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到底是获得了斯大林的帮助，还是被斯大林坑了？
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东北当局试图强行收回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引发中苏之间的"中东铁路战争"，至此，中苏之间进入断交状态。
▲中东铁路地图
在这个过程中，远东的形势和苏联内部局势，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出于对国民党"赤化"印象和"革命外交"的恐惧，日本军方对华干涉呼声不断抬头，北洋时期堪称良好的中日邦交急剧恶化，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矛盾已然不可调和；另外，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彻底击败党内对手托洛茨基等人，巩固了自身的领袖地位。
▲斯大林
随着局势的转变，斯大林吸取了此前的教训，并开始采取更加可靠的措施来推进对华政策，这个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方面，苏联改变了从前依靠军阀或者民族主义力量在中国输出革命的策略，开始扶持中国gcd这个他认为更加可靠且可控的政治力量推动中国境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另一方面，苏联公开背弃了此前革命外交原则，仿照沙俄式的帝国外交，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与其它列强做利益交换。
1928年，苏联公开违背1924年中苏建交时所签协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中"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和"逐步撤军"的承诺，增兵外蒙，并以苏联经济模式、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改造外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苏联得到日本政府尊重自身在北满和中东铁路利益的承诺之后，苏联政府于10月29日突然宣布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采取"不干涉政策"，此后，苏联不但拒绝谴责日本的侵略，还在中东铁路以半价运费运输北进的日军。
1934年初，斯大林应新疆军阀盛世才所请，趁乱出兵新疆，帮助盛世才消灭了国民政府将领张培元的军队和回部冒险家马仲英的军队，控制了新疆，形成了类似于在外蒙的实质占领局面。
▲盛世才是一个毫无节操的地方军阀
尽管苏联对中国的态度谈不上友好，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西方列强作壁上观，在中日矛盾日趋激烈和围绕着"满洲国问题"争夺话语权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与苏联实现和解。
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90次会议速记录》，九一八事变之后仅仅五天的1931年9月23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即有人提出联俄建议："我们（国民党政府）现在对俄国还是可以复交的。除俄国之外，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这也不是说俄国独厚于中国，因为日本是中俄两国共同的敌人。苏俄远东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冲突的"。
▲一二八事变中加入战斗的中国宪兵
1932年2月，日本又发动了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2月日本入侵热河，该年3月日军入侵长城关隘，1935年12月日本策动华北自治，1936年11月日军入侵绥远，而面对日本的入侵，西方大国仅做口头同情而无实质行动。面对日本的重重压迫，"和苏拒日"逐渐成为中国各界迫不得已的选择。
▲奋勇抗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这种心态，就像日本外交文书《村井致芳泽电》中所言，"在一般中国人中间，日益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既然全世界面临日本的武力侵略却对中国毫无作为，中国除和苏之外别无出路；中国与其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不如同共产主义合作。"
▲斯大林与蒋介石
更重要的是，1932年3月日本扶植下满洲国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成立，该年9月日本承认满洲国独立，不仅摧毁了国民政府内部联日拒苏的念想，更迫使国民政府陷入了外交承认争夺战的漩涡之中，而在东北影响力举足轻重的苏联也成为国民政府亟需争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虽无即时承认满洲国之意，但亦不敢为长时间之保证"的威胁（注：1932年9月《中俄复交问题》），国民政府被迫放弃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原则，默认了苏联对外蒙和新疆控制的既成事实，并在1932年12月12日，与苏联无条件复交。
对于如此苦涩的现实，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一句话，道出了俄日交侵下中国弱国外交的苦涩。
斯大林对国民党的外交利诱
▲对此蒋介石也很无能为力
尽管中苏之间在1932年实现复交，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斯大林，都对"中苏联合抗日"不报热情。
实际上，对于与苏联的联合，国民政府可谓疑虑重重。由于热衷于输出革命的苏联在国际社会中备受敌视，国民党与苏联的接近不能不考虑其他列强的感受：国民党大佬吴稚晖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俄太接近是否失英美之同情亦要考虑。"蒋介石则在致何应钦等人的电文中亦有同样看法，"（联苏）则列强对我不但不助，而且反而助日。"另外，蒋介石始终忧虑与苏共的联合，将为苏联壮大中共提供契机，据陈公博《苦笑录》记载，蒋介石认为只有在打败中共之后方能考虑与苏联在抗日问题上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从1931年到1934年初，国民党对"联苏抗日"实际上并不感冒。
同样，斯大林对"联华抗日"，刚开始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据日本外务省《日苏交涉史》记载，“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1931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以来，彼一有机会即反复重申此议。”“苏联政府自满洲事变爆发当初即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至今与我帝国之间未发生任何不愉快之事。就日满苏三国关系而言，实在是可庆可贺。”从斯大林对日本占领满洲之后的最初态度来看，他并不愿与日本陷入对立状态。
但是，局势的不断演变，使得蒋介石与斯大林的接近成为可能。
1933年11月，美苏正式建交，国民政府不再担心与苏联的接近，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的破坏；1934年10月，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的进攻取得重大突破，中gong对蒋介石政权的威胁急剧削弱；更重要的是，日本不断加剧的侵略，也让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变得日趋急迫。
而斯大林面临着的局面也同样日益复杂。1933年1月30日，极端敌视苏联的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取得了国家政权，并很快消灭了欧洲除苏联以外的最大反对党——德国gc党。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国力急速攀升，对苏联构成了严重的外部威胁。同样，随着日本国内“以下克上”的外交行动日趋激进，在相互敌视的意识形态和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推动下，日本对苏联的敌意也急剧攀升：
▲德国的迅速崛起开始威胁到苏联
从1933年4月起，日本围绕着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不断挑衅，并在北满多次集结军队，威胁苏联，最终迫使苏联在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贱卖给日方，此举严重损害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与此同时，围绕着满蒙边境问题，苏日之间边境武装冲突不断，从从1935年1月起，苏日之间共发生多次军事冲突，且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11月，日本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日苏关系急剧恶化。
▲为反围剿而被迫展开的长征
1934年夏天，国民党剿共战争接近成功之时，蒋介石即派主张联俄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私人名义，试探苏联方面的合作意向；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1935年7月4日，《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受蒋之托，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并明确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
对于斯大林来说，为了避免在德日两强的包围下陷入孤立无援、两线作战的境地，他必须尝试从过去的对手中寻找盟友或者盾牌。1935年5月，斯大林与他宿敌之一的法国，签订了防范德国的《苏法互助条约》，标志着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转向；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一改过去对西方大国和国民政府的敌视，号召各国gcd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8月7日，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下做了报告，称："中国gcd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愿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撇开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的分歧"，此次会议，被蒋介石政府视为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变信号；到了1936年12月16日，面对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擒、中共意图杀蒋的复杂局面，斯大林亲自给中共发电，命令中共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共抗日战线的形成制造基础。斯大林的这些举措形成了中苏关系迅速走近的基础，使得中方对中苏结盟抗日抱有幻想。
不过，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并非如国民党所期望的"中苏合作抗日"，而是想方设法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解除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关于这一政策的目标，斯大林在1940年底对派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将军（VasilyChuikov）的谈话中，说得非常明白："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
▲日本的英制维克斯M-25装甲车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在华北和上海地区同时发生大规模战事，为了防止蒋介石政府因作战不利与日本妥协，出现类似于先前一二八抗战和长城抗战中短暂冲突的局面，并将中日战争扩大化、长期化，斯大林可谓煞费苦心。
8月21日，淞沪会战爆发一周后，斯大林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方长期渴望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举不但增强了中国的抗战信心，且防止了国民政府与日妥协之后联日攻苏的可能；据中华民国史料初编中关于抗战史的记载，1937年11月11日，日军进逼南京，斯大林和苏军元帅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亲自会见中国访苏代表团团长杨杰，以"苏联即将参战"为饵鼓励中国继续对日作战：伏罗希洛夫称："苏联参战，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故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当晚，杨杰又与斯大林长谈达四个小时，斯大林告诉他："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与日开战。"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将士
斯大林的保证，让淞沪战役失败后陷入绝望的蒋介石将“苏联的出兵”视为救命稻草。1937年11月30日,日军乘胜进军南京，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中国……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在蒋介石给南京战役中方指挥官唐生智的电文中，亦有："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蒋期盼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即是斯大林的保证。
不过，1937年底，蒋介石对"友邦苏俄"的期盼与1896年李鸿章对沙俄许诺的期盼一样，斯大林的"仗义兴师"的宣战终究没有到来。蒋介石向斯大林求援之后的十三天，日军攻入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中日之间的局部冲突开始迅速扩大化，随后，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使得这场战争变成了不死不休的血仇战争，再无转圜余地。
▲苏联援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
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著有《在华使命》
自此，日本庞大的陆军部队被牢牢地拴在了中国的战场上，再无北向进攻苏联的实力。斯大林成功地用他的外交手段捆住了日本人的双手，其最终效果就像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崔可夫将军在《在华使命》一书中所感叹的那样："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苏德战争），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之中。"
▲位于荷兰的喷泉雕像《领袖互喷》
原文来源：陶太郎 王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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