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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正旅居在瑞士的苏黎世，过着囊中羞涩的贫苦生活。1917年1月，在苏黎世社民党青年会议上，列宁叹道“我们这些老人，怕是看不到革命成功了”；2月，在给妹妹的信中，这位后来的共产世界缔造者如同一个庸人般向亲人倾倒自己的不幸：“物价昂贵得令人绝望……工作能力差得令人灰心”，此刻，这位革命枭雄犹若俗人一样，沉溺在琐碎俗事的梦中。
因此，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苏黎世的俄侨区之后，列宁深感震惊，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若信若疑地写道：“如果德语区的人不是胡说八道，那么革命应该是真的”（摘自《列宁全集》第47卷），而列宁的妻子也表示，当列宁得知革命之后，“伊里奇的梦醒了”（参见《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就这样，那个在物价和工作中烦扰的俗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革命枭雄。
从历史和现实的轨迹中，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了临时政府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秩序，这是实现共产革命的绝世良机。3月16日，在给挪威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信中，列宁表示“历史经验显示，这一次革命仅仅是动荡的开始，而非结束”，“我要看看，那些夸夸奇谈的政客如何给人民以自由、面包以及和平吧……现实告诉我，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等着瞧吧”“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与政府保持一致，将是莫大的政治不幸！”（摘自《列宁全集》第28、47卷）。
列宁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政策，在19日给布尔什维克的电文中，他确定无疑地表示：“我们的策略就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她任何支持”；“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可靠的保证”；“绝不同任何党派接近”。
这些见解显示出一个大革命家的高超敏锐，只有真正革命家才能从纷乱烦扰的讯息中抽出关键所在，并确迅速立与之相应的政策：一个注定崩溃的临时政府，只会成为政治困境的替罪羊，谁试图为这个政府背书，谁就会失去民众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政府的一切政策；而效忠沙皇的观念瓦解后，以往勾连俄国上下阶层的社会共识和道德观念不复存在了，未来的政治进程仅仅取决于谁握有步枪，而非选票，实力政治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所以列宁命令布尔什维克趁机迅速武装可靠的无产阶级兵团；权力坍塌之后，社会一片混乱，只有能够巩固秩序的政团才能够建立秩序，所以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尽可能不与任何政党合并，以确保自身的绝对权力。
如果列宁的见解显示出他的高明的话，那么他的行事更展现出他的果敢和坚决。当革命的机遇来临时，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他最关键事宜就是尽快返回俄国领导革命。
然而，俄罗斯依然在与德国开战，俄国的盟国因为担心列宁将在俄国散播革命瘟疫，而坚决反对列宁借道。3月，列宁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如果我通过英国（俄罗斯盟友）回国，我会遭到英国方面逮捕，或者干脆被扣留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俄罗斯敌人德国的帮助，列宁才有可能返回国内。而德国政府显然将列宁这样热衷革命的反叛者当做制服俄国的武器，也非常乐于将其送返国内，以加速俄国的崩溃。对此，德军东线参谋长霍夫曼（Max Hoffmann）曾有过极为贴切的评价：“利用他们中的某些人，以便更快摧毁俄国军队的斗志，毒化其作战精神。”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双方一拍即合。
4月6日，列宁接到通知，德国政府同意包括他在内的俄国政治侨民借道德国返回俄罗斯，列宁欣然接受了，并在临时政府“叛国重罪”的警告中，于4月9日的签下了“我为我的旅行（借道德国）承担全部政治责任”的文件。相形之下，其他政治活动家则心怀惶恐，他们极度忧虑自己的名誉因此受损。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担心舆论的指责，没有和列宁一起回国；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对列宁的不解：“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可能对他的未来产生不好的影响……他的举动会遭到铺天盖地的责难——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明显的。”（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篇》）
从列宁不顾非议回国的举止可以看出，这位红色圣彼得从来都不是一个被道德舆论困扰的常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机会以及目标，并据此形成政策，且采取行动。
事实上，只有最意志坚强的豪杰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动荡扰攘的历史则是检阅“伟大”成色的最好舞台。
（本文刊于十一月份多维历史杂志，海外发行，暂时就发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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