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0后上海妈妈的“静安情结”

梁芷瑛 整理

母亲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候都会拿本毛主席语录拍照

我生于1968年，是上海静安区人，嫁给了一个香港人，1995年离开上海，去了加拿大，生了你，2001年我们全家回流香港。

其实我的出生地是青海，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放弃了上海胸科医院的工作，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 于是去了青海省西宁，在那里认识我的父亲，也就是你外公。由于他们还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托给了外婆，从此住在陕西北路的这个房子里，直到我离开上海。

比起父母我与外婆更亲，可能因为这样跟父母关系一直比较生疏，所以就算来了上海，有时候事情多也不一定会看到两老。虽然我是被外婆带大的，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倒是跟着父母的。

那时候因为打仗，静安区被外国人当作管辖区，而慢慢发展起来。在两次淞沪战争中，静安区都没怎么受到破坏，城市规划的也比较好，因此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群都住在静安区，于是我们叫静安区做“上只角 ”（注：是上海话，高档区的意思）。

以前这一区的房子都是有钱人家拥有整栋楼。外公好像是有说过，我们住的这幢“太平花园”老早是老外的花园，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赤膊在那里晒太阳，所以这里才叫“花园”。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房子就被隔开为一间间小房间，随后就陆陆续续有人家被分配进去，也有人趁乱就占据进去。但我们家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就没问了，外公外婆也没说。从我记忆开始就住在这里，所以我认定了这里是我的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房子，也为它自豪。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多同学家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的，要自己生煤球炉子刷马桶，拎着木马桶出去咵嚓咵嚓每天刷。但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有煤气有抽水马桶的，属于相当幸福的。我们那一栋楼有四层，我们又刚好住在四楼，有一个很大很开的阳台。老早我们上海滩最高的房子就是国际饭店。上海10月1号会放烟花的，一个就是在人民大道那里，一个就是在中山公园。我们家那时候来说就属于上海滩很高的了，所以可以看到两边的烟花，那时候我们的娘舅的同事全都涌到我们阳台来看烟花。现在你到我们家看出去，旁边已经被中信泰富、银发大厦、恒隆广场等围墙围住了。

小时候过节确实闹忙，特别是过年。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说要什么就能买到的，什么都靠自己做，所以提早一个月就要准备了。像是吃个汤圆是要很多功夫的。我们要磨好水磨粉，水磨粉就是先买糯米回来用水浸过夜，完了用石磨把它磨成粉，在磨子的口要放一个布袋把粉接着，让水流走。做得不好这个粉会变成橘黄色的，就是时间太长或者是晒到太阳了。芝麻就不用讲了，从洗、炒、松，都要自己做，连猪油都要自己拿猪皮把上面那个像网一样的东西剥出来，把它松开，和松好的芝麻捏在一起，再做个球当汤圆芯子。我们还会做芝麻糖、花生糖，把芝麻和花生炒好，再加入锦糖（麦芽糖） ，和芝麻和花生一起炒，那个热要掌握好，好了要快速倒出来，在板子上倒点油，像擀饺子一样把它擀好，趁它热快点把它切好，不然冷掉就无法切了。那时食材全部要凭票去买，东西都要自己做，还没有冰箱，所以很考功夫的。

还没念小学之前，我被看中去练武术，后来还加入了在人民大道上海市体育宫的上海市武术队。那时外婆还很支持我去打武术，因为那时候我们买吃的是凭票的，但是进武术队就可以保障伙食好，会有牛奶、鸡蛋、肉吃。如果我去少年宫、体育馆、人家单位等表演，还会被奖励一些点心，有老外会送小礼物。我会在各种地方练习，像静安公园、西康公园、附近的几个少年宫。

母亲在静安公园打武术的照片

以前静安公园是很大的，现在小了。倒反而是对面的静安寺，以前老小老小的，就是你站在前面都不知道里面有个庙。我老早一直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叫静安寺，原来是因为有间庙，你说有多小，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一趟都没进去过。

小学至到初中时期可以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小学时外婆老是带我到陕北菜场去买菜，我就拿个篮头跟她排队。以前买菜要排队的，譬如说买蛋要凭票子，每家人家会有蛋票和肉票，是配给供应的，不是随便买的。而且要票子以外还要排队的，通常外婆会排在肉摊，她就叫我排在卖蛋的那里。我就老乖的早上五点半就爬起来跟她去排队，买好以后外婆就会奖赏我，到对面友联去买一两生煎给我吃。这就是我们真静安区人的回忆。

如果我同外公一起出来的话，他就会买酸牛奶给我吃。就是在小菜场旁边，就是现在南阳路出来，做指甲那边附近。那间小店我们一走过，外公就会给我吃牛奶棚出的酸牛奶，一角九分。那夏天呢，四分钱一根棒冰，八分钱一根雪糕，我还记得光明牌冰砖分简装和方砖的。下半天有辰光就去石门二路上的冷饮店吃冰霜或者刨冰。

我们陕西路走到南京路，就是恒隆广场的位置，以前有间很有名气的理发店叫“白玫瑰”，除了“南京”就是“白玫瑰”，旁边就是“立丰水果店”。中信泰富这里就是很有名的“泰康食品店”，现在大家吃那种日本泡芙，老早那里就有卖了，几分一个泡芙。旁边就是“富丽布店”，我专门跟外婆去买布的，对面就是“蓝棠皮鞋店”，那时候最牛的人都要穿蓝棠的，现在还在。那么现在恒隆南京西路对面的位置就是“平安电影院”，现在没了，我小时候一直去看电影的，两分钱，有时候学校里还会发票子。旁边就是“珠江饭店”，吃广帮菜的，最记得它的糖醋小排骨，现在已经找不到那种味道了。你说我为什么喜欢静安区，你就这样手数数就能讲出我们静安区的历史，多少有名的企业的原址都在这里。

母亲记忆中八十年代静安的陕西北路至南京西路一带，解放前叫西摩路（注：是陕西北路的旧名，是陕西北路新闸路以南部分在1905至1943年的名字） 。

 
到了11岁左右，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就没再打武术了，因为有一趟外婆恰好帮我送东西，看到我在体育宫的看台上要练兔子跳，外婆眼泪就流下来了，也差不多要考初中了，所以就没有再练武术。当然，我是开心的，一种解放的感觉，毕竟打武术是很苦的。到初中又开始谈恋爱了，其实也不是谈恋爱，那时候也就只是暗恋你就传张纸条。因为刚改革开放，台湾的校园歌曲特别流行，所以男生就拿了一把吉他，穿着喇叭裤，唱那些台湾的校园歌谣，像《阿美阿美》、《外婆的澎湖湾》、《垄上行》、《抓泥鳅》，这样就会觉得很帅，最流行就是邓丽君还有刘文正了。那个美好的年代的歌，到现在听到还是特别舒服，这才是最最好听的音乐。那时期没什么学业上的压力，又没人管，再加上外公外婆还很疼爱我，所以过得很幸福。

1978年改革开放，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就可以开始穿花衣服，老早就只能黑的、白的、灰的、蓝的。80年代开始，有海外关系的话就会收到香港那边带来的衣服、食物。然后家里开始有电视了，那种黑白电视，大家一起看排球女将的小鹿纯子、山口百惠，日本电影最多。那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觉得憨，因为看电视的时候偶尔会有香港的广告混进来的，然后就很清楚看得出有差异呀。

我最记得香港有个广告有一个白猫牌洗衣粉，就是一个女人穿着一条的裙子，有个卡通的猫在跳来跳去，还说着“白猫帮你手”，很活泼的。上海的广告呢，就是一个人戴了个手表，然后用像要去打仗的语气讲：“上海牌全钢手表”，像现在我们看某些新闻的语气一样，真是“巴”得不得了。

那辰光家里有一部彩色电视机是不得了的事，绝对是大户哦。那时候要买这种大型的器具都要很多程序的，有四样东西最厉害，录音机、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脚踏车 （还有分18”、24”、26”的尺寸）和电视机。我们现在买电视两千多就能买一个，但我记得那时候赚钱帮外婆买一个彩电是要六千块钱的。但不是你有钞票就可以买到，比钱更重要的是当时有样东西叫外汇劵，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要有海外关系来中国，然后就能凭他们的外币换这外汇劵（注：又称外汇兑换劵，那时候是为了方便给外国人和港澳台侨方便在中国消费而使用的，因为在市面上并不接受外币流通。凭外汇劵能够买到更好和进口的商品，所以之后本地人也就想办法弄这种劵来。这个制度在95年正式取消了，这种双货币制度共实施了15年） ，用这些劵才能买到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海外关系呢，就要去问黄牛买，用人民币以较贵的价钱换外汇劵。我们第一部黑白电视是我父亲开后门帮我外婆买的，因为他当时在江西铜业里做的，就托人帮忙弄一个黑白电视。以后因为隔壁买了一部彩电，大家就心里不平了，一般性隔壁都不会把门开着的，买了个彩色电视就把电视对着门口，把门开得很大。我记得很清楚电视在放《霍元甲》，他们的《霍元甲》是彩色的，我们是黑白的，小孩们都站在门口伸了头在看。结果我外公看不过去了，他一向不求人的，但这次就拜托了他住在香港的妹妹，让她多带点外汇劵，我当时因为在酒店里做，找到一些关系弄到些外汇劵回来，买了一台彩色电视，大概是84、85年的时候。

之后1989年我们有了第一台冰箱，还没有冰箱的时候我们老苦的，工作的宾馆刚开的时候是八月份，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员工，要帮助搬东西、收拾、打扫，还没有吃的，附近又没有饭店，更没有外卖的咯。于是外婆就要很早爬起来，帮我煮好一盒饭，不然前一天煮好会馊掉的。以前呢，如果真的要放食物呢，要把剩菜放到锅里煮开，煮好就不要再开锅盖了，不要让细菌进去，然后用一个大面盆放水，把锅子漫在里面过夜。所以我就发誓一定要买一个冰箱。后来买空调就不用外汇劵了，我记得是在1990年，是春兰牌空调，当时是名牌呀。

当时你显示身份不是买了个空调，而是你有办法弄来一个电表。因为那时候开放了，电器可以随便买，也不一定要用外汇劵，倒不是因为取消了，大概是因为商品越来越多了，就不一定要用那个劵买。话虽如此但还是很蛮贵的，我记得我买的时候好像是四千多块钱。可是更麻烦的是换电表，因为当时的电表是大家接在一起的，叫小火表，所以如果有一个用电量太高会爆掉的，因此你要弄个空调就要把你的电表独立出来，我们叫大火表，然后要独立出来是要开后门，我托了个朋友弄了电表就马上买了空调。

要在自己家弄个电话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在电讯公司实习过，就跟里面的人有点关系，让他们帮帮忙，请他们把我们家申请的顺序排前一点，所以我申请了几个月就帮我们装了。

以前没有自己的电话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辰光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说要打到你那区的公用电话亭，会有个老太婆坐在那个亭子里，人家就会跟她就要找住在哪里的谁，完了用个小本子写下来，就拎着一张小纸条来叫你，有时候还不是马上叫的哦，要等好有几个人才来找人。叫了你之后就给她四分钱拿了那张写了来电者电话号码的小纸，去可以打出的公共电话回电，刚好对面大同里旁边就有一间烟纸店，我通常去那里回电。我记得北京路和新闸路上都有公用电话，但就是对面多一个可以打出去的电话。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打个长途电话多吃力呀，要等这个电话转来转去，可能打只电话要半个钟头。说到电话我又想到当时没电话前还要靠发电报，在南京路上有一个邮电局，卖报纸和收包裹的，在蓝棠皮鞋店旁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物资短缺，但大家脑子洗得很清爽，民风很纯朴，生活得很开心。以前未开放前就只能听革命歌曲，《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一类的，开放后开始可以听到邓丽君的歌，其实官方是不容许的，因为毛主席说是靡靡之音，所以我们就私底下在传来传去。以前用的磁带，就要用四喇叭的录音机，可以录到另外一盘去，单喇叭就不可以了。无线电还会用来听各种音乐或戏曲，评弹 ，就是拿着把琵琶在弹的，那种是真正老上海、本地上海人听得最多的。说起来，我从小就经常跟着外婆去美琪大戏院看戏，我外婆什么戏都看的，剧里的主角我们叫“大佬倌”。

到了高中，就要向美好童年时光告别。高中时期人就开始进入青春期，失去了以前小孩子精灵可爱的模样，于是大人就不再宝贝你，还会看你不顺眼。其实我一向学习都很好，在学校名列前茅，并且英语很好，可是因为家里觉得念大学又要花钱，而且不知道有什么用，就不让我念书，只想我快点去赚钱。甚至当时班主任都到家里来劝外婆说让我读大学，但外婆也只说父母没钱给我念书，最后还是无法升大学。

我很伤心，我很喜欢念书，而且我知道如果可以继续升学一定很出色，可惜那个年代就没成就我。再加上那时候不再得到外公外婆疼爱，反而嫌弃你没收入但还在家里，所以很想把你派出去工作。那段时间是我最最不开心的时候，就每天晚上站在阳台上对着月亮星星哭诉。家里想我随便去个工厂工作就可以挣钱了，可是我又不愿意，也无法上大学。当时恰巧改革开放，酒店行业开始发展了，于是就误打误撞考到了这个第三条路，就是一个旅游职业学校。由于开放了，慢慢有老外会来上海，需要英语好的人，也刚好中了我的长处，于是前路和方向逐渐变得明朗和稳定。

在16岁那年，我被派去深圳工作，离开了静安，离开了上海 。

1995年告别上海去加拿大的开头十年，说实话还是特别放不下我一直生活的地方。那时候打长途电话很贵，差不多十块钱一分钟，但我还是会每个星期打电话给外婆。后来刚刚回流回香港时，我几乎每三个月就会回一趟上海，即便可能只是三天。我同学就嘲笑我，在北京路陕西路上的梧桐树上打了很多只结，解也解不完，三个月就又会“死”回来的。但到底在留恋什么，是思念外婆烧的饭，还是思念思陕西路的感觉，我也说不清楚。但反正回来就觉得头也不痛了，胃口也好了。

离开这里二十多年了，现在为了老房子装修再次回来算是要住上一段时间。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找到很多以前我外公用过的东西，像是亲手帮我做的风筝，还有以前外公一直帮家人修皮鞋的用具，就想起以前外公什么都是亲手做的，老早的那种椅子、鱼缸、水池的装饰，到元宵节的兔子灯，我还记得这个兔子灯老大的，先用竹片绕一只兔子的形状，再用白纸糊上去，下头装四只轮子，可以将小人摆在里面拖着，小人拎出来了就放两个蜡烛，做成灯笼，做得很精致。以前新年的对联都是外公写的，虽然手有点抖，但还是写得很嗲，可惜没有留下来。 

原本的邻居也基本上都离开了，现在这里就剩下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地人。我们那条街很特别，虽然我们基本上是欧洲式建筑，但却夹着几条上海风味新里（上海的新式里弄） 。现在石门一路把路扩得很大，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地方。我的地方就是马路不是很阔的，但旁边又种满了梧桐树，隔壁是欧式风格的建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家。有时候去欧洲旅行，看到那种街道会很亲切，香港当然也有那种西式建筑，可是从小在这里生长，感觉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种无法媲美的感情。 

【整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