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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网
（huxiu_com）
2017下半年，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九大”）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具备隆重权力感的大会，但不同于每年都会被媒体列出民生清单、法治热点的“全国两会”，普通人视角中的“十几大”可能就是一个执政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与自身关联并不密切。
这种印象无疑是错误的，党代会作为中国式政治周期节点，在决定着官员任期的同时，也间接作用于包括土地出让面积、基建投资额度、城投债发行规模等种种经济要素，并进而影响着地区甚至整个国度的经济走向。不可不察。
全国党代会每五年一次，实际上在每次“十几大”之前，都有为期一年左右的预热期：全国各省级党代会均在全国党代会之前召开，进行党委班子的人员更新。
2016-2017全国各地党代会召开情况，黑色为未召开，红色为已召开
根据宪法及各类党内规定（如中办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官员）的职务任期为5年。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官员的任期却颇为弹性——省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3.93年，省长的平均任期为3.91年，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3.6年，市长的平均任期为3.21年。（地方要员这种概率上的任期不确定性，与平均任期时长“不满5”的短期特性，是深入影响中国地方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下文将详述。）
虽然官员任期弹性，但依然有规律可循。下图是1990-2010年各省省委书记及省长的变更频率统计——
可以大体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央党代会（“十几大”）召开的年份及其后一年，是官员变更的高发期。如9293年、9798年、0203年及07年，约50%的省级大员变更都发生在这四个节点上。
更进一步的数据统计也支持同样的观点，如果将任期始于党代会和任期终于党代会的官员汇总统计，则可得出：有46%的省委书记任期以党代会为界，同理还有48%的省长、33%的市委书记、32%的市长。下图是一份以1999-2011年数据进行统计的表格，虽然数值有细微变动，但大体趋势依然十分显著——
于是，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以党代会（“十几大”）召开为节点，中国省市级要员将面临政治生涯的大考，尤其是处于年龄关卡（如县处级50岁、厅局级55岁）的干部，更需要在弹性任期中为数不多的明确考核年中打足精神。
2017年，全国将有3个省区的书记达到65岁大限，2018年时，这个名单将增加到9人。这些超龄大员将如何安置？他们留下的空缺又由谁来补？
这也正是“十九大”威力之所在。
如果将5年一度的党代会比拟为“高考”的话，那么在平均任期3年多不到4年的时间里，地方要员都需要磨练应试能力，安排备考工作。而他们的举措也将以经济要素变动的方式，影响一方。
上图是2000年至2016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面积汇总表，画虚线处即为召开“十几大”的年份。
一个较明显的规律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及当年，土地出让面积均会保持下浮或缓步增长的态势（如07、12、16年），而党代会召开后一年，土地出让面积则会井喷（见03、13年），这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诸多外部变量影响的08年。
这种连续U型的曲线总体上还是很明显的。
以具体数值来看，党代会前一年土地出让面积平均下降约8.7%，党代会后一年土地出让面积会平均增加10.1%。
土地出让与党代会形成政治周期性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代会召开意味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官员避免替人做嫁衣，还是企业防止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变更。直到不确定性消失后，官员才会继续投入到“晋升锦标赛”中，出让土地招商引资，为晋升道路积累政绩。
二是土地出让有潜在成本，
如征地成本（如群体性事件）和贪腐成本，出于降低矛盾在关键时点爆发的考虑，官员最优的选择就是在党代会考核期间减少土地出让，降低出错被抓现行的风险。
与之类似的是，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发行债券集资搞城市建设的行为（即所谓“城投债”，地方政府负债的最主要来源），也与官员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下图根据1999至2012年的城投债数据统计得出——
由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稳定性和政企关系重组，均会提升发债风险及成本。比如，由于城投债往往覆盖至少一个主政官员以上的任期，领导变动自然难以让人不怀疑人走茶凉后，其曾经主推的项目是否还能在新班子下照常运转。因此在变更其间，企业往往会主动或被动推迟发债计划，降低发债规模。
接下来是政府花钱的规律。根据1990至2010年的分省财政数据统计，各省不同类型支出的增长率随着党代会召开出现了不同的波动情况。
可以发现，教育支出和行政支出每逢党代会便会上升，而基建支出却每逢党代会就下降。这是何解？
有学者提出，
对于地方要员而言，公共支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安全型”一是“风险型”。
“安全型”是指对于经济增长作用不大，但却能够增加留任概率的支出。
比如行政费用，可以通过协调人际关系等途径为官员仕途加分。而以教育支出为代表的科教文卫费用，也可以增加属地居民的好评。
至于“风险型”支出，最具代表的便是基建支出。
即虽然能够增进经济增长，却有一定风险性的支出。由于在党代会期间，中纪委监察力度加强。因此官员们会在党代会期间遵循“不做便不错”的原则，减少基建投入。与上述土地出让逻辑如出一辙。
梳理完上述这些间接决定房价、土地财政、地方债、财政支出等热点话题的经济要素变动，及其背后的政治周期后，我们再探讨一些与经济实体密切联系的话题。
“十九大”对经济要素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在求稳的党代会之年，地方政府会收紧土地和地方债市场，房产商也往往见风使舵，通过收紧投资的方式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比如恒大地产在上个月刚刚宣布了去杠杆化计划，2016年恒大净利润环比下降51%，主要原因就是把钱还给了债券持有者。
像恒大这样拥有识局能力的公司，往往更容易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获得更好发展。
而自去年以来全国各地城市风起云涌的限购政策，同样也是打好“十九大”稳定基调的重要举措——房地产限购政策可使上市公司违约风险平均下降约25.5%，限购越严格，公司违约风险下降幅度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