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亿产业巨变，“基建狂魔”的终局

来源：柏年说，作者：柏年

中国的“基建狂魔”称号，可能真的要谢幕了。

基建这个二十万亿级别的产业，再度迎来“核弹级”政策。

最近几个月，在地方财政吃紧的大背景下，基建领域里的重磅政策频频推出。

先是12个中西部省份，全面暂缓基建项目，国家要求重新审视地方基建项目背后的债务问题。

紧接着，最近另一项政策要求，将基建领域改革推广至全国。

除了中西部省份外，东部省份的地级市，如果自觉地方债务难以负担的，中央也可以帮忙纾困偿还。

但代价则是，地方基建权力、财政权力的全面上缴。

2023年，我国基建行业投资高达“23万亿元”，是房地产投资“11万亿元”的整整两倍，占我国GDP的18%。

这么大体量的产业，如今迎来巨变。其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基建狂魔”的由来

过去十几年，中国为什么能成为“基建狂魔”？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无外乎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建国后我国长时间处于“基建匮乏”的状态，基建不足制约了经济发展。

9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应该体会过家里频繁断电的滋味。

据统计，1992年这一年，甚至连首都北京这样的地方，一年都有100多天，不同区域、不同程度断电。

背后是中国电力基建的匮乏。

20年前，中国绿皮火车搞春运，经常出现“挤死人”的新闻。

背后是道路基建的匮乏。

基础设施匮乏，制约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我们要大搞基建。

而上述这些情况，都在新世纪后有了明显好转，也成就了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

但是最近5到10年，中国基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基建匮乏”走向“过度基建”。

根据国发院的研究，2011年及以前，中国每新增一单位基建，平均增加0.5个单位的GDP，经济效益较好。

但2012年以后，新增基建的GDP拉动作用，显著下降。

2013年至2014年间，基建的边际拉动降至0.13个单位GDP，2015年和2016年几乎为0。

基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不大了，那为什么此后，我们又搞了这么多年呢？

这里就要讲到，很多人不知道的第二个原因——基建，是地方获取“政绩”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一讲到基建，很多人就说，是为了托底经济、促进就业。

可是回过头来想想，促进就业，难道只有搞基建一种方式么？

把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养老金、医院医保、学校学费，让老百姓花起钱来更有底气，难道不能促进消费、提高就业么？

这是因为，过去我们的政绩考核是“唯GDP论”的。

基建是最有效的提升GDP的方式。投入下去，立刻就能泛起水花。

而作为对比，如果把钱用于民生，老百姓的消费是提高了。

但是比如，一个河南家庭消费提高了、买一辆小轿车，它是上海生产的，结果就会造成GDP的“外流”。

当地政府的资金，最后给外省市“做嫁衣裳”，这是地方官员不愿意看到的。

除此之外，在基建浪潮下，一个个拔地而起的新城、高速、机场，都是有实体的，都是可以写到地方官员的履历里的。

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消费提高了多少，都是虚的，很难作为政绩上报。

所以各种因素相加，共同导致了我们过去的财政支出，重基建而轻民生。

第三个原因，也是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就是基建涉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和蛋糕分配。

基建、地产通常不分家，基建搞得好，通常都能推动当地房价上涨。

这背后的利益网络，涉及到了土地财政、城投平台、房地产企业、建筑公司、钢铁水泥土石方老板乃至包工头，所有人都能在这场基建的游戏中“分一杯羹”。

作为对比，把钱用于民生、直接给到老百姓补贴，利好哪些行业和企业，都是不确定的。

所以地方的利益集团，也会劝说当政者，把钱多投入到基建当中去。

过度基建的代价

但是过度基建，这么干的代价是什么呢？

三个代价。

首先，造成了地方严重的债务负担。

根据广发固收的统计，包含隐性债务在内，2023年重庆、云南、贵州等10省份，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的5倍。

其中青海、吉林更是超过了8倍。

过重的债务负担，造成了地方政府为了还债，不得不从各处腾挪资金。

这间接导致拖欠企业账款、拖欠体制内工资等现象不时发生，乃至医院、公交等依赖政府补贴的福利体系，运转质量也有所下降。

其次，过度依赖基建，导致我们的经济结构中“消费畸轻”，不利于经济发展。

横向对比来看，“三驾马车”中，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2022年高达43%。

老百姓消费占GDP的比重，2022年只有53%，且2019年以来呈现下行势头。

作为对比，美国这一数字为80%。甚至连越南，都比我们高出10个百分点。

在当前这个基建回报已经趋近于0，而经济发展愈发依赖消费的大背景下，过度重视基建，是不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

第三，基建投资的背后，其实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

刚才讲到，地方政府依赖基建，为的是我的钱花出去，最后还流回我的口袋里，不能便宜了其他地区。

这么搞下去，地方各自为政，全国不能一盘棋，我们的“内循环”还怎么搞起来？

所以，今天中央借着这个“处理地方债务、帮助地方纾困”的由头，全面铺开对于基建、对于地方财政的体制改革。

基建改革全面铺开

改革分将为两个层次。

首先，就是中央拿出一定的资金，帮助地方偿还债务。

例如，2023年三季度我们发行了1万亿特别国债。

从2024年开始，我们还将每年发行超过1万亿的超长期建设国债，为的就是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但是，中央的钱不是白给你的，是有代价的。

代价是，拿了中央的钱后，中央要求收回地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同时加大对于地方财政的指导权。

这么干，直接带来了3个结果：

首先就是，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到位后，地方终于有钱可以清偿企业欠款和拖欠工资。

过去两年，地方教师、环卫工人、辅警等岗位，工资拖欠的情况不时发生。去年11月，国务院还组织过专项督查，摸排16个省份的相关情况。

今年，中央的钱到位了之后，有关拖欠企业账款和工资的情况，预计将得到缓解。

这对于很多体制内外的职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其次，刚才我讲到“过度基建”，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地方上的“政绩诉求”和“利益影响”。

基建审批权上缴，未来可以有效的遏制地方政府的“基建冲动”，避免过度基建、无效基建的发生。

这也就使得，基建这个二十万亿体量的大产业，未来增速将长期放缓。

第三，中央加大对于地方财权的干预，为的是促进财政资金投向民生、社保领域。

根据刚刚出炉的2024年预算报告，今年我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增速，都超过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向民生、社保领域倾斜。

其实，这也是今天发达国家的常态。

近些年来，不少留学生和游客，吐槽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旧，相关段子经常出现，国内的自媒体们也不免笑话一番。

但是不要忘了，在中国之前，这些国家也曾经是“基建狂魔”。

上世纪30年代，纽约帝国大厦竣工、胡佛水坝竣工，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打着内战。

此后，美国“基建狂魔”的称号，交给了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修建了98个机场、250条新干线、2800座水坝、1万条隧道和68万座桥梁，年平均投入20万亿日元。

在最巅峰的90年代，日本的基建投入，超过美国同行3至5倍。

但是此后，日本的基建也归于落寞。“基建狂魔”的称号，终于转移到了中国头上。

为什么美日、欧洲，后来都不搞基建了？

本质上是这些国家发现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社保领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提升民众幸福感。

再对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十几年来的基建浪潮，可能真的要落幕了。

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让出“基建狂魔”的称号，或许让给印度、或许让给越南。

基建退潮，改革不止

不过，我还是要提示大家，地方的“基建冲动”虽然得到了遏制，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体制改革的结束。

例如最近，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地方借汽车、新能源等赛道，重拾投资的冲动。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大手笔投向相关企业，最后企业破产，导致国有资金损失的新闻，是屡见不鲜。

例如，刚刚破产的高合，盐城、青岛国资方面投资了40多亿；

另一个破产的威马，绵阳、上海等方面投资了50多亿；

还有，曾经宣传“喝了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车，先后坑了鄂尔多斯、南阳等多个城市。

为啥，地方政府一说投向民生就“没有钱”，一说投向项目就能拿出来几十亿？

为啥，一些没有科研能力的四五线城市，还硬要吃“新能源”这口饭？

本质上还是“政绩诉求”和“利益关系”在作祟。

钱花到项目上，相关方都有“蛋糕”吃。钱给到老百姓，在“某些人”眼里就是打了水漂。

所以啊，基建的风虽然停了。

但是想要把财政资金真正投入到实处，投入到老百姓最关心的领域，国家需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改革这条路，我们还远远没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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