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周，在成都做了三场关于人类学者郭净新书《登山物语》的
分享会
。最后一场，邀请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段玉明来做嘉宾。他和郭净早年曾在云南省社科院共事，也被郭净视为学术上的知己。那天晚上，他冒雨前来，说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整理出来，分享给未能到现场的朋友们，文字保留了现场口语的语感。
「
郭老师这本
《雪山之书》
出版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学术界有规范，他是个人类学家，写书写文章都得照人类学的规范来，但他写得像小说，有细节，有人物，很耐看，结果出版社都不接受，他自己编了一本电子杂志，叫《去远方》，他发一期我们就看一期，所以他的书还没有出版时我们就全部看完了。中间还有一段，出版社编辑看了后说不好归类，小说不像小说，人类学不像人类学，要不把中间的数据什么归拢一下，其他的就删掉不要了。他后来和我商量，我说我就很欣赏你这本书，为什么要改？你坚持嘛。
我做大理国史，写了本《大理国史》，也是出版社各种挑毛病。后来我知道，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当时我就说好好好，那我改嘛，那天我拿着笔记本电脑去改，总编一句话给我否定了：“你这本书一点价值都没有，还不如写一本史话。”我写了十年啊，老一辈学者都没办法做，是我花了十年做出来的。当时就晕了，我说考虑一下，就把稿子拿回来了。拿回来之后，白族协会听说了，他们自己拿去云南民族出版社出了。后来这个总编又后悔，说听说民族出版社有个作者都要出了，我们还是出嘛。他不知道那个作者就是我。
后来我就把这个过程写成了一篇文章发在博客上，郭老师看见了，和我说，你那么坚持，我也一定坚持，一直等到2012年才出版。我说你不用怕，反正你不在大学，不用管那些，我觉得你这是一种范式，为什么学术写作要写得那么难看，最后变得面目可憎？
《雪山之书》出版后也送给了我，我也让我的学生看，就像黄菊说的，都没反应，送的都是学术圈的人，一看，怎么不像我们写的东西？学术圈以外的人呢，又因为这本书里一些学术性的东西觉得读起来困难，比较生疏，不感兴趣。所以大家都没反响，没读懂这本书的好处，后来你们出现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这本《登山物语》我把它看完了，把《雪山之书》里跟登山有关的部分都选出来了，把和雪山有关，但和登山无关的部分去掉了。但这本书还增添了一部分，像山难的后续影响，
段建新
，
小林尚礼
……这本书就比较完整。
那天黄菊叫我来谈谈的时候，也没给我定什么主题，我自己理了几个线索。
1.山与山是不一样的。
郭老师和我是同时到云南工作的，我们年龄也差不多，兴趣爱好都是自然、野外、山，但我很早就发现我和他不一样，我喜欢登文化名山，全国的名山大川、三山五岳都登过，但他喜欢登自然之山，可能我是做宗教文化学的，他是做人类文化学的。都是山，但山与山是不一样的。我的背景，我的知识储备，喜欢登华山、恒山那种有文化积淀的山，你能读出很多东西，会有很多心灵感应。但郭老师喜欢登自然的山，喜欢荒野。云南经常将那些不想在城市里待着，总想去自然里走的人叫“老野狗”。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只对文化山感兴趣，对自然的山，没那个储备和积蓄。
在东亚文化里，山和水是很特别的，我们认为天和地是山撑起来的。欧洲就没这个传说，所以我们山的位置历来很高。道教里，神仙的“仙”是“入山”，那个“人”字旁原来是“入”字，入了山，就从人界到了一个非人界，所以山的位置是很高的。我们认识每一座山的时候，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或者文化性，或者自然性。每个人的经历、文化、修养不同，对山的选择也不同，你要根据自己内心的呼唤，看看对什么有感应、心得，然后选择合适你的山。
关于梅里雪山，我那天也在想，其实山难是经常发生的，每年都有死人，为什么梅里雪山出名了？它海拔也不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的结果是，因为梅里雪山和下面的村庄太近，它其实是一座被文化“化”过了的山。如果是珠峰，毕竟距离村庄远，没有和山嵌在一起，但雨崩、明永这些村子，就和山嵌在一起。所以这本书抓住山难，讲因此带来的社会性、文化性问题，是有它的特殊处的。
2.到底是谁的山难？
第二个问题。山难是山难，要发问的是，到底是谁的山难？我这个发问有点傻。肯定是日本登山队的山难，这一批人全部都死在那里了。
但问题是，梅里不是一座纯自然的山，有文化厚度。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是当地村民的山难。为什么山难发生后，狼也来了，灾害也来了？连动给当地人带来了灾害，所以他们后来会抵制，因为不是你几个人死了就完了的，而是对我们整个文化片区都是灾难。黄菊刚才给大家放了那个雪线图（山卦线），郭净很早就给我讲过，我还在其他环保课上讲过，那是划分人和神，或者人和动植物的界限，因为我们人的干预，破坏了这条线，挤压了那些非人的动物或者自然的领地，让它们没法生存，所以狼就来了。《雪山之书》里写到，当地人检讨自己，是不是我们侵犯了狼的领地，他们才下来的？以前为什么不来？因为山上的东西够吃。你不超越那条线，它就永远不会下来。在他们的认识里，我们和山、和动物，全是一起的，而不是二元对立，人就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不可能离开那个整体而单独存在，所以一个登山队的山难，就是我们整个地区的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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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村“日卦”线。这条线，每个村子都有，每个村民都知道。制图/大扎西手绘 郭净加工完成
再进一步。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山难，或者当代人的山难，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和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像高家虎那本书，《我定成为峰》，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狂妄。再往前走，80年代，新先锋运动有一个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些整体后面都有一个概念：我要征服那座山。这个传下来，就成了人们喜欢垂直上山，那是征服。这在古代是没有的，这是近代带来的。
近代启蒙主义带出来两个东西，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理想主义。这两个东西认为，人的力量可以征服所有，直到泰坦尼克出了问题，才意识到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我早年和郭净商量，我说等我走遍这些文化名山以后，要写一本书，《踏遍青山》。过了很多年之后发现不对，应该叫《朝遍青山》。这就是我自己登了无数山以后，内化的过程，之前只是自然不理你而已，如果理你的话，你就是一个小毛虫。
当地村民是横向走的，是朝拜，往上走是征服的。关于山难、远行，如果要汲取什么的话，首先是打掉自己的狂妄，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不能和自己斗，把自己斗死了。如果没有这种心态，你登山就白登了。所以山难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态，会向山、向水学习到很多东西。
《登山物语》的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开始是登自然的山，登了以后带来不同的反响，狼来了，灾害来了，那就是由自然的山开始向文化的山转移。最后一部分，山难虽然过去30年了，但对家属后代的影响还在。
这本书取名《登山物语》，“物语”这个词在日语里有“传奇”的意思，一个自然事实，一定要变成传奇——这个传奇里，有我们添加的、大家添加的东西——在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才会对人类的文明发生制约。就像西藏11世纪以前是有历史书的，后来西藏人说，这个历史书对我们毫无用处，就变成只有宗教书。《红史》、《青史》，都是宗教和历史混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故事如果不能变成“物语”，那它就是一个纯自然事件，在文化学上就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