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改市,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由于县的重点是农业发展,市以非农为主,两者的发展机会也不同。“最根本的是建设城市中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牛凤瑞说。比如,一些涉及城市建设和管理职能的部门,如住建局、城管局等,机构规模将更庞大,以适应城建和管理的需要。
目前一些经济强县,经济总量超过了1000亿,已经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但却还是县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体制已经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也使得这些地方要寻求突破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需求与自身相适应的城市发展体制。
“就像孩子长大后还穿着小衣裳一样,改成市之后就可以穿更合适的衣裳。”牛凤瑞说,很多县,虽然还没有改成市,但实际上已经是个城市了,只是没有给他们名号而已,所以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此外,县改市,“名分”上带来的变化也很吸引人。福建一位县级官员告诉记者,由县改为市,也有利于扩大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地的招商引资。“毕竟,市长总比县长要好听”。
这种利好之下,随着县改市的重新开闸,地方也点燃了新一轮县改市的冲动。根据《决策》杂志报道,截至到2015年,已在民政部“排队”申请“县改市”的县,超过了200个。
专家分析认为,在接下来新一轮的县改市过程中,一定要设定严格的科学标准,循序渐进有序的推进县改市,避免一窝蜂和盲目跟风,符合标准的及时设市,不符合标准的拒之门外。
那么县改市到底有何标准?在2016年12月15日举行的2016年城市中国计划年度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表示,“新的县级市设立标准和程序已经制定完成,这为加快启动设立县级市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尽管新的标准尚未公布,但是毫无疑问,县域经济发达、区域内城镇化比例较高,城市规模较大的地方,撤县设市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也就是说,包括湖南长沙县,山东广饶县、邹平县,浙江嘉兴县、长兴县、德清县,江苏海安县等县经济实力雄厚、长年位居全国百强县行列的县,改市的可能性不小。当然,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和城镇化指标方面,中西部也可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所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集聚规模十分重要。尤其是城区人口的集聚规模,是是否改市的最重要的指标。”牛凤瑞告诉记者,一个县是否改市除了看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程度外,地理区位也是重要的因素。一些大城市辖下的县,比如湖南长沙县,尽管经济很发达,人口集聚规模很大,但这些地方县改区的可能性更大。“像长沙县现在已经与长沙市区连为一体了。”
在县改市和县改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比县级政府对县改市的渴求,县改区则体现了地级市政府扩张地盘的迫切愿望。不过是改成市还是改成区,还是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等二线大城市,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扩散力,其发展要素已处于外溢的阶段,周围的县改区之后,发展的潜力远远大于县域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的县改区也更受欢迎。
但对于大多数三四线地级市来说,由于还处在集化阶段,希望各个要素向主城区聚集,县改区只会进一步吸附周围县域的资源。这样的改区也往往遭到来自县一级的反对。