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教育惩戒”，何为边界？

原文 ： 《构建“教育惩戒”法治体系的新起点》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任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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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教学环境与教育实践中，教师实施必要而合理的惩戒，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有效教育手段。 但当前，“纪律性惩戒”在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却遭遇着“滥用”与“不用”并存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教师惩罚失当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则秉持一种与前者完全相反的态度，对惩戒措施的使用慎之又慎，甚至“谈惩戒而色变”，将这一教育工具完全抛弃。

“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之所以产生诸多困境，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立法缺失。 固然《教师法》第7条第3款规定的教师指导管理权，可在法律解释上将其作为“事实惩戒”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此种规定颇为模糊抽象，实难产生切实有效之效果。 第二，校规虚置。 我国高校的校规中，针对惩戒行为的表述往往过于笼统模糊，且对于某种行为究竟应适用何种惩戒措施亦缺乏情形指引。 第三，媒体渲染。 出于吸引公众眼球、制造流量热度的目的，媒体在报道个别惩戒失当或体罚的现象时，往往倾向于进一步推波助澜，因此，某些老师为了免于沦为媒体报道中的负面典型，索性放弃惩戒。 第四，理念失当。 一方面，部分老师依然恪守“严师出高徒”的思维，对于轻微违纪的学生动辄打骂；另一方面，部分教师习惯于“佛系”管理学生，任其自我发展。显然，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皆有失当之处，并直接导致了“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两重困境”的出现。

此次教育部公布的 “教育惩戒规则” 需有上位法依据，在现行法的框架下， 《教师法》第7条第3款和《教育法》第29条第4款 ，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教师与学校所享有之“教育惩戒权”的实定法渊源。因此， 法律吸纳“教育惩戒”制度最为恰当的方案便应当是：从这两部法律入手，通过一定的“修法”程序，在《教师法》和《教育法》中增加相应的条款，从而为构建我国的“教育惩戒”体系提供基础的法律支撑。

根据“教育部惩戒规则”第11条规定，学校应当制定校规落实教育部规则。 相较于法律法规的内容，校规可以且应当更加细致明晰，更具可操作性，更加符合本地本校之具体情况。 若某校制定了包含“教育惩戒”内容的校规，则必然能够促使该校及其教师更为合理、准确地行使惩戒之权，以有效地实现惩戒制度本身的教育目的。

校规制定应当细致，且注重实体与程序并重，尤其重视保障受惩戒者的救济权。校规均应明确赋予受惩戒学生以申诉权，且对申诉之主体、依据、期限、机构等予以清晰规定。 须强调的是，任何尝试与创新均不能脱离育人的根本目的。

综上可知， “教育惩戒”制度体系是一个有机系统 ，其基本框架内容规定在《教育法》《教师法》之中，其个别性规定体现在其他教育 “法律” 之中，若干实施细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进行规定。各个学校结合各级立法精神、原则， 立足本地本校实际制定本校完整的“教育惩戒”制度 ，规定于本校学生管理办法、奖惩办法等校规之中。以上诸点得以实现，则可以有效规制教育惩戒权与学生基本权利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也可以避免因教育惩戒不当而引发的涉教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