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姓是需要被教育的，房价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的房价会一直涨下去，只有让它跌几次，腰斩一次，他才知道痛。政府真的没有必要管理房价，要管就多建一些廉租房，让低收入者有房住。”为了强调不让政府管房价的观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一个分论坛上如此回答嘉宾如何抑制房价的问题。
在姚洋看来，楼市就像股市，有涨有跌很正常，房子就是资产，买得起高房价房子的都是一些投机者，政府为什么要为这些人负责？姚洋发表观点的场合是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的第19场分论坛“新土改：探索与思考”，虽然谈了新土改的一些思考，他还是把一些时间留给了谈房价。
姚洋在分论坛上说，必须意识到土地供给是弹性极小的东西，住房需求是极具弹性的。中国的房子毕竟还是一个高档的消费品，而且应该看到所谓的高房价都是在一线城市，现在扩张到二线城市，能够买得起这些房子的是哪些人，不是普通老百姓，一定是有钱人，它是一种投资，是一种投机行为。要不要把整个房地产政策都绑在这些人身上，要好好考虑一下。压房价压的是哪些人在得益，还是投机者在得益？
“我们现在整个政策都是为富人服务，我们要求低容积率，看看一线城市的房子多数在10层左右，极其浪费，把所有的住房加倍，平均20层，你看看供给上去了没有，我们是作茧自缚，我们要抑制房价，实际上还是在为少数人服务。”
主持人：我们今天主要讨论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土地制度？它的弊端？它的问题？从我们该怎么改革？
姚洋：我也是研究农村的，十年前主要是研究农村，而且主要是研究农村的土地问题。
随着时间的变化，我自己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也有了一些变化。我觉得以前我们集体的土地所有制，有它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障。在我们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均分土地就是一种社会保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别的国家特别是印尼产生很大的动荡，中国就没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又回去了。
到了今天，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其实已经非常弱了，绝大多数的农民不再依赖于土地获取他的生活来源。即使在农村地区，我老家在江西中部，不太发达的地方，我看农民也很少依赖于土地获取他的生活来源，基本上也是靠打零工，在城里面务工获取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失去的情况下，这一轮土改三权分制的土改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土地所有权变得更加个人化。
从我们操作层面来说，让土地能把农民的财产权显示出来。更深层次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它进一步个人化了。造出来一个土地承包权，这个权利非常重要，已经是个人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向着土地更加个人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另一方面我们宅基地入市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看到农村里面空心村现象非常严重。农民有点钱都花在盖房子身上，盖房子也要花30来万，老房子仍在那里没人开发。这些宅基地能够入市，让城里人和农村人一起开发我们的土地资源可以利用起来。
中国未来会面临村庄重整的问题，有一些村庄会消失掉，消失的过程中，怎么让宅基地流转起来。这一次如果我们新土改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们现在看三权分制在推动，宅基地入市还没有很好的政策出台，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出台更好的政策。
我顺便对前面三位做一点评论，关于土地从农地转成非农地，是不是对农民的剥夺，铁军的意思是对农民的剥夺。有没有剥夺？当然有，但是我在想中国这么快速的城市化，你总是需要土地的。政府把农民的土地转化成非农用地，变成了建设用地，某种程度上是有合理性的。
土地财政是有巨大的合理性，我老在想我们挖煤没人抱怨，我们把煤挖出来去卖，没人抱怨，土地也是一样，土地是一个资产，我们变现了。我们为什么就要抱怨呢？农民是受了损，但是我们如果同时让农民进城，给他们户口，让他们享受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大家都得到好处了。
把农村和城市绝对割裂开来，这种看法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方面我也在想，我们谈到关于土地供地的问题，我们建城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我们全部建城区只有5万平方公里，的确是非常小的数字。我们必须意识到土地供给是弹性极小的东西，住房需求是极具弹性的。中国的房子毕竟还是一个高档的消费品，而且我们应该看到所谓的高房价都是在一线城市，现在扩张到二线城市，能够买得起这些房子的是哪些人，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一定是有钱人，它是一种投资，是一种投机行为。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整个房地产政策都绑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你压房价压的是哪些人在得益，还是投机者在得益。
提高土地的供给量对抑制房价作用极小，因为土地供应的弹性小，除非把国土面积变了，随便放开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有土地管理的规章制度。土地供应弹性比较小，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情况下，肯定是抑制需求更有效，如果说要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扩大容积率。
我们现在整个政策都是为富人服务，我们要求低容积率，看看一线城市的房子多数在10层左右，极其浪费，把所有的住房加倍，平均20层，你看看供给上去了没有，我们是作茧自缚，我们要抑制房价，实际上还是在为少数人服务。
我们土地的指标问题应该更加市场化，各个城市先有指标，然后你让它流转，跨省可以流动，不发达的地方，指标多了就卖给发达地区，总量控制还是绝对是正确的。一旦把农地为非农地，这是不可逆转的。在所有国家都是控制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我们土地管理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农村，农民的权利没有真正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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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毅，专注海外投资，美元类固定收益产品，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本着真实亲历透明的原则，打破海外投资的信息壁垒，与稳健投资者分享海外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