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摘编自《人生解忧》，从佛学的角度解释了当代人孤独的原因以及克服之道。文章讨论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人们的孤独感，以及传统的社群关系模式如何被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所改变。文章还提到互联网和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区别，以及人们对关系的渴求和对单一关系模式的抵触。最后，文章从佛教的角度探讨了人与世界的连接问题，以及如何理解孤独和慈悲。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学者成庆从佛学的角度解释了当代人孤独的原因。
他认为孤独是一种意识和认知层面的疏离感，涉及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
关键观点2: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对人们的孤独感有影响。
虽然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方式，但也可能导致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疏离和空洞。
关键观点3: 传统的社群关系模式被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所改变。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单一化，人们更容易感到孤独。
关键观点4: 佛教认为孤独是关系或缘起的迷失。
人与世界的内在连接是必要的，从缘起的角度理解，人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关键观点5: 慈悲是佛教中的重要概念。
在佛教中，慈悲是感受到身处苍茫无垠的世界中，彼此连接、互相成就对方的一种境界。
正文
孤独是一种顽疾，恐怕困扰过或者正在困扰着所有的人。有人说：
“孤独”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心理感受。在现代性到来之前，古人即使感到寂寞、离群索居，也不会感到我们当下的这种孤独：它更像一种失去了和世界的深度连接和归宿感后的脱嵌与疏离。
到了如今互联网发达，AI崛起的时代，我们随时可以与人甚至非人产生及时的链接，但“它（社交媒体）制造的孤独与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独是一回事”。
在
《
人生解忧》一书中
，
学者成
庆从
佛学的角度，解释了
当代人孤独的
根源，
以及可能的克服之道。
本文摘选自《人生解忧》。经出版社授权推荐。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人的生命角色与意义感，往往建立在所在社群的组织方式、文化形态、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交通条件的基础之上。但互联网的兴起和信息虚拟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切，许多隐藏在文化习俗中的观念或共识被彻底地颠覆。比如，许多需要真实世界接触的活动和交往现在只需借助互联网就可以完成，人们自然也就开始疏离传统的社群关系模式，比如家庭、宗族、社区，以及各种宗教组织，等等。
在《孤独传：一种现代情感的历史》（张畅译，译林出版社，2021）这本书中，作者费伊·邦德·艾伯蒂认为，
“孤独”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心理感受
：“孤独是一种意识和认知层面的疏离感，或是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隔离的社会分离感。孤独是一种情感上的匮乏，关乎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
在这个定义当中，“孤独”牵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疏离感”或“分离感”，另一个是“世界中的位置”，也就是个体对于自己在宇宙、世界、国家、社会、家庭关系中的自我定位。
那么古人会有现代人的“孤独症”吗？作者在《孤独传》中提到，在过去的西方世界，人选择独处可能是为了和上帝交流；而到了十八世纪，人们避开尘世则可能是为了和自然相处，所以他们虽然孤身一人，但从没有把这种情感定义为“孤独”。
这就好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隐士，离群索居但心安自得，并无今日流行的“内耗”症状。
就连以情感充沛为特色的士人群体，其笔下的怅寥之感也和孤独有所区别。
因为电影《长安三万里》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诗人高适，于天宝九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前往地处边塞的蓟州。此时的他，在前一年刚刚进士及第，被授封丘县尉。而在这一年除夕，他在荒凉的边塞写下了一首《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高适在除夕之夜所抒发的思乡之情，表面上是一种远离故土的寂寥，但也反衬出内心充沛的情感，那是一种家国难两全的无奈，也是一种与故土的深深羁绊。这样的孤独或许悲凉，但绝不空洞，反而构成了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底色。
又比如苏轼，他写给亡妻王弗的《江城子》，称得上中国人对所谓孤独感最为极致的刻画。王弗的坟安葬在四川，离苏东坡所在的密州相隔甚远，因此才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喟叹，背后所蕴含的对亡妻的深切眷恋，是情到深处的“求不得苦”。
与其说这是孤独感，不如说是因为从熟悉的关系网络中被放逐而产生的失落与孤单。
这类高浓度的孤单感凸显的反而是传统社会中关系的紧密性，当然，受限于社会流动及生活互助的需要，那时的人不得不保持与自然、神明、宗族、乡邻的联系，同时也给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立体的意义感。
但是今天弥漫的孤独感似乎已和往日有所不同，
它更像一种失去了和世界的深度连接和归宿感后的脱嵌与疏离。
这首先和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有关，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农民开始脱离乡村与土地，进入都市，最终成为一个个碎片化的“打工人”。他或许也拥有邻居，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邻；他或许更容易获得财富，但在人生困顿时，再无法获得宗族的集体支持，也无法感受到乡间神明的冥冥护佑。过去那种融入日常的意义感被单一化的市场逻辑掏空，人被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动物，如同马尔库塞所谈到的“单向度的人”。
当然，现代人的生活并非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的主要逻辑是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所谓工具理性，就是将任何关系都化约为功效化的计算，也就是如何满足我的最大利益；而消费主义，则是将他者视为通过利益交换而获得愉悦的对象，通俗地说，任何东西，包括人，都可以通过计价来交易。
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带来的后遗症往往是，任何非功利化的互助分享都不被鼓励，因为这违反了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虽然我们也能看到所谓的“公益事业”，但那往往是被单独隔离开的领域，仅仅充当生命的点缀，而无法贯穿在生活的每个场景。另外，消费主义的关系模式，会让我们过度沉溺在粗糙的感官欲望世界里，遗忘了思考、审美，乃至信仰的丰富内涵，那是与宇宙、自然及他人精神世界产生内在的紧密连接所生发出的深度体验。
因此
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而非一种深度、多元和平等的交互关系。
甚至这种单一的关系模式，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还反向侵入了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当中，因此当恋爱、婚姻沦为纯粹利益的考量，当子女教育异化为稳固和提升阶层的投资，当安抚人心的寺庙、道观被打造为与神明交易的场所时，我们变得无处可逃。
也正因为这种单一关系模式开始占据了主导，我们反而对多元、丰富的关系模式有了更深的渴求。比如近几年人们开始渴望回归乡村、自然，反思为何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等等。这根本上是一种要与他人、与世界建立内在连接的本能冲动，所以即使在虚拟世界里看到一句温柔的留言，都足以让我们感动不已。
除了市场化带来的人际关系单一化的问题，互联网对现代社会的连接危机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曾在二十一世纪初，也就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初期，就带有前瞻性地提出一个问题：互联网到底会促进社群的连接，还是会导致个人孤立、与社会分离，最终与现实世界分开？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不仅没有解决现代社会的连接问题，反而让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为疏离与空洞，甚至认为
“它（社交媒体）制造的孤独与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独是一回事”。
毫无疑问，互联网在传统社会关系之外创造了“虚拟连接”的可能性，甚至部分取代了真实世界的交流。在互联网中，我们主要用意识层面去接触、建构想象中的他人和世界，不再有过去那种相对缓慢、复杂的过程与仪式，而是随着快速变动的偏好来切换想与之互动的对象。这样的人际交往看似扩宽了关系网络，形成的却是一种漂浮和悬置的“弱连接”。这就是为何看上去我们每天都在手机上忙于社交，浏览各种信息，却常常感受到更深的疏离。
处于传统社会的人因为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在相对狭窄的经验范围内与周边世界产生关联，但产生的情感也相对厚实，无论是对待亲人、朋谊，还是祖荫神明，往往情意绵绵，至诚恳切。一个成长在这种社会中的人，自然也容易在脱离熟悉的环境后感受到人生的苦感。
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社会，人们可以借助各种媒体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互动，甚至会产生一种“神游世界”的错觉，这背后就是一种对外在世界强烈的贪求心。
人们想要认识、了解甚至占据更多的经验，但是这些漂浮的经验只能建构出空洞的连接
，一旦个体的身心无法承受如此海量的关系，自然会产生空虚与倦怠，反而感到深深的孤独。
世间的一切都存在连接
对佛教而言，缘起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也就是每个人，包括整个宇宙，都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缘起反对那种认为世界万物可以独存和自洽的观点，因为我们都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也就无法做到真正的自我隔绝。
就算隐居在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无法与他人、世界脱开关系。正如生活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写下的一首诗：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多恩是一位天主教徒，后来改信了英国国教—圣公会。他写下这首诗的背景是1623年伦敦瘟疫暴发，当时他身患重病，写下了这首《丧钟为谁而鸣》。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恰好是缘起的观念想要表达的意涵。从佛学的角度来解释，孤独不过是对于关系或缘起的迷失。我们看上去当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我的存在哪里能够离开其他的人、事、物呢？就像哪怕住在一个绝对的“小黑屋”里，也无法隔离于世界，而我们的五蕴身心更是依着各种缘起而不断地变化和运作，因此，哪里又会有一座不与他人和天地相往来的生命孤岛呢？
不过，尽管我们表面上都会承认人与世界的内在连接的必要，并且渴求彼此的关联，但为何往往陷入孤独的悖论之中？其实，这是因为一般认知中的关系或连接都建立在二元论和本质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才会导致前面所谈到的，要么情深不寿，要么虚无幻灭。
而缘起的观念则试图跳出这样的僵局，从根底处解决人与世界的连接困境。因为其思想最核心之处，就是指出无论个体生命、世间万物，或宇宙星辰都依条件而成。既然需要条件，那所有的人、事、物就无法自存和自有，也就是并没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因此，从缘起的角度看，我们彼此互为条件，这本就是世间的事实，为何还要从个体出发，向他人或外界索取，甚至建构本不存在的关系呢？
从缘起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重新正确地理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有两个切入的角度：
一是认识到世间的一切都存在连接，也就是缘起，这是无法否定的。
我们越想否定缘起的关系、试图将自己隔绝在他人和世界之外，最终就越容易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反而带来空洞和虚无感，甚至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生命这一极端方式。但按照佛教的看法，生命仍然会以缘起的方式，以及循着业力因果的逻辑继续流转，永不终止。
二是看到“我执”的悖谬。
因为有了“我执”，就会将“我”看作实有的主体，因此面对他人或环境时都会持有一种二元对立感。要么贪着各种喜好的人、事、物，要么“求不得”后便烦恼丛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冷酷与恶意。
人往往都处在“无明”而不自知的巨大迷思之中
那么依佛教的看法，人如何不执而又不会陷入孤独之中呢？
在日本茶道文化中，有一句流传颇广的用语，也就是“一期一会”。其内涵来自禅宗，描述的是在茶会上人们彼此相遇而且相互珍惜的情感。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相遇都由不可思议的因缘促成，而且因缘往往转瞬即逝，既留不住，也无法重复。
所以在当下，我们既了解世间无常的事实，也深知背后缘起的作用，自然会产生一种“相见如此不易”的珍重之情，
便会在这一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彼此的交流中，绝不草草将这份因缘打发掉。
因此，佛教所理解的连接，是在不断变动的关系中的因缘聚散，如浮萍，如落花，如流水，如清风，既不粘着，也不轻率。
禅宗语录中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庞居士曾经请教马祖道一：“不与万物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则回答道：“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再向汝道！”这里的“不与万物为侣”，就是消融掉“我执”之后的境界。与万物并存而不对立，才是佛法最圆满的自在境界，也就是“自在”。在这样的状态下，哪里还有孤独的存身之处呢？
在这样的认知下，人的相遇自然就流露出佛教所包含的慈悲之意。所谓悲，重在“拔苦”，就是看到他人陷入烦恼而不能自拔时，产生的一种想要去救济的悲心。
而慈，则重在“予乐”，就是通过种种方式让他人感到幸福。
当消融掉“我执”后，你就会看到众生其实是无时无刻同在的。同时，当看到他人因错误的认知而陷入苦海泥淖，你就能更深刻地感同身受。虽然你不会再陷入“我执”的束缚中，但众生之苦却依然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时你反而会被激发出一种热情和愿望，这就是慈悲心的生成逻辑。而此时众生的问题又会回归到菩萨道的智慧层面，也就是要思考如何以更深的觉悟，应对更广阔的众生世界。
因此，佛教中的“慈悲”并非是主体对客体的施舍与怜悯，而是感受到身处苍茫无垠的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互相作用，并且依着因缘互相成就着对方。相反，一般意义上的慈悲都建立在得失心之上，如果一件事没有符合我的想象，没有收获我想要的利益，我的慈悲心就会减弱，甚至否定这件事的意义。而佛教中慈悲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无我”和“无所得”。也就是说，
我帮你时，并不是带着一个“我”来的，最终也并非要由“我”得到回报。
就像很多人常常纠结于和家人的关系，尽管可以从很多角度列出对方的问题来证明“我”是正确的，但还是会深陷种种不得已，甚至有时还想与其一刀两断，以求内心安宁。但事实上，如果我强烈地以“我”作为出发点去处理关系，自然会陷入到矛盾之中，时而与家人亲昵无比，时而则欲走之而后快。
比如我自己和母亲通电话时，常常一谈就是很久，而我们谈话的内容往往就以她每天的生活为主题。我有时会问她在干什么，她如果回答在跳广场舞，我就会继续问：“你有没有认识新朋友？那些朋友都是什么人呢？”
我很少以个人的认知与立场去简单粗暴地否定她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她对日常琐事的娓娓道来，了解她在当下的所思所想
，我们自然也就建立起了有信任感的交流模式。之后如果她遇到某些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我若适当提出建议，母亲也往往容易接受。
这种交流方式的背后就带着重要的缘起观念。既然每个人的当下都依着各种我们无法主宰的因缘条件所成，那么，就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对方。就算当下他们的选择在你看来不够合理，也无需因此产生强烈的“我执”烦恼，而要看到，
人往往都处在“无明”而不自知的巨大迷思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