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精神病人短兵相接

撰文整理  |  新京报记者 孔雪

实习精神病医院概览

在“勇气”“十字路口”“遗产”之间做咨询师

问：你实习所在的这家医院在美国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一个定位？病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构成？

春媚： 这家医院在美国中西部，这既是一个地理位置，也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位置。美国中西部地广人稀、相对落后，大城市少。从规模上来说它在当地不算小，有一百多个床位，临近的两三个州的病人也会选择来这里就诊。病人很多是急性的，只待一周左右。比如青少年在学校出现一些暴力倾向，或自残、自杀，送进来待病情稳定下来就要出院。也有长期的，比如青少年性侵病人要待到半年到一年。此外还有针对青少年的毒瘾和酒精戒瘾的科室，儿童科室，以及针对成年人的酒精和毒品戒瘾科室，针对老年人的综合科室。六个科室混合了长期和短期，主要看病人是属于哪个年龄段及其病情。

问：这些科室都有特别的名字，如“信任”、“勇气”，“还有十字路口”，怎么理解这样的命名？这些病室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分的？

春媚： 最初我也觉得记这些名字很费劲。比如他们都不会说你去一下儿童科室，而是说你去一下“选择”。这些名字是有一些意义，比如“十字路口”，应该是象征戒瘾的人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老年科室叫“遗产”，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都是以一个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归纳出来的名字。病室是按年龄和疾病种类分的，不分男女，性侵除外，因为它跟病症有关系。也没有按病症严重程度分，基本上我想如果长期处于危险状态，就不会长期住在一个治疗机构。但住宿是男女分开的，不过有时生理性别和他自我认同的性别不一样，会有一个入院问卷问到性别性取向之类的问题。

《疯癫笔记: 我在美国精神病院的实习经历》

作者: 春媚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

“他们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他们因丧失而孤独，因绝望而欺骗，因思念而自责，因痛苦而恐惧，因渴望而疯癫，与我们并无二异。”

问：咨询师是如何与病人相处的？之前有人说，做精神病院的护士有“捱打费”，这是个有点夸张的说法，不过你有没有遇到人身威胁？

春媚： 精神病医生跟咨询师是不住医院的，护士轮班值夜班。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学期加暑假，七百个小时一学期，一周20个小时。“捱打费”没有听说过。每个病人每天的行为都会被打分。如果今天这个人的状态不太稳定，具有一些威胁性--威胁不光指威胁到他人，也包括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他会被剥夺一些自由活动权。咨询师觉得有可能受到威胁时，会把工作放到走廊等公共的环境中减少危险。我实习之前需要经过基本的训练，我肯定用的不太奏效，但一定有这个意识，不能把自己置于危险的环境当中。

问：在美国精神病医院，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还有护士之间如何分工和合作？

春媚： 精神病医师是医生，念的是医学，主要负责对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开药，；而心理咨询师是负责非药理上的问题，是没有权利开药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开会。参会的有四类人：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护士，还有一个类似团队管理者角色的人。最后这个是和美国的医疗系统有关系，因为必须跟保险公司打交道，所以这个人主要负责跟保险公司和社区的联络，比如这个病人出院之后怎么安置？或者青少年的话要联系学校？这四类人列席会议时，会把科室所有病人的情况大概过一遍，以便在工作上实现同步化。医生有最高的决定权，决定病人是否可以出院，护士是和病人相处时间最长的。

“你是不是在中餐馆工作？”

如何应对非暴力不合作毒瘾少年的挑衅？

问：书中有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少年，金马。这是让你感到有挑衅性的一次咨询经历？

春媚： 对。他因为毒瘾进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非常不合作的一个病人，身体语言和口头语言跟咨询师有非常直接的冲突，比如说脏话，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在与咨询师的关系当中，他希望确立他的权威地位。

金马的父亲因为纵火罪被判了几十年，恐怕有生之年很难再走出来。金马来医院是因为他的妈妈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或者可以说是检举揭发了他。妈妈也是一个毒品戒瘾者，在金马的成长阶段是不在场，父亲出事后妈妈回到家，对金马非常骄纵。金马依赖妈妈的钱买毒品，妈妈也会给依赖儿子，直到这种稳定被打破了，妈妈才决定举报。金马在院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当地的案件，就是跟他关系非常好的哥哥杀害了他们的叔叔。金马知道哥哥在受审的一刹那，表现出了恐惧和真实情感。可惜过了这一刹那之后，他又回到了以强悍来面对世界这样的状态。最后因为他拒绝治疗，还是被执法机构送去青少年监狱。

《疯癫笔记》作者：春媚，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教的同时修完临床心理健康硕士，成为美国国家认证咨询师。

问：面对这样一个很棘手的案例，具体要怎么进行心理治疗？

春媚： 其实心理治疗成败的一个关键，在于病人或者说来访者自己。我说的来访者，是指没有达到精神病诊断的，都可以称为来访者。他们自己有没有意图想要改变非常重要。金马的情况很棘手，因为他完全没有意愿。他对我的态度也有我的性别和外族因素在里边，如果换作是另外一个性别、种族的咨询师，可能稍微会好一点。

问：说到种族，他曾经问你，是不是在中餐馆工作？

春媚： 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完全天真的、出自中西部比较偏远地区的一个人的提问，毕竟他对华人完全不了解，他所接触到的华人就是当地中餐馆里的服务人员，还是说，这是他对我的一个故意的挑衅，问你是不是一个中下级的服务人员？当然无论哪种都不应该影响我接下来对他的态度。咨询师的情绪受到了病人的影响，治疗当中可能会出现投射，我在他身上看到谁的影子，或者他在我身上看到谁的影子，这些都会妨碍到最真实的治疗。

让关精神病人的“笼子”更少

非妖魔化、正视精神病人是最好方式

问：最近引发国内公众关注的，是一起真假虚实不怎么容易被看清的“精神分裂症”病人“被精神病”的事件，借此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在美国和国内，精神病人可以自己决定出院吗？那些“被精神病”的事件是怎么造成的？

春媚： 美国的这家医院，除了成年人有选择权，哪怕有酒瘾毒瘾，如果他自己不想待了，他是可以离开的，除非触犯到法律。但青少年不行，青少年存在监护权的问题，不可以自己出去。

马莉： 中国问题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比如像“被精神病”问题。例如一个家庭，如果已经无力去承担一个病者，比如长年照顾他的父母可能已经去世，而兄弟姐妹出于可理解的原因不能再去照顾他，家属会希望把病人送进医院，但病人很可能不愿意，家属就会通过欺骗或强制的手段把他送到医院里。如果没有家属的签字，他是无法出院的。

囚 (2017)

导演: 马莉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封闭疗区中，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冲动，酒瘾患者……在这里接受强制性封闭治疗，在药物的控制下和不容置疑的规训之下，既有自我反思，也有无意义的挣扎。 本片导演：马莉，纪录片导演。曾就职于电台、电视台从事编辑、导演工作。2001年到北京，作为职业纪录片导演，代表作有：《无镜》（2010）、《京生》（2011）。

春媚： 美国精神病人出院不需要亲属签字，除非是未成年人。还有一种不是直接出院回家，他从医院到家庭中间还有其他机构或者群体可以去。比如性侵者出院之后需要有一个重新进入社会的过程，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会有一些中间机构，比如（提供）一幢房子，可能里面住了五六个人，一个社区里有十几个这样的房子，然后有几个护士，每周有一个车子把他们拉到社区医院检查一次，再拉到心理咨询师那边看两次，介于独立生活跟完全在医院的环境之间这种半独立的状态。

马莉： 像这种中间环节在中国几乎是缺乏的，即便北京恐怕都很少有社区存在这样的中间地带。

问：在国内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某一个精神病人被用铁链子绑在家里，像一条狗一样在床上或者笼子里。社会力量想要介入也无从下手。借鉴美国经验，中国可以做些什么让“笼子”少一些？

《囚》剧照

春媚： 我可能只是感觉而已，在国内，不管是具体生活上的照顾，还是心理问题上的对待，这个责任很大程度上都是落到家庭，也就是亲友身上。对于亲友来说是非常重的责任，需要很大的牺牲，很可能耗尽了情感和精力。所以应该还是由社会来做到专业化，减轻个体负担。

如何改变是个大题目，我只是一个想法。一个就是政府和社会所有人态度的改变，身体得病了，如肺炎癌症，治不治？那么心理疾病治不治？要治，这是一种病。很多人有很大的负疚感、耻辱感，得了抑郁症，好象错是在我，为什么我不能坚强一点？再乐观一点？你跟朋友诉说了一个月，朋友也烦了，不就失恋嘛，有什么的？如果你是抑郁症患者，这样的话等于把你往火坑推了一把。非妖魔化、正视精神病和精神病人，是让国家和社会减少成本的最好方式。不这样做，长远来说成本更大。疾病化还有一个好处，不光是志愿者服务的问题，精神病医生和咨询师都可以正当列入这体系当中，会有一个正规化职业化的过程。职业化涉及到人力、财力，包括社工，所以最近（中大）要取消社工系，我不太能理解。

《疯癫笔记》的未尽之言

它让我体会到人世间悲苦，变得很柔软

问：导演作为观察记录者，要跟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心理咨询师则要和病人发生互动，产生更多感性、理性交融的刺激，你在接触精神病人时，关于如何对待、理解他们，会有一些内心的纠结吗？

春媚： 尤其开始的时候会有。我虽是治疗师，有时也会作为普通人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可能突然有一个声音会提醒我，这个人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人生如此不负责？我应该指出他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是最大程度上与之站在一起？咨询师的立场都是和病人站在一起，这不是说无条件说他做的都是对，而是在情感上、在处境和立场上以病人为为中心。无论他犯有再大的罪过还是伤害过别人，他在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时的痛苦情感是真实的。

《疯癫笔记》书中插图 作者：桃子，1990年生，躁郁症患者

问：对两位来说，完成这部《囚》和这本《疯癫笔记》，有没有对个人世界和心态产生一些影响？

马莉： 它肯定不会改变我的人生。我本意想记录人群，也希望利用摄像机成为我重新观察世界的方式。记录精神病患者也是一样。《囚》这个片名并不简单指他们被放进去，被囚禁。对我来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网，这一张网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终其一生都试图摆脱它。但是它总是在那里，只不过每个人的网是不一样的。

《囚》剧照

春媚： 心理咨询和写作这两个领域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事物，我又找到了令我满足感非常深的事情。另一方面，在精神病院待的这一段时间，和病人朝夕相处的这段经历——说的有一点大，但我确实是这么感觉的——让我体会到人世间的悲苦，让我变得很柔软。慈悲不是说由上而下的俯瞰人间式的慈悲。我之前的经历在美国的背景下是比较精英的、比较简单的：“常青藤”研究生院毕业，来自东岸。尽管美国教授的工资处于社会中下层，但从知识结构上是属于精英。我对社会的复杂性法，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人世间的这些悲苦、生老病死，都缺乏了解和共情。这个经历让我对人有了深深的共情和慈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