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
本书对柏拉图的核心对话《理想国》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完整呈现了该对话的全貌。作者深入对话文本内部，创造性地综合了戏剧解读、分析哲学、古典学等诸种解释进路。在方法论层面，本书结合柏拉图研究界范式转换的背景，力证《理想国》中的哲学内容和文学内容不可分割且相得益彰。在内容层面，本书以城邦—灵魂类比为核心，指出该类比背后乃是古希腊城邦背景下的“内圣外王”问题，或者更为宽泛的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论述了《理想国》中的城邦政治学说和灵魂政治学说，对一系列重要主题，如卷一和其余各卷之间的连续性、技术类比、柏拉图对话的悲剧性和喜剧性、航船喻、三喻、诗与哲学之争等，均给出了融贯的解释，同时阐明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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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章 柏拉图对话、政治哲学与《理想国》
第一节 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
第二节 城邦政治与政治哲学
第三节 雅典政治：“三十僭主”、柏拉图家族和克法洛斯家族
第四节 比雷埃夫斯港：历史及象征
第五节 上升与下降：《理想国》的整体结构
第六节 苏格拉底为什么下到比雷埃夫斯港：爱欲、政治与哲学
第二章 正义、技术与善
第一节 克法洛斯：正义与个人的善
第二节 技术类比
第三节 玻勒马霍斯：正义、技术与共善
第三章 技术与权力
第一节 色拉叙马霍斯：正义、修辞术与统治者的善
第二节 苏格拉底的技术论证与非技术论证
第四章 正义与权力
第一节 两兄弟的双重欲求：统治城邦与灵魂正义
第二节 正义与统治之理想关系：三种善的划分
第三节 卷一中格劳孔的插入：正义与自然强者的善
第四节 格劳孔：从“真是”到“貌似”
第五节 阿得曼托斯：从“貌似”到“真是”
第六节 两兄弟的品质、缺陷以及苏格拉底的策略
第五章 城邦—灵魂类比
第一节 类比的提出和展开
第二节 人的双重身份：邦民与个人
第六章 邦民、技术与德性
第一节 简朴城邦：技术人共同体
第二节 发烧的城邦：技术人之等级
第三节 护卫者的教育：音乐技术与体育技术
第四节 “男人剧”：城邦凝聚力
第五节 净化的城邦：德性与权力
第七章 美好城邦
第一节 “女人剧”：城邦延续性
第二节 第一个浪头：男人和女人的自然
第三节 第二个浪头：公私辩证法
第四节 第三个浪头：战争、爱欲与哲学
第八章 个人、灵魂与理性
第一节 灵魂三分
第二节 王者型人物：灵魂秩序与个人德性
第三节 哲人：爱欲与理性
第九章 堕落的城邦与堕落的灵魂：恶与权力
第一节 荣誉制城邦与荣誉型人物
第二节 寡头制城邦与寡头型人物
第三节 民主制城邦与民主型人物
第四节 僭主制城邦与僭主型人物
第十章 政治与哲学
第一节 知识与意见
第二节 哲人与城邦：航船喻及其他
第三节 “三喻”以及哲人王的教育
第四节 诗与哲学之争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众所周知，城邦—灵魂类比是柏拉图《理想国》主体部分论证的根基，然而，关于这一类比问题，却存在着诸多疑惑之处，并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类比本身的性质及有效性这一问题上，[1]而没有深入探讨类比出现的原因以及它和整部对话的主题与哲学方法之间的深层次关联。[2]在本书中，笔者将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以揭示类比和整部《理想国》之间的本质关联。
在笔者看来，关于类比问题，与其首先考察它究竟成不成立，不如首先探讨它出现的原因，因为只有查明原因，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它的作用和性质。换言之，我们必须追问，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什么提出城邦—灵魂类比？关于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注意，对《理想国》来说如此至关重要的城邦—灵魂类比并没有明确出现在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中。[3]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理想国》中才出现了城邦—灵魂类比？对此，我们必须探究《理想国》的独特性。而这一独特性显然和对话中的两个主角即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有关：正是为了回应他们的挑战，苏格拉底才提出了城邦—灵魂类比。因此，我们必须探究这两兄弟的独特性。在卷二开头，两兄弟都要求苏格拉底证明正义本身在灵魂中的效果和力量（参见358b，366e），[4]似乎他们只关注灵魂正义的问题，但如果结合《理想国》的开篇场景以及对话中两兄弟的言行来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统治城邦也是他们的关切所在。因此，当苏格拉底针对他们的问题提出“一个男人”与“整个城邦”之间的类比以及提议先探讨城邦中的正义时（参见368d-369a），这并没有遭到他们的反对，由此可见，两兄弟并没有只关注灵魂而完全无视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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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莎草纸上的《理想国》残篇，POxy 3679，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此外，最初提出类比时虽是为了探讨正义问题，但在类比充分展开后，其重点就转到了城邦三阶层的等级结构与灵魂三部分的等级结构之间的类比上，而这一类比的焦点便是《理想国》（
Politeia
）的标题所表明的“政制”（
politeia
），其核心问题是统治：最正义的城邦是美好城邦，它由哲人王来统治；最正义的灵魂是哲人的灵魂，它由理性来统治。但在苏格拉底的最后分析中，我们又会发现，统治对于哲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或被迫的事情，而不是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事情是从事哲学，哲学高于政治。因此，在笔者看来，苏格拉底引入城邦—灵魂类比，恰是针对着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既关注灵魂正义又关注统治城邦的双重欲求：在引入类比后，他借助他们对于统治的关注，首先在言辞中满足了他们统治的欲求，然后在对话展开的过程中，他借助扩展了的类比，从城邦政制的话题过渡到灵魂政制的话题，又满足了他们对于灵魂正义的渴求，并最终将他们引导到一种高于政治生活（外王）的、神圣的哲学生活（内圣）。
其次，我们要注意城邦—灵魂类比这一提法，或者换言之，为什么是城邦—灵魂类比而不是其他形式的类比。柏拉图之前的文化遗产中并没有明确出现过这种提法，或者即便有所暗示，也并不是柏拉图所描述的这种类比，因此，城邦—灵魂类比可以说是柏拉图的发明或创新。
[5]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柏拉图为什么要发明这一类比？若是单纯探讨灵魂正义问题，那他完全可以提出身体—灵魂类比，而且在《理想国》卷四末尾，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也明确提到了这种类比（参见
445a-b
）。但如果考虑到统治问题是两兄弟的关切所在，而且由于身体本身无法带出统治问题，而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则可以，那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是城邦—灵魂类比而不是身体—灵魂类比。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城邦之外，其他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甚至家庭也可以带出统治问题，但为什么是城邦—灵魂类比，而不是家庭、游牧部落或帝国等和灵魂之间的类比？柏拉图肯定知道各种蛮族共同体或其他种类共同体的存在（参见
544d
），但他为何选择城邦？这是因为希腊城邦才是他的关切所在。在《理想国》卷五中的第三个浪头到来之前，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讨论了一大段希腊蛮夷之辨，然后问他，“那么，你正在建立的城邦是希腊城邦吗”？格劳孔非常明确地答曰，“必定是的”（
470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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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皮尔·弗朗切斯科·莫拉 绘，1660年
综上所述，城邦—灵魂类比问题的背后乃是希腊城邦背景下的政治（外王）和哲学（内圣）或者更为宽泛的城邦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理想国》中的政治哲学就集中在这一问题上。然而，柏拉图眼中的内圣和外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儒家传统中，从内圣到齐家再到外王似乎可以贯通。但在柏拉图看来，内圣并不必然带出外王，因为哲学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依赖于某种巧合或运气（参见473d），而且他略掉了“齐家”一项：美好城邦要废除家庭。因此，若是和《大学》八条目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柏拉图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特色，而这也更为充分地体现在城邦—灵魂类比本身以及这一类比的性质上。[6]
关于类比本身，我们要注意苏格拉底最初提出的是城邦—个人类比。作为个人，当然既拥有灵魂也拥有身体，但他后面的论述却集中在了城邦—灵魂类比上，因而这里的个人似乎就被抽掉了身体。对于身体的抽离以及对于身体方面的爱欲和生育乃至血缘和家庭的抽离正是《理想国》中论证的核心特征。[7]但身体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素无法被彻底抽离或忽略，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身体被整合进了灵魂：灵魂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是身体性的欲望。这就使得《理想国》中的灵魂观似乎既不同于希腊传统的灵魂观，也并不同于《斐多》《会饮》等其他对话中的灵魂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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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会饮》，彼得罗·特斯塔 绘，1648年
关于类比的性质，且不管各家争论为何，直观地看，我们也会产生诸多疑惑，而其中首要的问题便是有很多因素会让我们怀疑类比的有效性，比如：城邦可见，灵魂不可见；城邦为公，灵魂为私；城邦那么庞大，个人灵魂相比较而言则那么渺小；城邦是人为的产物，而个人灵魂则是自然的产物；城邦可以划分出明确的、不同的阶层，但灵魂作为一个有机体则似乎无法明确地划分；就算它们都可以划分，那为何它们各自恰好是三分而不是四分、五分或是别的数目的划分？就算城邦与灵魂恰好三分，那为何它们各自的三分恰好类似而且是在结构上类似？
再次，在《理想国》中，城邦—灵魂类比的性质和内容前后并不相同，这也会引起读者的困惑。比如，苏格拉底最初引入类比时，仅仅只是说个人与城邦在正义方面或许类似；但随着对话的发展，后来的类比范围则扩大到了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四种德性，而且随着对灵魂的划分，类比又渐渐转到了城邦三阶层的结构与灵魂三部分的结构之间的类比上；此外，除了单纯类比之外，苏格拉底还指出了类比的两项——城邦与个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因果关联；而且，类比未经论证就从起初的假设变成了后来的定论与前提。[9]
最后，便是苏格拉底本人对待城邦—灵魂类比的态度问题。如果我们对照苏格拉底前后三次集中阐述类比原则时的口吻，就会发现他一开始显得犹疑（卷二368d-369a），然后显得既坚定又犹疑（卷四434d-435c），最后则显得非常坚定（卷八544d-e）。这前后的差异也在迫使我们追问：苏格拉底口吻发生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由于他的论证的成功？还是由于他的修辞策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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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约翰·拉·法吉 绘，约1903年
以上便是城邦—灵魂类比带给我们的种种困惑，在进入具体细节之前，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预先回答。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在城邦—灵魂类比的似是而非中，在苏格拉底的坚定与犹疑中，在柏拉图对话的曲折进展中，我们可以约略感觉到城邦与个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因为苏格拉底是同时在城邦与灵魂或个人这两个层面上往来穿梭，他似乎认为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不好定义或者没有意义，但他又并没有直接地、简单地将双方等同起来，因而他似乎又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
在笔者看来，这种微妙的关系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他使用城邦—灵魂类比所揭示的正是城邦与个人之间那种既合作又紧张、既相互依存又彼此不同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就能认识到城邦与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关联，因为一方面，城邦毕竟由个人组成，城邦离不开个人；另一方面，个人也离不开城邦，个人离开了城邦，非神即兽。[10]我们也很容易就能认识到城邦与个人之间必定存在着区别，因为，城邦毕竟不同于个人，“城邦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11]城邦是人的造物，而个人则是自然或神的造物。此外，某些个人可以从事哲学、可以过沉思的生活，但城邦仅仅有可能支持哲学活动，支持沉思生活，它本身绝不可能从事哲学、绝不可能过沉思的生活：个人的可能性要大于城邦的可能性。
这便是柏拉图所采用的那种独特的城邦—灵魂类比向我们所展示的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内圣外王之道，在进入主体论述之前，值得再次强调一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进路、口吻以及他的期待：
让我们将在那里所看到的正义应用于单个人吧，如果两处一致，那就完美了。但是，如果在单个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那我们就会再次返回城邦并在那里检验它；或许通过两边对观，将它们相互摩擦，我们便有可能使得正义燃烧起来，犹如两根木棍会擦出火花，一旦正义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确认它。
（
434e-435a
）
鉴于此，本书将以城邦—灵魂类比为中心，通过考察类比的由来及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柏拉图对于城邦和个人、政治和哲学的相关论述，力图勾勒出《理想国》的全貌，并借此来阐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第一章主要论述方法论问题以及《理想国》的背景和结构。1、通过对近现代以来柏拉图研究界的发展论范式进行批判性考察，本书申明了研读对话的方法论：文学内容和哲学内容并重，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关注对话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片面抽取对话内容来构建柏拉图哲学的发展图式。2、古今政治概念截然有别，城邦政治是指城邦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关键在于“政制”，政制的核心问题是统治。3、《理想国》的戏剧背景：雅典民主制造了政治衰落和道德衰落以及“三十僭主”的寡头派统治；对话中的克法洛斯家族和柏拉图家族分别对应着民主派和寡头派；苏格拉底超越了政治党派。4、《理想国》的整体性：上升和下降的意象贯穿整部对话，对话形式上的前后呼应对应着内容上的融贯性，苏格拉底的言辞和行动相互匹配。
第二章主要分析卷一中克法洛斯和玻勒马霍斯父子俩的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的“技术类比”。1、克法洛斯认为正义是“说真话和归还所欠”，而玻勒马霍斯则认为正义是“助友损敌”，他们的正义观和各自的关切有关：前者关注自己个人的善，后者关注朋友间的共善。2、苏格拉底诉诸于“技术类比”来驳斥他们，暗示了正义不是一种技术性知识，而是一种非技术性知识，这指向其后的“善的理念”。3、卷一中苏格拉底所驳斥的三种正义观其后又出现在了他的肯定性结论中。
第三章主要分析卷一中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的驳斥。1、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种看法和他的修辞家身份有关，他认为修辞术是一种技术性知识，能够保证统治者的善。2、苏格拉底诉诸色拉叙马霍斯自身的原则驳倒了他，但在知识与权力相结合这一观点上，二者一致：苏格拉底后面主张哲学和权力相结合，但他同时认为哲学并不是一种技术性知识。3、色拉叙马霍斯是《理想国》的转折点，因为他明确提出了政制或统治问题，而且在对他的驳斥中，苏格拉底暗中提到了城邦—灵魂类比。
第四章主要考察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两兄弟的关切与问题以及苏格拉底的针对性策略。1、两兄弟既渴望统治城邦又渴望灵魂正义，但他们所期待的正义和统治之理想关系在理据上存在缺陷。2、针对他们的双重欲求，苏格拉底明确提出了类比，首先在言辞中满足了他们统治的热望，然后又借助扩展了的类比，从城邦政制的话题过渡到灵魂政制的话题，满足了他们对于灵魂正义的渴求，并最终将他们引导到一种高于政治生活的、神圣的哲学生活；针对他们认识方面的缺陷，通过分别呈现城邦和灵魂的本质，苏格拉底教给了他们关于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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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学园，镶嵌画，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 藏
第五章主要论述关于类比的相关问题。1、《理想国》中三次集中阐述类比时的说法都不一样，这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论。2、威廉斯提出了“含意类比”与“整体—部分原则”（以及其弱版本“主导部分原则”），认为柏拉图混用了这两个原则因而其论证不成立；李尔则提出了“内化”与“外化”理论来为柏拉图辩护；而费拉里则认为类比是一种比例性的隐喻，其两端不具有因果关联而只具有修辞性关联。3、在上述三家争论的基础上，此章澄清了类比的范围与机制，并指出了类比问题所揭示的人的双重身份——邦民与个人。
第六章从城邦/邦民这一层面考察城邦政治，主要分析了简朴城邦、发烧的城邦以及净化的城邦的制度安排及特征。1、在缔造城邦时，苏格拉底按照技术原则重新规定了人的自然，抽掉了邦民的身体以及身体方面的爱欲和生育乃至血缘和家庭，这一特征将会在美好城邦中达到顶峰。2、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护卫者的政治德性，这种德性和政治权力紧密相关，不同于作为个人的德性。3、卷二至卷四中的政治讨论指向着其后的哲学讨论。
第七章继续就城邦/邦民这一层面来考察最高意义上的城邦政治。1、之前的“男人剧”强调城邦共时性的凝聚力，而卷五中的“女人剧”则涉及城邦历时性的延续性问题，因而之前被忽略的爱欲和生育也即妇女和儿童问题开始凸显，但苏格拉底继续按照技术原则来规定男女自然，并提出了优生学原则，这使得美好城邦的安排显得荒谬至极。2、通过带入城邦历时性的延续性这一视角来重新分析卷五中的三次浪头，就会发现美好城邦既不可能、也不可欲。3、美好城邦彰显了政治生活的限度以及个人与城邦之间的紧张，而这正指向着超越性的哲学以及哲人。
第八章从灵魂/个人这一层面来考察灵魂政治。1、灵魂三部分与城邦三阶层相对应，此时的城邦—灵魂类比主要是指政制方面的类比；和城邦德性类似，灵魂德性和灵魂中的政治权力紧密相关；但要注意，虽然城邦和灵魂同样冠以正义之名，二者的内涵却并不相同。2、苏格拉底在对类比的使用上存在着某种不对称，借此他将焦点集中在了灵魂上，并通过发掘灵魂中的神性部分，指明了个人的超越性所在。3、但个人同样有其限度：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指向哲学，其欲望部分却包含着无法驯服的兽性成分，因而个人介于神与兽之间，既可上升，也可下降或堕落。
第九章分别就城邦/邦民、灵魂/个人这两个层面来考察堕落的城邦政制和堕落的灵魂政制。1、卷八、九中的论述是对之前论述的必要补充，通过这一补充，才能看到城邦和灵魂的全貌。2、此时类比的两端依然没有因果关联（成为了实际僭主的僭主型人物和僭主制城邦除外），苏格拉底把城邦共时性的图貌投射到了灵魂历时性的屏幕上，因而关于城邦，我们需注意其共时性的阶层结构，而关于个人，我们则需注意其历时性的转变。3、和前面论述城邦和灵魂的德性类似，此处论述城邦和灵魂的恶时，需注意恶与权力的关联。
第十章按照先前关于城邦与灵魂的相关论述来考察《理想国》中的哲学主题。1、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不是指技术性知识，而是指与意见相对的非技术性知识，这种知识主要涉及正义、美、善等关于德性的理念。2、航船喻暗示了哲人和城邦之间的紧张（城邦不信任哲人），这照应着苏格拉底所揭示的哲人王悖论：哲人不愿去统治，但必须强迫他去统治。3、三喻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和意见之间的关系，但要注意苏格拉底上升到理念世界的起点在感知觉世界、政治世界、意见世界或洞穴，这一程序正和他前面从城邦正义来考察灵魂正义类似。4、卷十中的诗与哲学之争也恰好对应着城邦与哲人、意见与知识等诸种对反，但要注意《理想国》本身便是一部摹仿作品：它是哲学意义上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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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文献，参见威廉姆斯，
2013
年，第
2-15
页；
Vlastos
，
1981
，
pp. 111-139
；
Lear
，
1997
，
pp. 61-94
；
Smith
，
1999
，
pp. 31-49
；
Evrigenis
，
2002
，
pp. 590-610
；
Blössner
，
2007
，
pp. 345-385
。本书脚注中所有文献的具体信息，请参见本书“参考文献”。
[2]
就笔者所知而言，在英语学界，费拉里（
G. R. F. Ferrari
）首次尝试深入探讨类比出现的原因，且极有成效，但他没有阐明类比和卷一中的正义讨论以及卷五至七中的哲学讨论的内在关联，
cf. Ferrari
，
2005.
[3]
Cf. Rosen
，
2005
，
p. 394.
[4]
本书正文中标明斯特方页码未注明出处者，皆指出于《理想国》。本书中《理想国》引文除少数几处外，皆系笔者自译，希腊文本主要参考
S. R. Slings
编校本（
Slings
，
2003
）、
James Adam
编注本（
Adam
，
1938
）以及
Loeb
本（
Emlyn-Jones and William
，
2013
）；英译本主要参考
Allan Bloom
译本（
Bloom
，
1991
[
1968
]）和
Tom Griffith
译本（
Ferrari
，
2000
）；中译本主要参考郭斌和、张竹明译本（柏拉图，
1986
年）和顾寿观译本（柏拉图，
2010
年）。
[5] Cf. Ferrari
，
2005
，
pp. 62-64.
[6]
“内圣外王”一语最早出自《庄子·天下》，有学者认为，整个《庄子》一书都致力于阐明这一概念：“庄子之学，实为‘内圣外王’之学。其所以著书，即为发明此‘内圣外王’之道也”（钟泰，
2002
年，第七五六页），而且认为原始儒家亦致力于此：“六经，‘内圣外王’之道之所寄”（同上，第七六〇页）。但考虑到庄子重个人而非家庭，因而就这点而言，柏拉图更接近于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