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76 许章润 | 世界体系中的“改革开放”

目 录

一 、 立基于双元革命的现代世界体系

二、 以三波“改革开放”接应

三、 退一步，进两步

四、 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决断

五、 从边缘到核心

“现代中国”构成了现代世界的重要部分，其发育成长启发自并内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建构进程之中。正是“双元革命”的拍岸浪涛东渐，这才将中国裹挟进地中海—大西洋文明领衔的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来，而塑造出此刻这一叫做“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相应的，作为枢纽文明的中华文明体与政治体的现代成长，已然并必将进一步深刻影响这一世界体系进程。鉴于现代文明已呈老相，而赓续延绵，可见未来难见取替方案，因而，迫切呼唤“第二期现代文明”登场，则中国的现代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实践，或许能够并且应当提供足堪世界历史民族位格的新型答案。

所谓“世界体系”非只沃勒斯坦式左翼近代世界图景，抑或苏格兰启蒙传统脉络下的全球政经格局，亦非特指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或者晚近十年间出现的跨太平洋“G2 治理”。就影响最为广大的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而言，其以社会体系收束世界体系，将世界体系看作一种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具有确定的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而判断社会体系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二是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是内在的。据此以观，国家、民族和种族集团均非完整体系。实际上，在此世界体系论眼中，迄今为止，只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其实，在沃氏之前，已有康德拉杰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研究，以及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资本积累学说。

相较而言，本文系从现代枢纽文明成长、导致世界文明大转型，而促成一个叫做“现代世界”这一人间秩序的视角切入，赋予“世界体系”这一语汇以更为广大，可能，也更为一般化的含义，意味着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举凡政经安排，通常所言之治道与政道，社会组织与市民生活方式及其审美情操，以及所谓现代性的野蛮性，悉数奔涌于此进程，而积淀成型为当下生活。其间，“世界经济体”蔚为骨干与动力。故而，在此语境下，帝国体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局，既为其间经纬，则共同构成了这一叫做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可以看出，在此语境下，“世界体系”仅指晚近三百年具有全球性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故谓“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建构性的。

以此指谓世界体系及其现代意义，不仅抉发承认其政经安排，特别是资本与国家的联袂扭结，而且着眼于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史。较诸上述两脉，其陈述宽泛、内涵开放、秉具真切愿景，不仅拢括了基于启蒙、解放与美好社会等诸种愿景而来的全套现代安排，并且容涵了基于文化特殊性的缤纷歧异的在境性特质。就此而言，与沃勒斯坦一样，本文所谓“世界体系”同样是以现代世界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确，再怎么后现代，不论如何努力逃脱现代世界，总不能否认现代、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体系——特别其资本与国家——构成了晚近世界的真实性，及其根本决定了包括你我在内的亿万生命荣枯繁衰的现实意义吧。

历史而言，现代世界体系自西徂东，滥觞自现代早期地中海文明，历经大西洋文明的全球性伸展，而成长裹挟进太平洋文明体系。正因其发轫始初乃随资本成长扩散而铺展开来，促使国家炮舰跟上，必欲保驾护航，故而，强化了这个首先表现为帝国、继替换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单元的发育生长，而推展出基此列国体系而来的霸权体系与条约体系之二元秩序并存格局，由此织就了一张现代世界体系网络。就是说，资本流转及其无限逐利取向强化了民族国家建制，要求背后建制化的政治军事力量跟上配合，这一世界体系遂成列国体系，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战国状态，不少时候系以恐怖平衡维持有限和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鸦片烟毒总是伴随着隆隆炮舰而来，一如通商条约的背景音乐不能不是哈利路亚的旖旎逶迤。所谓“依附论”或者“中心—边缘观”，所揭示的正为这一体系的这一面相。的确，谁也不能否认现代世界体系早期进程中，民族国家这一建制化力量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所发挥的经济中心作用。而后来的大西洋文明与太平洋文明两大时段，不过将此格局更作全球推展坐实而已。就此而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早已超出经济学一家论域，亦非纯然经济学所能解释得了的。

然而，令人欣慰又惶惑之处在于，此间并非事先设定，毋宁，纯然歪打正着，因为据说“商品天然具有民主性格”，所以倒逼出经由追问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而居然开辟出“民主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的2.0版本。就是说，民族国家作为建制化力量配合商品的全国伸展与全球布局，本为一种宰制性力量，却不意造成了一种内政改良的压力与机缘，而造就出“民主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的改良品种。职是之故，在良政与善治两相对举的意义上，良政是兜底的安排，立国建制的大经大法；善治铺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以良政为前提，无此前提以为基础，则愈是善治，可能，愈是压迫。它们各自为政，却又内在交集，前赴后继，塑造了在现代世界体系视野中，要亦不外乎所谓的“双元革命”。

所谓“双元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来组构人间秩序，打理国家内政与国家间互动，而铺展开世界体系。前者首先构成了一种内政治理结构，统辖文明与政治，并据此建构出列国体系，再以此为格局形成现代世界秩序，催生出了威斯特法尼亚体系下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衍生出霸权体系、条约体系和帝国体系并存的政治状况。后者着眼于良政，旨在实现一国之内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而以追求永久和平的世界愿景为鹄的，缔造了自由个体横向联合而缔约内政共治的政治形态与全球性民主浪潮。双元继起，前后激荡，共同支撑起这个时刻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

至此，可以归结下列六点：

第一 ，现代世界体系是古典枢纽文明时代落幕后，历经千多年的沉寂，经由现代早期的发育成长而成就的现代枢纽文明推展处理的结果。其间经纬，分分合合，大致经历了自现代早期的地中海文明，至欧美势力全盛的大西洋文明，再至亚太为轴心的太平洋文明这样三个阶段。此刻之激活欧亚大陆岛的诸种“一带一路”式构想与所谓“印太”概念的出现，略有雏形，形制未定，有待观察，均为此种世界体系大潮震荡激发的最新一拨浪花。

第二 ，在此进程中，资本逐利与帝国扩张堪为推手，而形成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景象。其间经纬，大致先以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的既有建制为阵势，步步为营，层层外推，终成全球网络，历三数百年而未已。揆诸史实，无论是美洲开发还是鸦片战争，不管是美西战争抑或英布战争，更不用说血腥的石油之战，均为资本逐利使然，并伴之以国族的集体自私。资本率先突破国家界限，而有国家在后殿军，合则两利，分则俱伤，狼狈为奸。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所谓民族国家，遂为连体怪物。对外适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内政则递进至民主国家，而行自由主义、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凡此先发国族的所谓“双重人格”，其因在此，导源于并导致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第次降临而终究双元并立的“双元革命”。迄而至今，跨国资本浸浸乎超脱民族国家主权辖制，并造就了一批满世界逐利的世界公民，以地球为舞台，呼风唤雨，说明资本与国家的互动，“既团结，又斗争”，而“斗而不破”，花样翻新矣。以及，所谓现代性之野蛮性，同样因缘在此，而不止于此。

第三 ，正因为此，民族国家逐渐体制化，取代朝代国家与王朝政制，逼迫部落体系强拧为民族国家形态，既是世界体系进程的产物，更是世界体系得以最终铺展开来的前提，于互为因果中组织人世生活。但是，包括上述两点指陈的内容在内，此就典型的欧美现代立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后发国家”之建立民族国家进程而言，情形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就中国现代立国而言，主要是列强侵凌暴露出内政窳败，在东西之别中将古今之别显豁无遗，由此而被迫外抗强权、内争民权，必得造就出“富强国家”这一共同体，而非受资本逐利与帝国扩张所鼓动。毋宁，是“被逐利”和“被扩张”了。“刺激—反应”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因在此。逮至今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企业走出去，服务跟上来”，这才护卫舰队巡弋于大洋之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苍穹之下，而有点儿“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了。

第四 ，也就因此，民族国家之为资本殿军与基于地缘格局的集体自私属性，决定了列国体系既在指向和平，出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之国家本位的无可奈何，却不可能成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和平体系，因而需要建构积极互动的国家间政治模式，厉行全球治理，于大国相互妥协中努力提供以全球宪政为愿景的公共产品。所谓“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自欧洲的“五强政治”到“国联”，再到联合国以及各种多边组织，不过均自此立论，而为此设防。中国于1937年陷都后仅用八年苦斗，就因缘际会，鲢鱼返身，一跃而为“世界五强”，既受害于此，复得益于此。

第五 ，现代世界体系嚆矢之际，欧洲与东亚，分处大陆岛两端，各拥格局，自成版块。余下的，包括美、澳、非三洲，则已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染指，而逐渐裹挟一体矣。逮至大西洋文明和太平洋文明第次登场，世界终于连为一体，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文明融汇景观，漪欤盛哉。照此以往，一个所谓的“世界文明”，亦且非不可期。不过，总体来看，全球文明景观舞台上，主导性的依旧是欧美文明，特别是英语霸权所彰显的大西洋文明。毕竟，这波世界体系及其现代文明，人家站立潮头，走在前面嘛！

第六 ，虽说如此，逮至中国这一世界历史民族加入世界体系大合唱，则情形有变。中国自清末被迫卷入现代世界，挨打受辱，历经抵抗、顺从、再抵抗，至有选择跟从以及必然的自我创造，一路走来，如果沿着双元革命脉络往前迈步，有望迎来一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亦未可知，而有待奋斗与观察者也。“第二期现代文明”之可欲与可期，机运与挑战，均在于此。

通常所谓“改革开放”，表征一种文明更张与政治转型的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迎应的正为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之加入现代世界体系，起自“改革开放”，就发生在此现代世界展开之际，而成为现代秩序建构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尚未终结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

回眸一看，晚近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已然有过三波“改革开放”，它们延绵接续，回应着这个现代世界与世界体系进程。

第一波大约起自1860年，终于1895年，整整35年。其以洋务运动为旗帜，昭示着一个“古今中西”的时代降临华夏，中国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第二波启自1902年清末变法，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又一个35年。在此时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制，三阶段，政体虽殊，理路则一，接续前行，而统贯为一大整体。举凡民族国家建构、市场经济、社会改良、立宪代议体制、现代程序主义法制，以及教育、新闻传播和思想市场建设，均有所尝试，均有所建树。1978年底至今，将近四十年，其中主要是截止中共十八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时段，实为第三波“改革开放”，总体而言，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求得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进步。换言之，以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汇入世界历史潮流，重新开始中国文明的复兴与中国制度主体的建构历程。

三波“改革开放”，因应的是“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非他，即面临西方列强打压和现代西洋文明所代表的这一波现代文明冲击，老大中国的内政窳败暴露无遗，则更张政治、文明转型，在两百来年的时段中，完成“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大转型任务，从而实现国族富强、政治民主与社会文明。其间经纬，如笔者早已多所阐释，不外乎“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此为转型中国的四大指归，也是必须恪尽之四大任务。“现代中国”及其“现代秩序”，千头万绪，纲目在此，要旨不外乎此。其中，尤以“文化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双元革命堪当主轴，而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具体而言，第一波“改革开放”起自相对于当日“船坚炮利”之“积弱积贫”，而全力指向“富强”愿景。其所接应的是维也纳体系后的大西洋文明冲击，一个资本与国家携手、公司化经营的政经体系。其之如狼似虎，贪婪暴虐，以全球为战场，所谓“武装到牙齿”也。第二波“改革开放”启动之日，传统东亚“中华世界”分崩离析，大清第二次陷都，势禁形隔，危如累卵。置此格局，以王朝政制与朝代国家立国建制的大清，也就是中国延绵两千年的道统与政统，遂压力重重，实则即将破产清算，遂不得不转。因而，期以制度层面的变革为鹄的，希望自法制改良入手，不仅求富强，而且将立宪作为更张愿景，九年为期，虚虚实实，接应的是后维也纳体系与前凡尔赛体系之间的过渡时段。恰值资本主义进化到金融帝国时节，也是殖民帝国“双重性格”毫不遮掩的扩张时段。“富强”与“宪政”之关联自此接榫，立教与立人之文教铺排亦且展开。第三波“改革开放”启动之日，雅尔塔体系尚在，而冷战未息，世界即将迎来“二战”后的重大转机，中国此刻回归“富强，民主与文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总体上指向大国成长与文明复兴之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建设，强毅力行，而有今日跨太平洋之“G2共治”景象。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以三波“改革开放”回应现代世界体系，流血牺牲，波澜壮阔，已然蔚为大观。在前文揭橥的大转型必须恪尽之四大任务中，后两项有待接续努力，期期于成，是未来时段一两代人的时代使命。

当下时刻，恰逢世界政治遭遇一轮小周期，表现为欧美右翼回潮，全球帝国情结发作，东西强人政治回归。不过，尚未足以撼动现代世界体系。毋宁，只是一轮矫枉过正的微调，一种基于力量对比的再平衡。故尔，现代世界体系及其演绎得现代历史尚未终结，正在呼唤“第二期现代文明”，而吾邦所担尤重。

在此，就最近的这一波改革开放来看，其历四十年而未止，实为整个近代中国超逾一个半世纪文明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总体而言，从1978年12月起，下迄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顺应这一转型大势，而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开放，为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庞大实体接生。

说是“向后倒退向前进”，就在于其间的经纬铺展和纲目排列，无他，实在不过就是在四个维度上“低头致意”而已。

首先，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低头致意。 从1840年开始，尤其是从1860年洋务自新运动以还，一个半世纪里，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不是别的，就是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标举自由、平等与博爱，将法制人权和宽容多元等价值，收纳入怀，力争落地生根，而于移植西洋文明中启发华夏生机，重缔现代中国及其现代文明。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亿万同胞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凡违背这一主旋律，昧于这一历史意识，违忤这一政治意志，悉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终究为历史所抛弃。晚近三十多年，所谓“拨乱反正”，正不外醒悟到这一历史意识，而逐步回归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从此迈步，磕磕碰碰，九曲回肠，康庄大道。故尔，从发展经济、追求富强，到此刻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而政治体制改革势必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来收束，道出的是现代中国面临国家建构和政制建构之升级换代的时代新局。同时，国民生活水准递次提升，行止出处渐求雅驯温文，伦理社会渐次恢复和公民友爱滋长发扬，展现的是追求文明仁爱的心理脉动。凡此三项，分头合击，万流归宗，演绎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强毅政治意志。

其次，向中国文化传统低头致意。 近代中国尝试过种种主义，西洋东洋皆有，古代现代齐至。其间，尤其是斯拉夫苏俄式的刻薄寡恩，暴戾恣睢，祸害匪浅。今日中国，依旧是主义的万花筒，举凡文化民族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温文社群学说与大同共和理想，都有市场，都有活力，也都有一定的道理。迄而至今，官民一体，开始向孔孟回归，而且，其势汹涌，也是物极必反，有以然哉。这不，包括清明、端午成为法定假日，倡议立法规定孔诞为教师节，以及执政党第一把手礼拜孔庙，再三致意，凡此种种，在在意味深长也！是啊，它不仅表明吾族吾邦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志，经由批判性反思，而重回中国文明主脉，反视回照，即温即厉，而且，期期于作育更张，更上层楼。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蔚为贬义，备受摧残，而今拨乱反正，重归殿堂，复兴有象呢！

再次，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 诚如夫子自道，食色性也。换言之，以一己为中心，而以人类为同胞，争求温饱，享受情色，厮守爱情，免于冻馁，免于无家可归，免于恐惧，岂非人性之常，莫非人世之福。进而，作育德性伦理，涵养规范伦理，由此照引，循此前行，造就美好人世与伟大社会，更且道尽了求存求荣的人性本根，蔚为人性之必然和人生之本然。回看晚近三十多年，静思冥想，这叫做中国的十三万万子民的浩瀚家园，其苦斗，其挣扎，其劳生息死，可不就是一步一步地，羞羞答答地，而终究光明正大地，向着承认人性，承认人性的自私，承认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以及利他的必要性，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吗？而前行恰恰意味着回归，回归落定于人性之常。灵肉之间，人命危浅，人命之花就系在这人性之常的枝头，深植于亿万生灵所汇聚的人世之根；生死两头，虽说“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可人就是这么个物种，所谓“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没辙！——朋友，常识源于漫长人世累积，极高明而道中庸，于人于事，最为要害，于此可证，于今可证，在在为证。

最后，向英美所主导的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 现代文明秩序，萌发于17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繁盛于19世纪中晚期登场的大西洋文明，迄而至今，骎骎乎三四百年矣！而有模有样，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儿。此前的古典枢纽文明，东西南北，各表一枝；所谓现代文明，为地中海北岸抢得先机，发为嚆矢，再接续以大西洋文明。中国的转型，特别是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恰巧发生在英美横跨大西洋合纵连横，盎格鲁－撒克逊国族逐渐称霸地球这一时段。它们在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什么经验理性逻辑理性，什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什么自然法普通法，裹挟带动着全球屁颠屁颠的。一两百年下来，所形所塑，至再至三，不过就是上述大西洋文明时代。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统治地球超过一个半世纪，于今虽现衰象，却依然蔚为霸主。中国186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晚近三十多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不管明里暗里，均以汇入此一世界体系为务，而孜孜于“与世界接轨”，免于“开除球籍”。接什么轨？其实就是向大西洋文明主导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不得不以向侵略者学习而自救，于自新更张中汇入这一体系，进图文明复兴。在此，反帝反殖反霸也好，接轨接眚接洽也罢，正反合，不离主题。到如今，这大西洋文明时代似乎为仿佛正在苒苒升腾的太平洋文明时代所取代，则小小寰球，不同此凉热，见证了盛衰兴亡，印证着河东河西，而向时间再奉上一阙赞辞也！

综此四项，荦荦大端，千回万转，万世一时，构成了晚近三十多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路，也是我华族文明历经磨劫、贞下起元的一段心路历程，惨烈而慷慨，低徊复昂扬。朋友，一切的天翻地覆，所有的恨爱情仇，万水千山，愁肠寸断，都发生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既构成了这一时代，并为此时代作证。

纵览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波“改革开放”，尤其是“第三波改革开放”，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它们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还是基于历史自觉的政治决断？如果是前者，仿佛降低了事后回顾时对于它们的敬重，却又似乎还原了历史本身自有铁律这一铁律；倘若是后者，则其堪为秉具政治自觉的历史选择，表现为基于远见而切应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有意识当下迎应，正为铁律之借助特定人身而道成肉身。

可能，追本溯源，就当政者而言，更多基于前者，甚至不排除纯为“权宜之计”。毕竟，一切政制均起于火烧眉毛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横亘眼前无法躲避的棘手难题而多所酬应，甚至急中生智，而歪打正着。那个久经历练方始积淀身心、叫做什么“政治感”的质素，一个伟大决断者必备的品质，在此乃呼啸发力，排闼而出。由此，察而言，敏于行，观其效，修修补补，一步接一步，走到走不通的时候再说。

当其时，“改革开放”本身只是一个口号与原则，起初仅具大框架，并无具体而清晰愿景。就第一波改革开放而言，激于屡战屡败，起于“强兵”之术。对第二波来说，旨在表彰更张，防范革命，却终至大开大合，地覆天翻，而收归一统。逮至第三波，以“拨乱反正”匡正世道，而以“聚财之道”为核心；那边厢，自市民生活出发，可能，“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蔚为鼓荡心头的未来召唤。此就一面言之，而就中国历史转型之大历史来看，它们辗转腾挪，则又恰合轨辙，不待人谋，激荡着特殊历史节点胸腔内久已蓄育的澎湃旋律，展现了基于历史感的强韧政治意志，擘划出政治意志所秉具的清晰历史感。比如，有鉴于“落后挨打”而图谋富强，耻于半开化乃追求“文明”，自觉于人之为人的政治位格及其进退出处亟需更张，遂讲求政道与治道的升级换代而有政体之德性考问，将“民主”“自由”提上议事日程。凡此种种，可谓一以贯之，跌宕曲折，而终究构成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故而，权变之间，原有机运，自出机杼，而脉络延绵，同样不待人谋，非人力所能阻隔，恰与世界历史进程和现代世界体系遥相呼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