通过支持以色列独立一方面来获取国内犹太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则能够在中东地区扩展其世界影响力。《人民日报》对这则消息的报道最后加了一则按语，“英国在美国压力下，曾同意十万犹太人（有美国资本背景者）移入巴勒斯坦，后又多方推诿。上述行动，为美国势力积极渗入中东之明证”。这种着重表现英美冲突及新旧霸权对中东地区干涉的基调，基本代表了1946年—1949年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对中东问题的大致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