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张锦鹏《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宋代经济社会》出版（含目录、前言）
云大经济史
2024-04-30 13:28
云南
目录
上编 制度变迁与宋代经济发展
宋朝租佃经济效率研究
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
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交易费用视角下南宋“亲邻权”的演变及调适
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
论宋代榷盐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唐宋经济史著作的勃兴及其史学价值
下编 富民阶层与宋代社会变迁
“富民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回顾及展望
宋代富民阶层成长的制度空间——以交易费用为视角
财富改变关系：宋代富民阶层成长机理研究
江湖英雄：宋代“富民”阶层追求的另一种表达图式——以《水浒传》为考察对象
从黄震抚州赈灾个案看南宋官府与富民的博弈
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南宋“富民”涉讼案件类型与特点——以《
名公书判清明集
》为研究对象
前言
1999年考入云南大
学历史系，师从林文勋教授从事唐宋经济史研究，开始了我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宋史的学术生涯。
之前我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经济的，本科就读于北京商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前身）市场物价专业，硕士考入云南大学外贸系研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
云南大学外国经济思想史掌门人朱应庚先生，不仅经济学的学养深厚，而且英文非常好，已经七十多岁了还给我们上专业课。
记得到朱先生家上第一堂课时，他给每人发了一本英文版《
国富论
》，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
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荐华教授要求我们研读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经典著作，并在课堂上分享讨论，加深了我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认识和理解。
在本科和硕士期间受到的经济学理论方法训练，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底色，它潜移默化地对我的研究思维产生着深刻影响。
十分幸运的是，我一个历史学“小白”竟然被林文勋教授接纳为博士研究生，我也因此进入中国经济史的学术殿堂。在这里，我有幸得到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者、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先生的教诲。那时，经济史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常常相约到东一院11幢四楼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总是坐在客厅正中那个单人沙发上和我们聊天，讲他在西南联大时如何读书，如何向先生们请教，以及参加体育活动和演小话剧等学校趣事。在亲切的聊天中，李先生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润物细无声地灌输给我们。我的博士生导师林文勋教授是一个思想深邃、开放包容的人，他从不嫌弃我在史学方面基础薄弱，而且积极鼓励和用心指导我补上短板，并通过讨论式教学加强我的学术思维的训练。林老师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年轻博导，他思维敏捷，总是能带给我们前瞻性的理念和做学问的激情。林老师有深厚的理论底蕴，视野宏阔，十分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这些研究方法对我影响很大，他也支持和鼓励我把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灵活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我在博士论文《宋代商品供给研究》的撰写中，就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宋代商品经济问题。尽管我的博士论文存在明显的经济理论与历史分析之间生硬糅合的缺陷，但在答辩之时，专家们还是一致肯定了我的研究路径，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的博士论文也被评选为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我在读博期间完成的两篇文章《宋代租佃经济效率研究》和《制度变迁与宋朝小农供给行为研究》，先后被《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刊发。这些素不相识的编辑老师给了我自信，让我这个史学基础较弱的初学者对未来继续从事经济史、宋史的研究坚定了信心。就这样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学习和研究，在努力研读史料、积累文献的基础上，以经济理论视角来思考经济史问题。本书的写作，就是我这二十多年来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探讨宋代经济社会相关问题的一些心得体会。
自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以后，经济自由主义被视为“神明”为众人所信奉，似乎人类社会走向经济繁荣、社会有序、民众幸福的愿景，只需要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能完全实现。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不断地把自由主义的“神话”打碎。于是，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他们试图用新理论来解释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德国历史学派诞生，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派采用演绎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认为每个民族或每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并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经济规律，应该采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历史研究中寻求答案。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的制度经济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变种，它的理论重在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社会心理、集体行动、法律秩序等都是这一学派探究经济问题的切入点和主要议题。
而更具影响力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揭示了制度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也译作“诺思”）指出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并非传统的system，而是内涵更为宽泛的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传统、习惯、风俗、文化、宗教、社会心理等都属于非正式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制度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好制度能够激励经济主体，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有利于经济主体发挥积极性的制度变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科斯提出了
交易费用理论
，他把经济的不确定性看作交易的代价，进而解释了制度因素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重大影响。
产权理论
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济制度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由统治集团制定，受统治集团的国家治理理念支配，运行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治理目标。传统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赖以发展的决定性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土地和劳动的结合形式即土地产权的安排决定着农业经济的效率。唐宋时期，正是中国土地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延续了300多年的均田制在中唐时期废弛，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以至于宋代走向 “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对土地私有制以默许的方式予以承认，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的自由化使土地所有者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经营不善或遭受天灾人祸的小农失去土地，成为以租佃他人土地为生的佃农，在宋代被称为“客户”；另一部分善于经营、有一定投资能力的群体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成为地主，靠租佃经营获取地租收益。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不仅对土地所有者有获得财产索取权（地租）的激励，也对以租佃土地为生的客户有获取经营权收益（交租后的剩余）的激励。而“五五分成”的租佃模式，看似约定俗成，实则是降低客户租佃经营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客户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和家庭再生产能力。在土地经营市场上，众多的地主和佃农构成了竞争关系，“千年田八百主”，土地、劳动、资本都在这个竞争性市场中不断流动，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经济效率得到提高。
私有土地产权的安排解决了土地与劳动的资源配置优化问题，但如果土地财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所隐含的交易成本也会给经济主体带来消极影响。在土地等不动产交易中，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亲邻优先权”就是一种人格化交易，增大了
产权流动
中的交易成本。随着土地交易频率的增长，国家在法律上不断规范和完善交易程序，并对“亲邻优先权”进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土地的交易成本。这也是国家法律制度保护经济活动主体公平交易、规范交易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效率提升意义重大。
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直接成效是农业产出的增长。宋代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各种食物（水果、水产、畜产品等）日益增多且丰富，在满足宋人生活消费多样性方面有很大改善，而面向市场的商品性农业发展成为宋代农业经济的亮点。农业部门剩余产品增多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不仅使农产品流向市场，而且也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溢出”，为其他非农产业提供了劳动力，使劳动力的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趋于优化。非农人口的增多，使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了商品交易活动，宋代城乡市场呈现繁荣景象。体现在商税上，就是宋代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因果关系，不过如果把宋代有记录的商税资料汇总起来进行列序分析，就会发现北宋商税（全国性的商税资料只有北宋时期有）呈现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其周期波动的原因，发现商税周期波动与战争和自然灾害高度相关，与国家税收政策和社会变革相关度不高。商税与自然灾害高度相关，表明农业部门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商税与战争高度相关，是因为战争时期国家会通过市场大规模采购粮食等军需物资，也就是政府采购支撑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那么，如何看待北宋政府支配型商品经济繁荣这一现象？政府的物资并非以强制征用方式获得，而是通过市场获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它为广大小农的剩余农产品提供了销路，刺激了小农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对市场培育有积极作用。但是，宋代政府采购并没有很好地激发起更为广泛的民间经济主体内在的市场行为，因此一旦政府采购减少，市场交易行为也随之回落。这就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市场交易十分旺盛，商品经济呈现高度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我们考察市场机制运行过程时，会发现有很多政府干预因素在扭曲着市场。
宋代禁榷制度可以进一步提供观察这一现象的视角。禁榷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极具代表性的经济制度，国家对盐、酒、茶等重要商品实施专卖，以此获得高额专卖收入，但因为政府垄断经营限制了自由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宋代是禁榷制度实施较为广泛的时期，禁榷商品覆盖的范围高达二十多种，盐、茶、香药等在市场上利润较高且消费需求大的商品，都被纳入禁榷的范畴。以榷盐为例，在宋代榷盐制度下，所生产的盐全部被国家收购，国家采取划分销售区的方式进行销售，并在一些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采取抑配销售的方式进行分销，使用行政手段推动产品商品化。可见，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具有十分强烈的政府干预性。但在禁榷商品的专卖经营中，宋代又有一些制度创新，如茶叶专卖中的通商法。政府通过发放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控制茶叶从产品到商品的关键环节，而把其他环节交由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把竞争机制引入禁榷制度，对促进茶叶的商品流通有积极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唐宋商品经济仍然呈现显著发展的特点，宋代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是不能忽视的，这也是唐宋社会变革论作为学术热点长盛不衰的原因，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唐宋经济史著作的勃兴。唐宋时期，无论是邦计国用类著作，还是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商业贸易类经济、治河赈灾类著作，都有大量创作，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快速发展，也体现了经济知识的社会需求在增长。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宋代经济走向繁荣提供了知识支撑平台。
唐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导师林文勋教授就敏锐地关注到这一大时代变革中崛起的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富民阶层，对“富民”问题展开研究。林老师的“富民”研究很快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并引起学界关注，掀起了一股“富民”研究和讨论的热潮。随着“富民”研究不断推进深化，林老师形成了“富民社会”理论体系。对于林老师“富民”研究的推进过程与学术成果，在本书《“富民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具体论述，在此不做赘述。这些年我一直跟随林老师做“富民”研究，也对“富民阶层”是如何成长壮大，如何成为社会的动力层、中间层、稳定层有不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