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分野与信仰：金华地区的星神崇拜与景观建筑｜202406-67（总第2754期）

分野与信仰：金华地区的星神崇拜与景观建筑

文 / 邱靖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古代的“天文分野”是将天上的星宿或星区与地上的不同区域相互对应的思想学说，在文献记载中又称“星野”或“星土”。它最初是由星占学衍生出来，旨在建立起天地之间的映照关联，以便依据天象来判断地上人间的吉凶灾祥，即《周礼·保章氏》所谓“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大概在战国时期，逐渐出现了一些较为固定的星土对应关系及其星占事例。至汉代形成了体系化的天文分野学说，以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对应十三国或十二州地理系统，后经西晋天文星占家陈卓厘定，最终确立了以十二州兼容十三国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作为中国传统军国星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典的分野学说被广泛应用于中古时期的各种星象占测之中。而且它所建构的天地对应模式还对人们的地理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汉书·地理志》所记刘向“域分”中就已吸收分野之说，将西汉疆土划分为十三个分野区域分别记述各地的人文地理状况。至唐宋时期，分野学说又完全融入了中国传统地理学，广泛见诸各种地理志书，成为考订地理沿革的一部分。以致宋代以后尽管传统星占学及灾异政治文化衰落式微，分野学说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大大减弱，趋于消亡，但在民间社会却随着方志编纂而愈加流行，直至清乾隆以后才逐渐消退。

对于分野说由天学向地学的转变，固然值得关注，不过除此之外，还应充分注意分野说对“人”的影响。清人周于漆谓“分星、地舆与人事，三而一者也”，  指出分野思想其实贯穿着天、地、人三方面的因素。他主要是针对星占灾祥中的分野说而言的，天象异变通过分野体系对应到具体的地理区域，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事休咎上来，故三位一体。但其实，在星占学褪出之后，分野说仍然发挥着沟通天地的作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金华的区域文化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典型的研究案例，可观分野思想之流变，体察天、地、人三才之互动。

金华地处浙江省金衢盆地东部，不妨先来梳理其建置沿革。春秋战国时期为越地，秦、汉属会稽郡，三国孙吴时分会稽，置为东阳郡，“晋、宋、齐皆因之”。  南朝刘宋郑缉之撰《东阳记》是金华地区最早的方志，其中提到“东阳上应婺女”。 “婺女”即二十八宿中的女宿，又名“须女”。据《史记·天官书》所记二十八宿对应西汉十二州的分野体系，“牵牛、婺女，杨（扬）州”；  而汉晋文献记载二十八宿与十三国分野说，具体的星土对应关系有所出入，《淮南子·天文训》谓“斗、牵牛，越；须女，吴”， 《汉书·地理志》称“吴地，斗分壄也；粤地（指岭南地区），牵牛、婺女之分壄也”，  还有的以“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须女、虚，齐之分野”，  婺女星所对应的地域各有不同。《晋书·天文志》记载陈卓分野体系，以斗、牵牛、须女为吴越及扬州之分野，  后为定说。金华本为越地，州域属扬州，从理论上来说，其分星可为斗、牛、女三宿。若按照陈卓进一步析分星宿度数的“州郡躔次”体系，“会稽入牛一度”，  则金华当对应牛宿，而《东阳记》径以其地上应婺女，虽与陈卓“州郡躔次”不同，但仍符合西晋以降定型的二十八宿对应十三国、十二州地理系统。

南朝萧梁，改东阳郡为金华郡。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称“《玉台新咏序》云‘金星与婺女争华’，故曰金华”，  似乎金华得名与星宿有关，后此说广为流传。按《玉台新咏序》乃梁武帝时徐陵所作，其中有一句“金星将（一作与）婺女争华，麝月与（一作共）嫦娥竞爽”，  但最近有学者考证，金华地名之由来实与此诗句无关，祝氏之言乃宋人牵强附会，“金华”应得名于当地自东晋以来的道教名山——金华山。

梁亡以后，陈武帝改置为缙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置婺州，盖取其地于天文为婺女之分野”，  直接以《东阳记》所载该地对应的分星为本州之名，  这可能是明确依据天文分野命名州郡的最早事例。  后隋炀帝废州制，复置东阳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回改为婺州，然玄宗天宝元年（742）又改曰东阳郡，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复为婺州。其后历五代十国、宋、元，婺州之名皆因袭未改。至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婺州，改为宁越府，二十二年（1362）又改为金华府，  延续至今。由此可知，金华的婺州旧名来源于本地上应婺女星的分野说，曾沿用七百余年，那么这种天文与地名的关联有没有对当地民众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产生直接影响呢？下文将作解答。

由于分野学说属于天文星占的范畴，在中古时期这些知识多被统治阶层所垄断，禁止民间私习私议。  不过，同时分野说又具有一些地理学的意义，特别是自《汉书·地理志》采录之后，开始进入地理著述，时有援引，如上文所引郑缉之《东阳记》谓“东阳上应婺女”，婺州的得名即与此有关，又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也记有巴、蜀对应的分星，  说明天文分野的知识已有流向民间的迹象。唐宋以降，随着分野学说与传统地理学的融汇，分野知识的流传更是渐趋普及化与常识化。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建置婺州的社会影响便会更加清晰。婺州之名得自金华上应之婺女星，这个州名的行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对本地分野的认识，尽管普通庶民很可能对分野学说并无系统了解，但却知晓婺州与婺女星宿之间存在着一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对应关系，这为分野说在民间的流行奠定了认知基础，并由此催生出婺女星君的民间信仰。

据明初宋濂所撰《重建宝婺观碑》，  唐武德四年复婺州，当时州人便建造了一座婺女星君祠（亦称“婺星祠”），专“祠婺女星”，“初在郡城西北”。吴越国时，刺史钱俨将婺星祠迁徙“于子城上西南陬”。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知州洪迈向朝廷请赐额名“宝婺观”。元代曾两次被毁，皆由官府重建。  明洪武五年（1372），“观复灾”被毁。宝婺观的主观道士杨道可欲重修，与其徒德生、德清谋曰：“祠星所以休民，兴役而出于官，是厉民也。厉民弗祥。”意谓婺女星保佑黎庶，与民休息，而官府兴役修建妨害百姓，非祥也，故此次重建宝婺观，不准备依托官府，而由杨道可在境内化缘，“告于众庶”，募集资金、建材，然后“僦匠傭工”，兴建殿宇。工程始于洪武六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杨道可请名士宋濂作文记之，宋濂欣然应允，记云：

道可持币走告于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泽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反睦，将陷郡，统领刘光世讨之，兵次兰溪，未敢进，梦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刘至，盗党就擒，及谒星祠，其像如梦中，一指将墜。开禧三年（1207），大水，先期告守土吏为备，民不漂溺。景定四年（1263），武义山寇为乱，来犯城，南屯于溪南，遇媪鬻履，长数尺，盗怪问之，媪曰：‘城中人履，皆如是耳！’盗惊散去。元至元十三年（1276），郡既降复守，元将高兴怒，欲屠城，梦神谕以勿杀。明日，以火矢射观，矢返堕，军中见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骇，遂下令讽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1356），沿海翼兵自兰溪夜叛还，谋袭郡城，神化妇人导叛兵食瓜田间，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兵有备，遂伏诛。此皆彰灼可征之大者，而疾疠旱涝之祷为尤验，固未易悉数也。”今观事幸复乎故，皆神灵之所致，愿记之。

由上可知，婺州因星野而得名，其与婺女星的固定对应关系确立之后，自唐初开始，婺女星君就被直接认定为护佑婺州的本地神明，建立专祠供奉，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信仰。而且宋元时期，还流传出婺女星君在每当发生战乱灾害之时显灵庇佑婺城百姓的种种故事，泽被苍生，故“州民瞻敬”，深受民众爱戴，据说“禬禳每效，福嘏频集，邦人奉承，无敢不肃”。  南宋时婺星祠赐名宝婺观后，婺女星君信仰遂又与道教相结合，如杨道可这样的主观道士“劬躬焦思，而尽力于神”，“为民祈福”，观毁复建，树碑作记，进一步扩大了婺女星君信仰的影响。在道可举述的星君显圣故事中，其神灵化身皆为女性形象，与婺女星神相符。道可重建宝婺观，欲为星君塑像，初未具，时任杭州卫都指挥使徐司马此前在镇守婺州期间“屡徼灵于星祠”，十分灵验，一日在杭梦见星君，便遣使者问建观所需，“以像阙告，因命斵沉水香为像”，像成置于观内灵华阁，“道可复迎其教所严事者共祠焉”。  可见婺州的婺女星君信仰具有完整的的祠祀供奉系统和广泛的信众基础，在当地颇为流行，“宝婺”也成了婺州（金华）的别称。

除婺州城中的宝婺观外，其下辖诸县内还立有分祠。如永康县西二百二十步有“婺宿宫”南宋末咸淳三年（1267）建。  又浦江县有“星君别祠”：“去县南一百步，星君即婺女星也。婺分直焉，其正祠在郡城宝婺观。元大德十年（1306）县人朱仙母病，祷之应，因与兄熊为立行祠于县之东南陬。至正十二年（1352）达鲁花赤廉公阿年八哈移建今所。”  知元大德中，朱仙、朱熊兄弟因在宝婺观为其母祈祷禳病得到灵应，而于浦江县东南隅建立了一座星君行祠，至正十二年县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又移建于县南，  次年落成，邑人戴良撰《新建星君行祠记》。  这也可以反映宋元时期婺女星君信仰在金华地区流传颇广。

在明清时期，宝婺观又屡有毁建。明“隆庆四年（1570）冬毁于火”，  “万历间，郡守曾如春、卢奇前后重建”，  大概此时改名为“星君楼”。  清顺治三年（1646）再次“毁于兵燹”，后由知府夏之中重建。  康熙二十年（1681），知府张荩、同知王禹兴重修，“庠生李一经与兄一鹤助以巨室材”，三十年知府王无忝再修。“嘉庆元年（1796），知府玉柱、副将保光捐修”。  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38—1841），郡人又加以修葺。  光绪二十一年（1895），知府继良“躬率郡之官绅士庶捐赀集议，悉撤其故而新之”，重建星君楼，次年落成，  保存至今。从清人碑记来看，明清时金华地区的民众仍普遍信奉婺女星君。如康熙二十年分守金衢严道梁万禩撰《重建星君祠碑文》云：“郡人岁时有献，水旱有祷，捍灾御患，蕃祉隆康，虽数千百年如一日也。”  金华知府张荩表彰曰：“宋景濂（即宋濂）纪星君之遗烈，如卖履食瓜、感梦止杀数事，是其神灵赫变祚国祐民者甚大。故昔为宝婺观，以俎豆之；继则改为星君楼，以崇礼之。”  至晚清，“观中奉祀分野之宝婺星君，捍患御灾，灵迹丕显，郡之人谨祀事焉”。  这些记载说明金华的婺女星君信仰自唐宋以来长盛不衰，婺星“祚国祐民”的思想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婺州之名来自以本地上应婺女星的天文分野说，从而给当地民众普及了这种固定化的天地对应观念，并诞生出婺女星君的民间信仰。在这一过程中，分野学说对人们认知的影响并非通过其原本的星占灾祥功能，而是建立起了特殊的星神崇拜。在自宋代以后星占灾异政治文化日益衰微的背景下，天文分野之说仍长期流行于民间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恐怕就是民众的这种星神信仰。

其实，从宋代开始就一直有学者对传统分野说提出各种质疑和批判。  对于婺州专祠婺女星的分野说依据，有人就曾表示非议：“说者乃谓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为星纪，吴越之分皆属焉，何独婺之人得专祠婺女乎？”对此宋濂回应道：“是不然，吴越之分固广，而斗、牛、女之所该亦广，苟以躔度细推之，郡之墟正上直于婺女尔，星之降祚，焉可诬也。”  按传统分野说中二十八宿及十二次所对应的地理区域是很笼统的，并未细化到具体某地对应某星。如《晋书·天文志》所记分野体系，以斗、牵牛、须女为吴越之分野；若按星次论，则“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吴越之分野。  斗、牛、女三宿及星纪之次所含盖的天区很广，吴越的地域范围也很大，凭什么唯独婺人专祠婺女星。宋濂仍欲维护传统分野说，解释称以星宿躔度推定可知婺州正上应婺女星，天星降福，不可不信，且又言：“婺女之于兹郡，犹参之于晋阳，辰之于商丘，固宜祠而祭之。”  此处所引的典故是相传上古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迁居于商丘，主祀辰星，后商人因之，故辰为商星；幼曰实沈，迁居于大夏，主祀参星，后唐人因之，唐灭封晋，故参为晋星，  据此则婺人专祠婺女星的情况当与之相同。不过后来，金华人郑宗疆写了一篇长文《婺星所舍辩》，详细论证了星占意义上的“分野之说，即星之所应，言之则可，以地验之则不可”，认为传统分野说不可信，然又极力赞同主祀之星说，明言婺郡祠婺星乃“因所主宇而祀之，非有局于分野”。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某些明人在已认识到传统分野说荒诞不经的情况下，又试图保存金华本地与婺女星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星神信仰而做出的一种辩解，后清人又多承袭此说。但无论如何，金华上应婺女星的观念最初来源于天文分野的星土对应之说是毋庸置疑的，由此衍生出祠祀婺女星君的民间信仰，这可谓是分野思想在区域基层社会传播的一种流变形式。即便在明清时期传统分野说本身遭到批判，但这种源自分野的星神崇拜却在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得以长存。

如上所述，婺人因其地之分星而崇拜婺女星君，并建庙祠祀，从而营造了一个重要的信仰空间和实体建筑，起初为婺星祠，南宋赐额宝婺观，明代改名为星君楼，这在历代金华城内都是一座十分著名的景观。清人甚至还将星君楼视为婺女星君的化身，金华本地之所以风调雨顺、人杰地灵、商贸繁荣，即有赖于星楼的显灵赐福，这也是每一位助成楼者的功业，其云：“今者人事告虔，天庥滋至，三时于是乎不害，万宝于是乎岁登，百室于是乎盈宁，人文于是乎蔚起，商贾于是乎辐辏，皆是楼之炳灵，即皆成是楼者之辉映也。”  这就把天、人、楼三者串联在了一起，共同构成民众的信仰世界。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一建筑景观的变迁，特别是其与当地另一名胜八咏楼的关系，以见星神信仰流行所带来的文化汇聚效应。

前文提到，唐初婺州建婺女星君祠“在郡城西北”，吴越国时刺史钱俨将祠迁徙“于子城上西南陬”，具体位置是在子城西南的桐树门。  按唐代婺州原本只是一座“周长四里”的小城，至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吴越国王钱镠割据两浙，在小城以外加筑了一圈“周十里”的大城，之前的小城便成为了子城，地处今金华市东南的高阜台地，地势明显高出周边一截。  此后历宋元明清，金华府城虽屡经修建，但子城范围基本保持不变（见图1），婺星祠亦有多次毁建，然其基址未改。

图2 万历《金华府志》所载《金华府境界图》

图3 康熙《金华府志》所载《金华府治图》

目前所知，有关婺星祠建筑布局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明洪武五年杨道可重建之宝婺观。宋濂《重建宝婺观碑》云：“甓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间，其南为重阁三间，殿与阁之中构为飞亭，亭之后先联屋以合庭霤。三门旧在阁南，正直通塗，今迁阁东三十步。由门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于阁。三门之右，别建玄坛庙，余若斋居宾馆之属，各以次就绪。”  可知明初重建宝婺观在原址上有所增广，南为重阁三间，即奉置婺女星君神像的灵华阁，北为正殿五间，中间有廊屋、飞亭构成庭园。观之山门开三洞，原在阁南正中，今往东挪移三十步，信众入观，需先循廊西上至玄武神祠，然后才能到灵华阁，盖因婺女星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故设有玄武神祠。此外，山门另一侧还建有玄坛庙和斋居房舍，规模可观。

明清时期，宝婺观又经数次毁坏复建，其具体的建筑格局大多已不知其详。不过，明万历《金华府志》所载《金华府境界图》（见图2）和清康熙《金华府志》所载《金华府治图》（见图3）在府城中部均绘有“星君楼”，  尽管二者所画位置并不一致，有所误差，但其图像皆为高耸的重楼，说明其标志性的楼阁建筑相沿不辍。光绪二十一年重建星君楼，有记曰“首正殿，次中庭，次前楼，从而两廊缭垣，以若左近蓉峰书院之属，并于升阶而上”，  显示出清末建造的这座星君楼主体是由前楼、中庭、正殿及两廊垣墙构成，这一建筑格局保存至今，然较之明初当已大幅缩减。

说起金华的星君楼常常会与八咏楼混为一谈，今人皆未厘清，  那么这两座名楼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八咏楼相传是南朝萧齐隆昌元年（494）东阳太守沈约所建，原名玄畅楼，沈约赋诗八篇，题于楼壁间，“时号绝唱”，  广为传颂，至唐代遂改名为八咏楼，  历代文人墨客来此题诗作赋者甚多，可谓当地的文化胜地。此楼不知毁于何时，北宋景祐二年（1035），知州林洙重建。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郡人唐仲友作《续八咏》诗，序云：“郡西楼以八咏名，文高而宇褊，太守参政李公即其东，更剏宏敞于旧，目力所及，旷豁几倍。”  据唐氏自述，林洙所建之八咏楼当在婺州城西，殿宇狭小，淳熙十四年时任知州李彦颖在其东边创建新楼，规模数倍于旧，仲友于落成之日登楼观赏，赋诗刻碑。  这次迁建的结果很可能是使八咏楼与宝婺观相毗邻，后来宝婺观将八咏楼包纳入其中，连成一个建筑群。嘉定十二年（1219），叶适作《宝婺观记》，开篇谓“观即八咏楼也，道士陈守正职补治，历十年乃具”，  明确说此时宝婺观又被称为八咏楼，可见经过道士陈守正的十年营缮，二者已然合为一体，自此命运相连。至宝祐四年（1256），郡守谢奕修又对宝婺观内的建筑做了“改创”，  郡人王柏作《宝婺新楼赋》云：“一念差兮百智穷，八咏八咏兮胡为乎楼中。”  可知当时所建宝婺观中的“新楼”乃是八咏楼。其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方凤游览金华，自述正月十九日“入宝婺观，谒星祠，登八咏楼”，  亦可证星君祠与八咏楼二者当同属宝婺观。

在元代，宝婺观两度被毁。明洪武五年重建宝婺观“前殿灵华宝阁，东建玉皇阁”。  宋濂撰《重建宝婺观碑》提到观“三门之右，别建玄坛庙”，这很可能就是“玉皇阁”，盖此殿起初本欲为供奉赵公明的玄坛庙，后改成玉皇阁。据说玉皇阁其地就是八咏楼的“故址”，  万历《金华府志》称八咏楼“近改为星君楼之玉皇阁，道士移其扁八咏门城楼上”。  此处所谓“近”当指洪武初，玉皇阁乃是宝婺观（万历中更名星君楼）的附属建筑，观中道士将原八咏楼的匾额移置于临近的金华外城八咏门城楼上，观主杨道可还曾编辑过一部《八咏楼诗纪》三卷，宋濂作序。  可知明初虽未恢复八咏楼的景观，但人们应该知晓宝婺观与八咏楼之间的联系。

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卢奇任金华知府期间，“郡守卢公复取休文遗咏，刻石于祠星君之后阁，此八咏之流芳于婺观，其约略可概见焉”。  卢奇将沈约（字休文）的八咏诗刻石，置于星君楼后阁之内，从而使八咏文脉得以赓续，自此星君楼与八咏楼便开始纠缠在了一起，给人以星君楼亦即八咏楼的印象。历经明清鼎革之兵燹，顺治年间知府夏之中重建星君楼，其建筑格局想必与明代不同，后康熙二十年知府张荩修缮时，“又重建八咏，附其内，有碑记”。  这里所谓“重建”不是指另建一座八咏楼，而是因“卢公向刻沈公之八咏，亦皆碑残礟落，豖亥难凭”，  故于星君楼内重刻沈约八咏诗碑。在清代，金华人常以星君楼（或宝婺观）与八咏楼连称，在记叙建楼沿革时也往往会掺杂两楼的历史，不加区分。如道光三十年《重建宝婺观星君楼碑记》，碑文首行题名为“重建宝婺观八咏楼记”，正文主要叙述的是八咏风韵；光绪二十二年的重建碑，碑额即题作“重建宝婺观八咏楼碑记”。久而久之，人们就彻底混淆了星君楼和八咏楼之间的历史因缘，以为自建楼之始便是一楼两名。不过，其主体性质还是宗教寺观，晚清时复其旧名宝婺观，并建立董事会管理其观田租产。  但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婺女星君信仰逐渐消亡，星君楼的社会影响大大降低，而八咏遗韵仍名扬乡里，于是这座名楼便正式换上了八咏楼的牌匾，今已看不到任何星神崇拜元素。

婺星祠（或称宝婺观、星君楼）是金华地区婺女星君崇拜的物理空间和实体象征，历代修建具有鲜明的景观效应，有助于信仰传播，并且使得本地上应天星的分野说在民众中更加根深蒂固。而且有趣的是，金华本地的另一代表性文化景观八咏楼在南宋逐渐与宝婺观合为一体，体现出婺女星君信仰广泛流行所产生的文化汇聚效应，至明清时期八咏文脉的存续竟然依托于星君楼，同时也使星君楼成为当地人文荟萃之所，最终八咏楼又“喧宾夺主”，取星君楼名而代之。

通过考察金华的区域文化史我们知道，金华古称婺州，乃因其地上应婺女星的天文分野说而得名。这一星土对应关系的流传催生出了婺女星君庇佑婺城生灵的星神崇拜，当地民众立祠供奉，历代官民兴修营建，出现了像宝婺观、星君楼这样的地标景观，甚至还将本地另一文化名胜八咏楼亦包纳其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依托于这一婺女星君信仰及其建筑景观载体，金华地区逐渐形成了浓厚的“宝婺”文化传统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清代便称金华书生为“宝婺生”，  直至今日当地民众仍寄予着宝婺星辉祐金华的美好祝愿。

其实，这种由分野学说衍生出来的天地认知和星神信仰在地方社会广泛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只有金华一例。又如浙江丽水，南北朝时为永嘉郡，隋开皇九年平陈，改置处州，十二年又改曰括州，至唐大历十四年（779）因避唐德宗讳，又回改为处州。  据传处州之得名乃因“适处士星见分野”，  意谓隋平陈时恰有处士星（即少微星）见于永嘉所属之天文分野，  遂改名处州。后来当地人便建有“应星桥”，  久之又在桥上建楼名曰“应星楼”，南宋叶宗鲁撰《处州应星楼记》叙其原委云：“在昔有隋处士星见，因置处州。然则吾州素号多士，衣冠文物之盛，得非星分之应耶！州治东南三百余步有应星桥，会城郭之水尾闾□下归于大溪。桥之西隅居民屋坏，每遇溪流□涨，必为冲浸。嘉祐间，郡守崔公愈始作石堤以捍水患，就桥立屋。时迁岁久，雨剥风颓，庳陋不耸，无以壮水□之势，士民佥以为言。岁在丁卯（开禧三年）七月初吉，郡守寺丞王公庭芝撤旧图新，敞以高楼，载揭扁榜，因以名之。”  尽管处州并非直接得名于其所对应的星宿，而因处士星见于其地之分野，但仍蕴含着天文分野思想，这从“应星桥”之名即可窥知，人们亦将处州“多士”视为“星分之应”。北宋嘉祐中在桥上立屋，至南宋开禧三年又改建高楼，因桥为名，“以祠星君”，是由于分野之说而成地理景观，引得民众奉祀。此外，北宋时山西汾州有“毕宿庙”，乃因“毕八星为天纲，赵地，冀州之域，分野所在”，  故建庙祠祀。扬州有“斗野亭”，原“在邵伯镇梵行院之侧，熙宁二年（1069）建，按《舆地志》扬州于天文属斗分野，发运司元居中名。绍兴元年（1131），郑兴裔更造于州城迎恩桥南”。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对于天文分野思想流变的考察应该“眼光向下”，追寻分野说对不同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和思想世界的影响，探究“分星、地舆与人事”的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